初 七 。

文/转。

“嘿，靓仔！”这广东腔普通话甜美如蜜，把我从纠结中拽回现实。身后站着一位高挑的姑娘，瘦瘦的，皮肤黝黑，穿着T恤加牛仔短裤，还挺漂亮。她颈上挂着一台美能达，看来也是和我一样的游客。

我正端着我的破相机，站在中山大学的大草坪上，纠结该怎么样把这片绿地和中间的孙中山雕像拍得更加完美，草地上总有学生穿梭来去，很难取到合适的景。正午的太阳把我晒得大汗淋漓，相机的把手上也都是汗水，取景器上朦朦的一片水汽。

“你好。”我点了点头，不知道她的用意，“需要我帮你什么吗？”

“噢，没有啦。”她大概看出了我的误解，“我是中大摄影协会的，你是我们学校学生吗？”

那是1997年的夏天，我十八岁，在高三到来之前，我跑到广州来看看我梦想中的中山大学。原来她是大学生，难怪看着比我成熟许多。

她叫朱愉萍，大我两岁。上个月在香港回归摄影展上，她拍的维多利亚港烟花拿了一等奖，于是用奖金买了这台美能达相机。这天就在学校随便转悠想拍点东西，顺便熟悉一下这台新装备。

“我看你在这拍了很久了，找不到感觉吗？”

我瞄了一眼她胸前的相机，识趣的说:“我这破相机，几百块而已，哪谈得上什么感觉，就是瞎拍而已。”

“不会啊，什么相机都能拍出好照片的。”她伸出右手食指，指了指脑袋，“关键，在于镜头后面的这颗人头。我看你满认真的，一定能出好片子。”

我们一路聊着，来到岭南堂的屋檐下遮荫，她从包里拿出一本画册扇着风，衣角和发梢都在迎风轻轻摇动。我心中一丝荡漾，举起相机，拨过指板按下快门，机身自带的闪光灯闪了一下。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又抬头看了看天，看了看身后这个三四层的建筑物，对我说道：“开什么闪灯啊，你这样拍是浪费胶卷哦。相机借我用一下。”

我把相机摘下递给她，她让我站到她刚才站的位置，然后她走出两步，半蹲下身，相机角度微微上扬，向着我按了一下快门。

“回去冲洗出来，比较一下。”她把相机递给我，“拍照，是光的艺术，但是光线太强也麻烦。你要研究光，而且，要自己去揣摩各种角度。”

她把美能达借我把玩了一下，我没敢给她浪费胶卷，所以只是摸摸看看，没有真正拍下一张照片。这台Dynax 505si上挂着一个变焦镜头，机身沉重，布满按钮，让我头一次体会到拍照原来是个很技术很专业的事情。我们互相留下了联络方式，那时候手机还没能被普通人消费，我们只有通信地址。不过再隔一年，我便会来到这个校园生活学习，跟着她好好研究摄影，我信心满满。

回到长沙，我把在广州拍的两卷胶卷冲洗出来，在岭南堂前的两张照片被我钉在书桌前的墙上。我拍的她，和她拍的我，一张就只是到此一游，一张是满带理想的人文写实，她的脸上还有树影投下的斑驳，而我从没觉得自己这么深沉。无数个熬夜温习的晚上，愉萍就在墙上看着我，她手上拿着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扇着风，青春的味道就从这张五寸相纸中飘散出来。

事与愿违，很遗憾我没能考上中山大学，高考三天我发挥太失常了，最终落得托关系才能在长沙的一个三流大学里勉强读个本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感觉我接下来的四年都没有希望了，整个人生仿佛在灰暗中往前熬，我写信给愉萍，文字里带着绝望。

过了一周，我收到一个大包裹，顺着回信，她把她的美能达寄给了我。她男朋友给她买了新的单反相机，这台也保养得很好，她希望我不会嫌弃。信中她说道，如果你真正爱摄影的话，在哪儿读书并没有影响。争取去纽约，国内没有什么学校真正能帮助到你的拍照。

四年间，我捧着这台挂着28-80变焦头的美能达东奔西走，拍下无数名山大川和江河湖海，我的作品一次次被贴在各种摄影展上，陆续它们一张张出现在摄影杂志上。我把这些发在网上，也每天去她的博客看她贴上来的新作品。我用拍照赚到的钱给它配置了新的广角大光圈定焦头和100mm微距头，手上这台老相机一直不停的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从自然拍到静物，从人像拍到赛事，囤积了满满两箱子底片，但是仍然最爱拍摄自然风光，对人文始终拿捏不准。

毕业后愉萍在中大当了助教，闲时仍然拍些照片。她有她的男朋友，我也和同班一位女生牵手了，我们之间慢慢的联系越来越少。直到我在摄影之友杂志上看到她的作品和作品下的头衔，才发现她已经是中国影协的成员了，回头翻翻我拍过的东西，总是觉得和她的比起来缺少了什么。

2003年5月，非典肆虐。当时我正在北京边工作边准备出国读书，突然接到她发来短信，说她们楼整栋被隔离了，据说已经有人死了，她很害怕。我极少接到她短信，看来这次真是挺严重，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尽量安慰了一番，然后她便没了回信。

我买了周末的火车票赶往广州，并没有提前告诉她。我从流花车站走出来，看到满城的人都戴着白口罩，这才感觉到一丝恐怖。我只能一边走一边安慰自己，既然他们都戴着口罩，那我就不用戴了，没人能传染我。我赶到中山大学，非但没能接近得了她住的教工宿舍楼，反倒我自己先被校方控制起来，强制隔离了。

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从一个重灾区赶到另一个重灾区，回头想想，真是不把自己小命当一回事。

一周后，我被放了出来，愉萍在招待所大门外等我，看到我便傻笑不停，一边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了两张。被隔离的时间里我耽误了太多工作，急着赶回北京，所以只够一起吃个晚饭的时间。我们便在中大门口找了个麦当劳凑合了一顿。

“你知道我进了影协把？”她埋头吃着，并不看我。

“知道，你这么年轻，就能有这成绩，看来大家都很肯定你，真是我的榜样。”

“我男朋友，他是影协的。年纪一大把了，拍的东西着实不错。所以你知道我怎么进的影协了吧。”

“那你们打算结婚吗？”

“当然不。我给你发短信前一天分手了。他神经病，想拿我当模特，做中国的荒木经惟。”

“荒木经惟？衣服向上撩起不脱掉，裤子扒到膝盖，不就是荒木经惟了嘛。”

“哈哈，你总结得真精确。想让我为艺术牺牲，神经病！”她把可乐杯重重的拍在桌上，以表示她的抗议，“要说日本摄影师，我只喜欢麦克山下。荒木经惟这种就算了，恕我实在接受不了。”

吃过晚饭，她说送我去火车站，我没同意，她说那就多走一段，送我打车。我们慢慢沿着新港西路走出三四站直到广州大桥才打上车。回头看她，只见她举着相机，记录着我匆匆来过。南方的夏夜凉爽惬意，江面上吹来的徐徐晚风温柔又暧昧，她形单影只在风中飘摇，久久没有回头。

我们又断了联系，我申请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有了结果，在网上给她留言，也没有见她再上过QQ。杂志上也不再见到她的新作品，或许像她说的，学校的事情太忙，她也更愿意把时间放在教学生拍照上，似乎比自己拍着更有乐趣。也或许是托她那男朋友的福，她已经不在影协了。

我在纽约呆了两年，拍尽了中央公园的四季和金融街的变迁，也有幸去伊利诺伊拍了龙卷风、去阿拉斯加拍了极光、去底特律拍了大萧条。即使手上的装备换成了佳能EOS 1D数码单反，但那台美能达胶片机从来都随身带着，一个月依旧能拍出两卷胶卷。我的照片被国家地理杂志选上，后来我只要卖上两张照片就能够我一个月生活费。每当我在暗房工作时，看着洗出来的每张照片，都仿佛挂着愉萍的微笑，和她随风飘摇的长发。

我有幸结识了麦克·山下大师，这位美裔日本人即将开始他的中国摄影之行，他打算先到北方拍一拍长城，然后南下取道广西去云南。他想让我给他推荐一位在中国的助理能够帮助他更好的拿捏中国传统文化风情，我首先想到了久未联系的愉萍，但是很可惜，我实在联系不上她。

我回到中国，虽然我自己的工作已足够忙乱，但是第一件事情还是南下广州去找愉萍，为了大师的中国之旅，也为了我自己。在中大的学生的帮助下，我终于有了她的号码。几分钟简单寒暄之后，她约我在孙中山铜像下等她，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嘿，靓仔！”这广东腔普通话依旧甜美如蜜。我转过身，她还是那么瘦瘦的黑黑的，T恤衫加牛仔短裤，扎着马尾，脸上有些岁月痕迹，但是依旧那么漂亮，就像我18岁时初次见到她那样。唯一不同的是，她颈上没挂相机，她的右手臂没了，T恤的短袖口就那么空空的晃着。

三年前那个晚上，她送我打上车后走回学校，突然旁边冲出来一辆摩托车，坐在后座上的人伸出手就抢夺她的相机。她拽着不放手，于是一道寒光闪过，她就那么眼看着自己右手臂被一把大砍刀卸了下来，鲜血喷溅，满身满地。

“那场面，要是我能用眼睛拍下来，绝对是当年普利策新闻奖。”她笑得那么自然，仿佛痛苦的事情，早就都过去了。

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还是会感到肢端冰冷，浑身颤抖。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学习用左手来做，唯独相机都是设计给右手使用的，左手无论如何按不到快门。更何况以专业相机的重量，都不是一只手能使用得来的。她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再没拍过一张照片，也没有上网，不能打字。她克服心理障碍并没有花太长时间，有位憨厚的历史老师一直来病房照顾她，给她讲各种小故事，逗得她特别开心，她头一次知道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很有趣。不久后他们组成了家庭，在学校旁边过着简单的日子。

我们也许很难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接近成功，但是一不小心我们就无心插柳为其他人找到了毕生的理想。我更愿意相信这种意识的延伸，是最善良的沟通和最单纯的恩惠，也是我们为自己所有遗憾的弥补。成就一个人，往往带来更多喜悦，有时这种喜悦和满足，甚至超过成就自己。

“我在课堂上经常拿你刊在国家地理杂志的照片出来给学生们看，说这是我弟弟。”愉萍笑得那么爽朗，就像这树荫下轻轻拂过的凉爽的风，“他们都不信。”

06年底，麦克·山下的中国作品发表，不长的助理名单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而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