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父

无论是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韦尔奇，抑或不久前的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他们的离婚消息在美国所引起的关注，都不及现在王石在中国所引发的波澜。为什么会是这样？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达，更在于一直以来王石在中国的商业界甚至整个社会不断被标签化、符号化。在大众眼中，他既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政治家”，还是一位用登山来不断征服自己的“时尚达人”。他“老少通吃”，于是不断有品牌企业邀请他拍广告片、做形象代言人。

但是，王石背后的隐秘忧伤，以及他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脾性，又有多少人了解？关于前者，譬如华润控股万科12年当中，王石想重新进入体制内并谋求“更大发展”上的一些不顺畅和无奈被悄然掩盖，留下的只有王石的一些感慨，譬如他曾称，他完全理解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奉若神明地学习胡雪岩，“因为他的‘红顶之道’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有效。”

关于后者，譬如外界认为他后来习惯了当“甩手掌柜”，登山也好，哈佛游学也好，喜欢过隐士般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万科董事会主席助理韦业宁发微博抱怨王石于2011年之后“登山董事长变成了哈佛董事长”，并称“这很麻烦，后者比前者电话更多，邮件更多，布置的任务多得多”。

总而言之，王石被大众以情绪化的方式推上了偶像的高台，而站到这个高台上的人被要求一定得是个道德洁癖者。每个人都希望改善甚至改变自己的婚姻，唯独除了自己的偶像必须保持原样之外。

二十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Garys Becker），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用缜密的数理方法分析研究过人性。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家庭论》，其中有两个结论，分别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同一个男人不管与谁结婚，或者是否选择保持单身，他得到的收入都相同”；“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会使家庭商品的总产出最大化，所以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又不会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用在今天传言中的王石离婚事件上，这两句话似乎很是恰当。第一，与原配当初的结合是否“有效率”？从王石彼时在广东经贸委所做的经济情报研究工作来说，娶高官之女似乎对仕途的发展是有效率的，当然婚姻双方的他们是否心相印、无罅隙，外界无从得知。第二，如果通过契约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没有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的话，王石有权利改善自己的婚姻，外界的道德指责不值一提。

把王石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一切偏执似乎便可消遁。他也是一个曾有政治抱负的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不能免俗的人，一个声称不断在寻求灵魂归宿却不能成功控制自己控制欲的人。企业家周成建称自己的三次婚姻与中国企业家崛起成长的三阶段吻合：中国企业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萌发，到九十年代野蛮生长，再到新世纪后走到舞台中央并担纲重要角色，而他的婚姻也对应地从媒妁之言到事业伙伴再到寻找精神寄托。那么，王石为何不可以呢？

王石鲜有评价自己的婚姻伴侣，其原配王江穗的名字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上一次“破例”发生在五年前王江穗的账户“不小心”买入万科股票时。彼时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只好发表一封道歉信。与其说是为王江穗股票门事件道歉，不如是说进行澄清。最富有诗意的一句，是王石称王江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纤弱女子”，“她没有聪明到像一些传闻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擅长抄底的短线高手，她连自己掌管股票账户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利用内幕消息来赚钱；另一方面，她也不会愚鲁到为了区区几万股万科股票的收益，拿我们一生的清誉去冒险”。

即使是为股东利益计，王石也简单勾勒出了王江穗的形象，并道出了婚姻之外二人共同的契约意识。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婚姻的解散是双方商讨的结果，而重组又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一种“帕累托优化”的话，我们只有祝福他们将来像贝克尔所言的一样“家庭商品总产出最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