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与银监会的漫谈 2
南师讲座
第二堂
刚才给大家报告我所经过的这些故事。推翻满清以后到民国初期,我们政局非常混乱。开始时是南北战争,天天在打仗,军阀争地盘。各省的所谓军阀,很多是留学日本回来的。南北战争这个阶段,是国民党、共产党比较合作的,不过共产党这时候还是小党。我们讲历史,研究金融经济特别要注意,这个时候是靠借外债的。譬如张作霖在东北,靠日本的外债。那么,各省都靠外债。
我常常提醒大家注意,研究经济。我说中国人写书啊,不大管经济的,尤其你们诸位看武侠小说,看到那些侠客上馆子,随便到哪里都是红烧蹄子啊、烧鸭子啊,好像中国菜就是这几样。其实各地有各地的菜,他写不出来。我说只有还珠楼主写得出来,譬如他的《蜀山剑侠传》,各地有各地的菜。不过,你看这些侠客们上来,馆子店吃了一大堆,好像不要买单的,站起来就走了。
中国人不大谈经济的,很多书没有讲他的钱从哪里来。譬如爱情小说里头,只有爱情,好像不需要吃饭的。肚子饿了,就没得爱情。再如我们看《三国演义》,研究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我常常问同学们,刘、关、张在河北结拜,“桃园三结义”起来打天下,钱哪里来?打一把刀,铸一把宝剑也要钱啊!买一匹马更贵,哪里来?大家没有研究。曹操起来的经费哪里来的?曹操起来的经费靠他的家族,夏侯家族。那么,江东孙权的钱从哪里来?靠安徽人出钱、江南人出钱,最大的财富支持者是鲁肃。
再比如,你们现在喜欢看美国、欧洲的电影,只看到人家怎么奢侈地生活,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刺激了无限的欲望。可是电影里有没有说,他那个钱怎么赚来的?没有。也不是你们想得那么单纯。全世界的财富在支持几个发达国家。人类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不晓得是好是坏,将来会走向哪里。
大家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制度,必须要注意南北战争那一段。到抗战以前,国家有那么多的内战。按现在的理论,战争是最好的消费,消费刺激生产嘛。我们国内的南北战争,一二十年下来,帮了谁的忙?帮了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苏联等等,他们的军火生意特别好,赚了很多钱。战争是消耗最大的,所谓消费刺激生产,这是各国要挑起战争的目的之一。
北洋军阀这个阶段,我是直接经历的。到了民国十五年,开始北伐了,当时国民党并没有统一中国哦!国民党跟共产党联合起来开始北伐,军费哪里来?买枪要钱,战场上打一发子弹就是消费,也是钱,这个钱从哪里来?国民党靠什么?靠江浙集团来。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有一个人叛变了,陈炯明,为什么叛变?背后是为了争这个经济,为了钱,利益问题,国民党当时没有钱。后来有苏联人支持国民党军火,但是苏联人想控制国民党,借以控制中国。那么,蒋介石很快疏远了苏联。后来国共分裂,共产党有句话——“什么叫革命啊?三句话,革命是广东人出钱,湖南人拼命,浙江人做官。”这个话就把国民党瓦解了。
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正式的银行?有。譬如上海,当时就有很多银行,中国人办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银行,从票号、当铺演变来的。其中有一些是买办办出来的,比如席正甫就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他的子孙很多做银行的,有的参与大清银行,他的曾孙做过中央银行的业务局长。
那时候,上海的银行分很多帮派,比如:镇扬帮的中南银行(史量才、胡笔江)、金城银行(周作民)、盐业银行(张镇芳、任凤苞)、大陆银行(谈荔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宁波帮的浙江实业银行(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当时号称银行家圣人)、四明银行 (原始股东虞洽卿,后并入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官商合营,最先商方投资人是盛宣怀,后杜月笙、钱新之都做过董事长)。
其他比较有名气的,如中国实业银行(刘晦之)、川康银行(刘航琛)、四川美丰银行(康心如)等等。所谓“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民国初期到抗战前这个阶段创办的。
但是,外国银行在上海开办得更早,最早的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在上海开办,在中国发行钞票流通,大发其财。跟着,汇丰银行、德华银行、花旗银行等十多家外国银行也来了。还有美丰银行、震义银行等十几家中外合资银行。这些外国银行、合资银行,都在中国发行钞票,在中国到处流通,中国的财富这样被骗走了很多。
大家讲到国家历史的演变,说到国民党,把罪过都归到蒋介石身上,讲他到上海就清党。实际上,背后真的内容是银行战争。你要研究满清末期以来的历史,必须要研究上海银行发展的历史。每个银行各有各的立场,这里头历史的故事很多,关联政治的演变。譬如说有名的,办《申报》的史量才,当时被国民党暗杀了,表面上看起来是政治意识的斗争,实际上是金融问题,银行彼此要争权。
至于国民党说北伐成功,假使我来说历史的话,他并没有统一,打到南京就结束了。后来靠张学良东北易帜,所谓的东北义勇军一投降过来,所以全国统一了。真统一了吗?每一省的军阀还是各据一方,这个在“抗战”以前哦,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军阀几十个,西川、东川一百多个县,大家各占几个县的地盘。当时的四川分川东、川西。《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吧,刘备跟诸葛亮在西川。重庆这一带叫东
川,刘备、诸葛亮的政治力量还控制不到。东川当时是什么?道家的天下,宗教的统治,东川张鲁,张天师的后代,他实行宗教性的社会主义,比“人民公社”还要彻底。
我是抗战时到四川的,路上看到沿途躺下来饿死的人,像杜甫的诗一样,“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有权力、富有的家庭,军阀们,吃得很好,同我们现在大家请客一样,一桌一万啊、几千啊,很浪费!但饿死在路上的人有几千人。走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我眼睛都闭上不忍看。四川的军阀把中华民国一百年的税都收完了。可是四川还蛮富有的,这是个经济问题了,怎么来的?财富从哪里来的?四川没有靠外援,没有靠别的东西。
再比如成都,从前到现在,老百姓收入并不多,生活却很安逸,很舒服。你再看看其他地方,比较比较。这个道理很值得研究,里面有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了。钱跟生活的关系,钱跟幸福的关系,怎么样使大众的生活安定,怎么样节约资源,很多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共同课题。
我现在是讲故事,你们听故事。我们一边在抗战,跟日本人打仗,一边是民间的思想问题,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政府的挖苦、批评,很多很多。有一位小说家,很有名,叫张恨水,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看过他的书。他的名字你听听,中国有一句老话“恨铁不成钢”,他是恨水不成冰,叫张恨水。常常借报纸批评政府,很幽默,不像现在人的谩骂。那个时候,朋友对他讲:喂!老兄啊!国家到了这个时候,跟外国人在打仗,自己内部就少批评一点了,仗打完了再说。结果他不管。
他经常写,说自己做了什么梦。他说有一天啊,梦到玉皇大帝召集开会(这个同银行有一点关系了),开会的时候,关公去报到,到了南天门,四大天王挡驾,不准进来。
关公急了:国家到这个时候不得了了,财政也不得了,战场也不得了,玉皇大帝叫我来开会,你不准?
四大天王就说了:玉皇大帝有规定,有这四件事的人不能进去。哪四件?酒、色、财、气。这样的人,不管你官多大,地位多高,不能进去。
关公说:我没有啊!
四大天王:你怎么没有?
关公:我又不喝酒。
四大天王:你脸一天到晚红的,不是喝酒又是干吗呢?
关公:这是酒。色呢?我不好色啊!
四大天王:你过五关斩六将,为了送两个嫂嫂,路上一起那么久,谁知道啊!
关公:这是色。财呢?
四大天王:哦!你在曹操那里,曹操给你上马一盘金,下马一盘银,你不是贪财吗?
关公:那气呢?
四大天王:气你更大了,你过五关斩六将,你关公一辈子杀了多少人?自己被吕蒙杀了以后,灵魂都在空中叫“还我头来”,你这个脾气多大啊!就不准进去!
关公一听,站在那里傻了。忽然看到一部车子从玉皇大帝的后门进去。哎哟!这是什么人?这是袁世凯嘛!他怎么有资格进来开这个会?
四大天王:耶!袁大头谁不要啊?银洋啊。
最后看到一个人来了,蒋介石。哦!那个威风,四大天王敬礼。
关公:他怎么有资格进来啊?你刚才说我酒色财气,他呢?
四大天王:全国烟酒公卖,可见他不好酒吧!色呢?老婆离了,讨个宋美龄啊!还有离婚证书。财呢?用四大银行“中中交农”印钞票,给大家用的,他不好财。气呢?哎呀,中国的江山丢了三分之二,他都不生气啊!
这是张恨水的文章。
那个时候,有“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四川还有川康银行,创办人刘航琛,北大毕业的,我们还是老朋友,他比我大一二十岁吧。后来他在台湾,做过经济部长。他是一个大孝子,我非常佩服他。其实国民政府、国民党欠他的情,蒋介石、宋美龄欠他的情。他做经济部长退休下来,自己还没有饭吃,带一个老母亲,一个未出嫁的姊姊,三个人在一起,外加一个老佣人。每天晚上母亲睡不着,他从三层楼,穿个长袍,六十几岁了,背妈妈从三层楼这样背下来,到街上转一圈,背回去。可是他一个经济部长退下来,手里经常没有钱的。这是讲到川康银行。当时四川还有山西人康心如开的四川美丰银行,这些都是小银行。
这些银行当时同战争的关系,财富的融通究竟怎么做,很值得研究。那么,“中中交农”这个财政,当时八年抗战怎么样可以维持下来?这是宋子文的时代,后来叫做孔祥熙的时代。八年抗战当中,国家的经济、银行的运作同财政金融的调派,当然遇到很多的问题,可是竟然熬过了八年这么大一个战争,这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战争,战线拉得那么长。这里面值得研究。
好了,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晓得了,接着是内战的消耗,金融乱了,所有大小的银行、金融一概都乱了,到了一九四八年,法币被金圆券代替。金圆券这个阶段,金融非常的混乱,银行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的报告。我亲自看到过这个银行财政的变更。
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南京。我反正是一辈子都站在边缘,几方面,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各方面都是朋友。我到南京一看,我就笑了,大家请吃饭,我对这些黄埔的同学们讲,我说不行啊,古人有一句诗“千里长江皆渡马”,长江抗不住哦!马上要过江了。他们就笑我,跟我讲了很多笑话,说你准备怎么样?我说,对不起,你们都吃荤的,我是吃素的,几十年当中同你们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朋友。所以我常常跟周公(皇甫平)两个人讲笑话,说我一辈子对于各党,我有一个立场——“买票不进场”,这是我的做法,什么时间我都有票,但是我不进场,一进场就完了。可是没有票不行哦,你们在这里开会,你们搞些什么东西我看不见,我至少有票,只要门缝打开,哦,比如你们正在这里听课,我看一看就走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我是这样看了很多。
好了,这一下很快,讲到后来,大家就说,你看这个仗打下来,国民党几百万大军,与共产党周旋了一二十年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八个月当中一下败了?我说,原因很多啦,现在是两句话,等于一个人生病一样,“病至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个人得病的时候,一下感冒了,如山一样倒下来。那个兵败也是如山倒,我们都亲眼看到,可是我已经到了台湾。
讲一下台湾的经验,都是亲眼看到的。台湾这么一个小岛,很值得注意了,尤其你们搞金融、经济的,很值得注意。这么一个小岛,一九四九年只有八九百万人,包括我们大陆过去的一两百万人在内,到现在才二千二三百万人。
那么我呢,在一九四八年已经先去看过台湾。我在那里就很有意思了,开始住在基隆。因为我是浙江温州这边的人,有些温州人跟台湾有货品贸易,都是海产的运输,有船也带着枪,他们晓得我在台湾,都来找我,蛮好玩的。那时,我在那里做生意了,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公司”哦,只有一个台湾银行,叫“行”。台湾一个省,实际上,我们黄埔同学们坐在一起讲,什么省啊!相当于四川的一个大县而已。这么一个县,国民党如果还搞不好,那实在是笑话了。
台湾省是满清后期设立的,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把台湾收回来,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后来蒋介石退到台湾。蒋先生是我的校长,我们做教官的,叫他老先生。老先生到台湾以后不是蒋总统了,是国民党的总裁。这一段历史,台湾就是一个省,农业、粮食,一切东西自给是不够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亲自经历过来。
那么我在那里,这些当年抗战打游击的来找我,尤其是在四川、西康、重庆那一带的,因为抗战八九年我都在这一带,所以有很多朋友,这批人退下来都来找我。我那里天天宾客满堂,床底下都是人。我就一边说笑一边收留,没有洗澡的,先去洗澡吃饭去。我就笑他们,两句话:“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亡国大夫不足以图存。”这个话只有我骂他们。我说大陆丢了同我没有关系,你们丢的,我先在这里等你们。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我在做生意,他们地方不熟,路也不熟,带来的钱都交给我管了。我说你们随便跑来,我也不懂金融,搞这个干什么呢?他们说只有你可靠啊!放在你这里。
那么,台湾整个的局势,一九四九以后的十几年当中,所有人是什么心情呢?研究台湾经济问题就要注意了,当时是四个字——“朝不保夕”,早晨起来不晓得下午怎么样,随时共产党、大陆的部队可能过来,台湾马上就没有了。共产党当时批评台湾,没有关系,这一批家伙是官僚、地痞、流氓、贪官污吏,聚集在那里,几天就把他消灭了。
事实呢?台湾什么都没有,真的很危险。可是呢,有一点,台湾还有点恐怖,“白色的恐怖”,非常严重。我后来讲笑话,说我的头还能够保住,没有在台湾被枪毙了,那真是万幸了。当时要进来台湾的时候,不管你是将军还是什么官,海关要保,要入境证。正好碰到基隆海关的联检处——海关、警备司令、警察、宪兵一起,组织一个联合检查处,这个长官是黄埔军校十四期的。他看到我也来了,说:“哦,教官你也在这里?”所以很熟,然后他替我担保的。所以我们同乡想进来,没有保证,没有入境证,都拦在外面,在海上哦,那不得了。然后就问:你在台湾认识什么人啊?然后有人讲我的名字。检查人员说:“哦,那你先进去,他同意就保你上来。”最后变成我的图章放在那里,大概保了好几百人,有些人我根本不认识,不知道。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政府的法律,如果我保进来的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或者是连带有关系的,我要连坐一起枪毙。哎哟!我忽然想到危险,说,你把图章还给我,我保了多少人进来?他说三百多人。我说要命啊!所以我在台湾,后来三十多年当中,随时准备进去坐牢被枪毙。哈哈,保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常常做些莫名其妙的事。这个时候台湾的政治经济,就是这样危险。
那么,后来内地实行分税制,其实分税制的开始在台湾。台湾是个省,可是撤退过来的是整个的国民政府,所谓国民大会也在台湾。国民大会等于内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其实两党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叫人民代表,国民党那个叫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照美国的制度分开的,再加上中国的文化,一个考试,一个监察,都在这里。那么,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钱、税收从哪里来?台湾一省能够负担吗?所以后来编了分税制,省跟中央分税,还是在这个地方抽。这个里头很巧妙,很有意思,我都亲眼看到。
那么,国民党当时撤退的这一批黄金,中央的黄金储备转移到台湾,其中的一位见证人,魏曾荫老先生,现在还在苏州,九十多岁了,他当年在中央银行工作,奉命参与把黄金押运到厦门,由别人再转到台湾。他两兄弟都是搞银行的,他的少爷就是魏承思。可是这一批黄金现在还摆在台湾银行,多少年都没有动过。
当时台湾很穷啊!尤其撤退下来一两百万人,张开嘴巴就要吃饭。当然,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点东西,但谁也不肯拿出来贡献给国家。我到台湾的时候,看到每个老百姓朴实、节省、勤劳,买票一定排队,很规矩。那个时候,“计口授粮”四个字等于分粮票一样,每个人分多少,这么一个经济。
我再举个例子,这个时候省政府的财政厅长是任显群,江苏人,后来才有尹仲容,至于赵耀东,那是多年以后了。那么,我当时在杨管北家里上课,研究佛学,这个不跟你们详细讲了,听课的老朋友很多,譬如说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都是上将,还有些文官武将都在旁边听课。我年纪算是轻的,做老师坐在上面。任显群算是这些老长官的后辈,做财政厅长。他做财政厅长的时候,台湾负债很重,没有钱,大陆的黄金运来,放在台湾银行不动,蒋介石准备买武器反攻大陆的。所以,任先生管这个财政很艰难。
有一天,我在上课,看到任显群来见杨管北,他坐在边上不动,脸黑黑地坐着,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老前辈,老长官。我看到他,就告诉杨管北,这个结拜兄弟老七来了,找你有事,我暂时不讲了。杨委员回头一看: “咦!你来干吗?”任显群就走到前面来,他说:“六哥啊!我告诉你,今天来见你一下,明天或者后天我就坐牢去了,也许要枪毙。”杨管北问:“为什么?”他说:“实在没有办法,台湾这个局面我怎么维持?你看这两天的美钞飞涨,很快地涨上来,我没有来源,抵不住啊!抵不住,责任就在我身上,我准备坐牢,枪毙就枪毙!老头子问到我,我说没有办法,实在维持不下去,又无来源。”这个时候美元外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当时台湾同香港、新加坡,只有船的来往,还没有航空。那么,杨管北有轮船公司。他说:“真的这样?你搞不下去了?美钞压制不住了?!”
当时,这几个老前辈,何应钦这些,听了都说:“显群啊!不行啊!这个你要想办法。”任显群说:“报告总长,我只有命一条,没有什么办法,我不会变出钱来啊!一千多万人口,连部队,都要钱,美钞这样涨下去,这可怎么办?!”
杨委员(杨管北)说:“这样吧!你立刻回去向老先生报告,向陈诚报告,你说由我出来跟你连手,把这个问题临时解决,可是他们两个要同意我随便做什么都可以。”
任显群一听:“六哥啊!你真是肯帮我!”
杨委员说:“这不是帮你啊!我们一样哦!一条船上的人,死一起死,活一起活。”
最后怎么办呢?杨委员命令自己香港载货的轮船,公开地买美钞过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话,只有发电报到香港,三条轮船通通买美钞过来,钱由他公司里出,政府将来再还他。买了以后,任显群怎么办?把行政干部训练班的学生找来。当时青年学生们到台湾以后,叫做“流亡学生”,没有书读,就为他们办了个班叫做行政干部训练班,后来变成中兴大学。行政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后来有人做到行政院长。那么,任显群把这些学生找来,穿便衣上街去卖美金。比如说,美金九块,这些学生讲:“我有,八块半要不要?”那个学生又来: “我也有,八块要不要?”结果,三天,把通货膨胀压下去了。
由此我得了一个结论,搞财经、经济,没有流氓手段或者非常手段,不能应急的。不过这是在当时,不能常用,偶然用用救急。这是一次经验。
那么,台湾统一用发票,也是他开始的,任何小店,任何一个店做生意,要开发票,有人盯在那里。把这批流亡青年培训了六个月到一年,就出去管这个。每个店里,每个工厂,都有人盯着,不开发票不行。统一发票现在还流行。
然后他又做什么呢?卖彩券,发行爱国奖券,五块钱一张,如果中了特奖二十万,一个月开奖二次。那时,黄金只卖二百四十块钱一两。
用这样几个办法凑拢来救急,把通货膨胀压下去,过了财经金融这一关。这个十几年是很痛苦的,台湾经济起来是后来的事。
那么,再岔过来讲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做参考。有一次,任显群先生又跑来了,他说今天才有意思。
大家问:“什么意思啊?”
任显群说:“我今天跟蒋老先生吵架了。”
大家:“哦!这样啊!很稀奇,怎么回事啊?”
任显群:“老先生突然叫我去,一看到我,他脸发青说:‘显群,你该死!’(任显群就站在那里,他脸黑黑的,两个腿立正都站不正的,罗圈腿。)我就说:‘请问总统什么事啊?’蒋先生说:‘人家报告我,说运过来台湾的黄金,你通通给我用了一半,怪不得你做得那么好!’我就说:‘报告总统,黄金丝毫没有动,放在台湾银行仓库,我不但没有少一分一毫,我还给你增加了不少。现在我不走,你立刻派人去查,如果少一分一毫,立刻枪毙我,我不走了。’这一下,老头子愣住了:‘啊!真的啊?’我说:‘这个怎么行呢?总统一声令下,一颗子弹我就没有命了,这不是开玩笑,我不走了,你们立刻派人去查。”’
结果老头子电话打过去,真的是这样。这是财经金融的故事,也是经验。
那么,金融银行究竟怎么做,有个最重要的道理。我们学军事出身的,《阴符经》上面讲到一句话——《阴符经》是姜太公的兵书——“绝利一源,用师十倍”。譬如一个人,他耳朵听不见,眼睛往往特别好。眼睛坏了的人,耳朵感觉特别灵敏。这是个巧妙应用的道理,政治、军事、财经都用得到的。加上刚才我提到《鹖冠子》的两句话,帮助你们思想。
那么,在我们撤到台湾以前,中国各县各乡村有合作社的,这个合作社的组织方法,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来的。当时中国也在流行很多思潮,等于所谓姓“资”的姓“社”的,各种思想,两种制度在中国抗战以前,乃至退到台湾以前,都在流行。那么,台湾社会的经济是什么呢?也是合作社。
还有,老百姓用钱不是靠银行,而是靠搭会的,也叫招会,是台湾同福建、浙江温州的风气,邻居、亲友互相帮忙的,也有利息,有风险防范,是民间发明的小额信贷制度,很有效,但也是靠信用的。不过信用空虚了,风险就来了。
我们先休息吃饭,晚上再继续。请诸位注意我讲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你可以应用起来,金融财经怎么走出一条路来,这是靠大家的思想了。
好,谢谢各位,对不起,耽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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