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临风

对不起哦，耽误大家远道而来，我乱七八糟地讲些话。刚才吃饭以前，我给大家报告，我是讲故事，八九十年来亲身所见，亲耳所闻，同我都有关联的，简单地给大家报告，关于财经跟银行的关系。

刚才我为什么讲到台湾呢？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一个政治、经济、哲学的问题。老子说过，最容易治理的是小国寡民。台湾省小小的，本地人加上我们大陆过去的，也不到一千万人，现在不过两千多万人，属于小国寡民。

所以我刚才也讲到，我们到了台湾，一班黄埔同学在那里说笑话，也是说真的，初到台湾讲这个话都是要杀头的，可是我们坐在我家里公开讲：“校长要想反攻大陆，休想！”这是黄埔八期的一个同学萧天石说的，他后来写文章，搞出版社。我说，天石啊，不好意思，不要乱讲！他说这个时候还想干什么呀，再搞军统，到海岛上还能反攻回去？史无先例！他就讲了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什么拿破仑到海岛，什么郑成功在海岛……我说，老兄啊，天下事有一个哲学的原则，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做人也罢，有一个原则，叫“无可奈何，只能如此”！他一听，说你这样讲，我就不讲话了。我说，人到某个时候无可奈何，只能如此，这是人生的一个原则。

所以说，小国寡民可以做个借鉴，但是不可以照搬。乃至你们今天研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历史、地理、文化不同，可以研究借鉴，做个参考，不可以照搬。乃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重复的。中国自己有五千年历史的经验，大家都没有好好研究参考。

话转回来，为什么台湾后来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这样发展？我刚才报告的是初期的台湾。我说台湾能够稳定财政金融的是任显群，跟着下来的是尹仲容，后来是李国鼎，至于其他的再说了。我说他们很有功劳，了不起！

台湾当时的经济，日本人留下来几大公司，由民间接手办，有电力公司，我们李传洪同学，他父亲就是电力公司大股东。然后是台糖公司(糖业公司)、农林公司，后来新办了水泥公司。李传洪就做过农林公司的总经理，不过他懒得做官。我就笑他喜欢玩钱不做官，做总经理一天也不去上班，随便找个人去代理，自己玩了半年，我到美国他就跟我走了。

小国寡民，容易治理，应该做得好。所以我说国民党蒋先生，小国寡民如果都治不好，一个县那么大都治不好，还来谈什么政治？结果是搞得蛮好。

但是我们注意啊，中国是大国，十三亿人口！老子有一句话，是政治哲学，“治大国若烹小鲜”，千万要注意！治理大国家就像煮菜一样，小鲜，小鱼小虾，不是大鱼大肉，不是红烧的。比如太湖出银鱼，很细的一条，小小的，不需要红烧，也不能猛火，要文火慢慢蒸煮的，不然就烂了，这是原则。所以老子告诉我们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同一个道理，“治大国若烹小鲜”！

关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我常常当着外国朋友讲，我说你们同我们文化不同。尤其同美国人讲，你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我说你不要谈了，讲文化思想，你给我们做徒孙都不够；讲科技嘛，我说马马虎虎还可以，临时拜你做师傅。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注重政治为主，经济是辅助的，为什么？认为政治安好，天下就安定，经济自然就好。西方的文化，文艺复兴以后到现在，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线，是认为经济治好了，政治就好了——根本错误的！我是顽固的死读中国书的人，所以讲到经济、货币、金融，让大家注意自己的文化，譬如《食货志》，所有的资料都在《古今图书集成》里头，都给你集中了。

很多理论，我现在没时间给大家讲，大家路远还要回去的。现在只讲到，台湾当年又怕大陆打过来，又怕穷。谁帮忙了？毛先生，毛泽东老兄帮忙。他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后搞到“文化大革命”，台湾则开展大赦。这样给台湾留下来这个安定的空间。

我们读历史有一个原则，读历史你们千万注意，比如在台湾的国民党，乃至蒋先生父子，古人有两句话：“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然讲政治，一切胜败是人事，“岂非天命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运气！历史上，尤其你看司马迁写的《史记》，各方面政治安定与否，当然靠人事的努力，另外加上国家民族有他的运气。

当年，我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讲课，为什么讲呢？这个时候大陆正在批孔批林，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叫我去讲，《论语别裁》就是这样开始讲的。我说批孔没有用的，批不了的，孔子打不倒的。后来我就讲过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九八七年(丁卯年)以后转运了。他们问我，当场有个中央委员站起来问：  “南老师，你说转运了？”我说：“转运了！”他马上问：“有多少年？”我说：“两百年的大运，将来比康乾盛世还好！”他说：  “你打保票吗？”我说：  “我再讲一句话，不是打保票，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啊！”

我怕话拉长了，赶紧转回来，讲台湾的故事。在那个阶段，怕大陆共产党打过来，台湾自己又那么穷，什么都没有，就是刚才讲到任显群这个阶段。渐渐地，开展了“克难运动”。这个时候，你想从大陆退下来的兵，都是十几岁当兵抗战的，退到台湾去，住到什么地方？哪里有房？都是自己想办法搭出来的，一家一家的，都是竹篱笆一隔就是一家了。中间的故事太多了，这是克难运动，克服困难，那时的经济是这样。

后来慢慢地就提倡“客厅就是工厂”，提倡每个人在家里，妇女老幼一起做手工业，客厅即是工厂！

那么，国民党的政治，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什么叫“民生主义”？你翻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看，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所以台湾开始推行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彻底改变。大陆是共产党一声命令，统统收回公有。

几千年的土地政策，你说他是公有吗？私有的。你说他是私有吗？公有的。这里头有很有趣的、很要紧的政治问题，同你们搞经济银行的，有绝对的关系。

台湾土地收回公有，是钱买来的。当时督办这个事情的是陈诚。他跟我有先后同学的关系，是军人。陈诚当年也是威风很大的。土地收回国有，使耕者有其田，非常难！这有中国几千年的习惯。然后就拿钱买，大家不要怕，你有多少土地，我们拿钱买，拿什么钱来买？股票！就是刚才谈的电力公司、糖业公司、农林公司……好多股票。结果大家也反对，当时的地主豪门非常反对。我们就笑。因为陈诚是我们同学，他跟我们有个玩笑话，他叫我是“南和尚”，晓得我信佛嘛！他听了反对声音后说：“你们不要怕。南和尚只要不讲话就可以了。”有时候我是批评他的，这次我说我很赞成他。

到了最后，土地公有，重新分配，大家不赞成。结果他把所有的地主财阀找来，开了一个大会。他是东南长官——先前叫做东南长官，后来变副总统。他穿军服来开会，开始没有说话，一切阵势都摆好，最后他说，三天以后就开始实行，土地收回重新分配，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就是那么办！我是军人，大家骂我军阀，搞惯了，你们知道了？！然后他站起来就走。当天夜里，这些地主啊，很有权力的地主逃了，跑到日本了，等等。

土地公有，今天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呢？金融银行现在跟土地已经绑在一起了！

我说台湾当时那么穷，后来靠大陆帮忙，第一个机会是韩战。我们人力便宜，外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来投资了，做工厂，利用我们人力，所以台湾变成“四小龙”，一下就发起来了。

发起来以后，因为有些土地分配给自耕农了嘛，那些拿到土地的人，慢慢就同现在一样，到处盖房子，到处建设。本来十块钱的土地价钱，一下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同现在情况一样。这个问题要特别特别注意！我简单几句话带过去，但是，这个对研究经济、研究金融的发展，很有“意思”呵，不是“很有意思”，那是客气话带过去，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中间牵涉的内容太多了。

土地收归公有，同现在有关系了，土地跟金融绑在一起的，你研究中国历史就知道。我说，我一本讲《孟子》的书中间停掉了，为什么不讲？人家问我，土地究竟国有公有好？还是民有私有好？讲不清楚的。我们中国上古周朝以前，叫“封建”。大家把后来几千年也叫做“封建”，是不读书不读历史，把历史观念搞错了！我们中国的周朝，是封建八百年的政权，姬家的。这个时候所谓的“井田制”，是土地公有，这个土地公有，在上古是一千多年了，这个阶段叫“封建”。

土地私有是什么人开始的呢？从齐桓公这里，管仲开始的。后来真正开始是秦国，叫秦孝公，秦始皇的上辈，开始商鞅变法。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历史，土地变成私有，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然后就是四五百年的秦汉时期。

你读历史，就看到土地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这样困难。所以这个历史哲学很讲不通，究竟公好，还是私好？讲不清楚。由此就讲到中国的儒家，中国儒家讲道，这都是人性的问题，天下绝对没有公，不可能，任何一个人也做不到的。天下绝对为公就无我，没有这个人。天下绝对为私，也做不到，谁也不干，自古完全管自己不管他人，也不可能。所以儒家呢，就是中庸之道，公里头保持一部分的自私，私里头要大部分变成公，这是大哲学的问题。

所以到了汉朝王莽篡位，王莽想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结果失败了。我说读历史很难读透，读中国历史，失败了以后，历史的结论，四个字“民曰不便”。这是个大政治哲学，变革常常因为“民曰不便”而失败。习惯了私有，一下变公有了，老百姓反对，反对的原因是不方便。所以，王莽要它变公有制做不到。然后过了一千多年，到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想走公有制，王安石也失败了。这一次，中国共产党绝对推行土地公有，台湾也是，先做到了公有，再行分配，但两个方式不同。

我在台湾三十六年，最后我也要离开台湾了。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之前，在南京跟同学们碰在一起谈话，“你决定走啊？”我说决定走，不过啊，天下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我反正做世外闲人就好了。到了台湾，我说我绝不出国。可是三十六年后，我出国了。为什么出国呢？有原因的。我感觉到逼不得已，非离开不可。大家问我你为什么走？我自己吹牛，说“盛名之下不可久居”，因为我在那里，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都是我的学生，文官政治大部分人都是来听课的学生，而且海、陆、空部队轮回演讲。这个事情人家以为很光荣，很舒服，我很害怕，这就犯了一个危险，“盛名之下不可久居”！遭人忌。所以我在台湾教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研究所带博士生、硕士生，从来上课不点名的，来了就讲，讲完了就走。我说现在教育没有尊师重道，我是出卖知识，跟你们交换一下，你们是顾客，是商业行为，顾客至上，没有尊师重道了。我用不着向你们点名，你们将来哪一位做了总统，我一定离开这里，不然就不好办了。这个老师喜欢骂人的，看到了骂你一顿我一顿的，这不行啦！所以离开了台湾。

那么，我们在台湾，看到了这个时候银行的发展。这个时候，除了台湾银行以外，华南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都是台湾方面起来办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用合作社。我在前面跟你们提过，这个是社会主义的产品，在大陆当年就实行的。我现在常常告诉地方的首长们，我说你们怎么不把农村的信用合作社连起来？连起来自己经济自由地活动，你不要靠银行、靠外面去借钱，也不要靠外援，中国人有这个经验的，研究起来内容就很多了。台湾当年用信用合作社，贡献很大，但是后来没有控制好风险，出了大事，是教训。

那么我们在台湾用的银行，就同大陆当时的银行不同了，很自由。可是，台湾这个时候金融发展，整个社会支票满天飞，很多支票在银行不能兑现。结果呢，台湾颁布了一个特别的法——《票据法》，用了好几年，很多朋友因这个法而坐牢。假使你开一千块的支票，今天兑现，三点半以前支票来兑现了，可是你只有八九百块，也算犯法，没有信用，就送去坐牢了。这样坐牢的很多很多。

这个《票据法》，当时在台湾银行界叫做“恶法”。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因此坐了牢。有一个朋友学问很好，名人，他开了个小公司，结果犯了《票据法》。你如果犯了《票据法》，后来补钱都没有用，一定严厉地执行，除非抓你不到，但是要通缉，要东躲西藏。这个朋友也犯了《票据法》，我说老兄，你不要躲了，我给你薪水，等于我的职员，每个月给你家里薪水照拿，你去坐牢去报到。他就听我的话去报到了。

因为他进了牢，我就去牢里看他。我跟牢狱素来关系很密切，因为我常常去看人，牢狱看守对我好像很熟悉，听到我一来开大门迎接。我每次到牢里去都要折本，一看碰到熟人，哟！你也在这里呀！缺什么东西吗？还有好几个医生都在牢里，我说你医务所怎么样？“老师！”他说，“我在这里碰到你很奇怪，我也是因为《票据法》进来的。”他医学的技术很好，在监狱里帮忙，药不够，碰到我来了，就诉苦了。那个典狱长(牢头)就看我，我说好吧，我回去给你捐一批药来。然后我说我要去看一下女监，典狱长跟我说，老师啊，女监你就不必去了。我说，哎，你有什么秘密啊？女监里头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事？他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老师呀，你误会了！好好好，我带你去。我进去一看，一百多个很漂亮的太太坐在里面，还有几个抱小孩子的。我说怎么那么多女犯人呀？她们犯了什么法？他说百分之九十是犯《票据法》，丈夫做生意开了公司，太太挂名董事长，票据不兑现，太太就进来了，还有带孩子坐牢的。

这就是台湾监管银行的《票据法》，后来作废了。这是讲到这里顺便告诉大家的，同你们贵会有关系，算不定你们将来玩出来这个。这个不要玩啊，玩得没有道理。

台湾的银行用得很灵活。我很遗憾，我们这里搞银行的，没有到台湾真实地研究过，看过经验教训。不算学习，你说我派人来学习，完了！最好是悄悄地知道了台湾、香港银行的做法，外国的做法，弄通了，然后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研究自己的办法，不要生搬硬套。

再讲我到了美国。我这个人啊，很好玩的，不喜欢穿西装，尤其出国我更要穿这个衣服(长袍)，我小的时候读书就这样穿的，穿了几十年。我可怜中国人自己没有一套衣服，革命了一百年了，自己一套衣服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四个字——“文物衣冠”，自己没有！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带了十几箱的行李，两大箱都是中成药，台湾做的科学中药，用最先进的技术提炼出来，不用煎的，很方便，很有效，可惜大陆现在还没有。跟我出去的同学们也有十几个人，在外国看不起病喔，贵得很，所以我就带了两箱中成药。中成药是不能进美国海关的，而且我们从旧金山经过，这是美国海关最讨厌最难进的地方。

我们推着行李车快到进口时，海关有个小狗出来，一个黑人带了条小狗检查毒品。我那个药就堆在行李的第三第四层的，那个小狗就爬上去在那里转，这下严重了。那个海关的人回头看我，我也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微笑，我等他来问我。这样转了半天，好像是李传洪还是什么人站在旁边。大家人都快走完了，我说你们都进去了我再来。海关的人过来问那个黑人，他看我那个样子站着，只笑不动，穿个长袍拿个手棍，装那个死相。他说他是谁呀？传洪他们就讲，你们不知道，这是中国现代的孔子啊，你们国务院请他来讲学的，他卖面子才过来啊！他们说，哦，这样的啊！这个行李……我告诉他们说，你告诉他，这两箱里头是中国药，可带，就进去，不可带，就放在海关，我回去的时候在海关拿回去，带走。他去讲了，海关人看看我：“请吧！”十二箱行李一起过来，不检查，就靠长袍手棍的力量。

我到每一个地方就说，试试这个社会、国家。所以到美国银行，一下我就发现不同。我原来在中国搞惯了，“中中交农”这些小银行，很多都是熟人朋友，我看美国银行大概有许多比较大一点的，还是国立的吧，不是统统私人办的。结果我们一去存款就发现了，哎呀，不能存多了。美国这些银行呀，私立的，每一家都可能会倒，银行万一倒了，不管你存多少，你存一百万美金也好，最后只赔你十万。好，我说那我们不能存多了，分开，结果这里二十万，那里三十万，此其一。

第二，像我们在台湾去银行领款，一百万两百万，拿个报纸一包，夹了就走。有一天，我跟李素美去美国银行，真的需要现金十万块，这我们在台湾搞惯了的，十万块在观念里头，虽然是美金，但觉得很少。现在要领现金十万块，完了！柜台上十几个人，男男女女都站起来，说你需要那么多？！我们说：“是呀。”现金吗？“是。”哦？！请坐，泡咖啡来，坐在那里搞了半天，他们进去商量。美国的银行、外国的银行，拿现金很困难，几百块千把块还可以了，已经很大了，再不要说十万块，还是现金，这使他们为难了。总算是在那里，咖啡啊喝得差不多了，我说这一下我总算看到美国的银行了。

然后，出来了两个小姐，请我们到地下室，她们坐下来点钞票。好了，十万块美金，我们在台湾两手一翻哗啦哗啦，一下就数完了。他们不，一，二……一张一张数，把我们急得呀！李素美讲，小姐呀，你不要这样数，我数给你看！然后她们看了，哟！很佩服！数完了，她说不行，你还是拿给我，又开始一张张数。哎呀！好痛苦！

等到十万块钱拿到了，我们站起来，我还是穿长袍，李素美很马虎的，匆匆忙忙的，两只鞋子不一样，袜子一样，这很失礼的，她也不管。这个银行的人跟出来了，问我们要不要派两个警员保镖？我说为什么？她们说这个很危险的呀！在美国的确很危险。你们怎么走啊？我们说，我们车子在这里，上车就走，我们在台湾弄惯了的。她们说这个太可怕了！我说这个不用你负责，你现金已经交到了，我们把钱往车子上一丢，上车就走了。这是美国银行。

后来我们到法国，中间经过都不讲了，我讲这些故事给你们做参考。后来到法国我也那么问，更麻烦了！到里昂银行去开户头，银行职员问：“你存多少？”我告诉李素美，少一点，少一点，外国人眼孔浅，存个二十万美金，试他一下。结果，咳！那个手续好麻烦，外国人开个户头，还要通过很多的关系，才能够进去。我问，你们法国人钱都存银行的吗？“存啊！”存多少？“最多五千，几百就够了！”我说法国人每个人只有这点钱啊？“不是呀，钱很多。”存哪里？  “存外国银行，存比利时银行、荷兰银行，在本国银行都存得很少。”哦，我一听有数了。本国税务关系，你银行户头(钱)多了，搭税，要加税的。税务跟银行又一层关系在里面。

结果我们在法国开的银行户头，后来还被人家盗用。我们过了一两年，回到香港才知道，法国银行通知我们钱用完了。咦？没有呀！结果还委托法国的什么人请律师打官司，打了两三年才找回来。所以外国银行很多很多零碎啊！这些是我向你们诸位银行家讲亲身经历的故事，都要亲自去看的。你们组团出去考察，人家给你考察的都是表面，我们民间亲自用过的才真正知道。

上面讲的是银行。到了美国，大家要去看看赌场。我带了他们，李传洪啊、李素美啊、沙弥啊，到了大西洋赌城。你们看到一本小说叫《飘》，讲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在这个时候做生意，发现一个原则：生意是什么时候做？一个国家动乱战争的时候是最好的商机。或者是仗打完了，社会变乱完了，安定的时候是一个商机。现在是安定中间，几乎很少有生意的机会了。小说中那个地方，就在大西洋赌城那一带。

　　我们到了赌城，李传洪爱玩，他在赌城里头开了户头是我的名字，结果我成了赌场里的大赌客。他先在柜台上付了一百万美金，放在这里赌的，这个变成大客户了！其

 实我不会赌，跟他们在那里玩了三天，每次平局。为什么去大西洋赌城那个地区呢？考察这个地方南北战争的关系，观察这个历史的关系。

我刚才跟你们诸位声明过，我是讲故事给你们听，这个银行，来不及讲了，我拼命在浓缩我亲身几十年的经历。好了，大家要不要休息呀？(不要！)可以吗？很累哦！我们再讲下去，我怕给下课铃声一打搞断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到美国，一九八八年圣诞节过后不久回到香港。我叫它耶诞节，中国人跟着叫耶稣是圣人，圣诞节，我说我只能叫它耶诞节，我们孔子是圣人，释迦牟尼佛也是圣人，耶稣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我一到香港，第一天一到，北京已经有人来等我了。哟！我说老兄，你们的情报真灵光呀！他说等你三天了！我说真了不起，情报很好！他说你一切的行踪我们都知道。我说我知道，你们果然不错，不是吃干饭的！都是老朋友，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为了台湾问题，我说那同我不相干。结果他们硬是请我把两岸牵起来和谈。后来有了共识。这里面故事很多了，没有时间讲。

跟着下来，温州方面我家乡的市长来了，他说要我做金温铁路，浙江温州到金华这一条，连接浙赣路，连接到上海的铁路。我说，一百年了，由孙中山起没有修好，毛主席修过，因为苏联断交关系没有修好，邓小平接上没有修，李鹏也接上没有修，你跑来要我去？我说我没有钱唉！他说不要紧。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只要你牵个头，就会做成了。我说真的啊？但是我真的不想做。后来，我说一百年了，你们做不好，我做给你看！开始投资铁路，这条铁路六年内完成了。可是现在，铁路在哪里，车站在哪里，一概不知道，我也不管，就是为老百姓造了条路。造好了，还路于民。假使我去坐火车，照样是要排队买票。

为什么讲起造铁路这个阶段呢？一九八九年，北京闹事的时候，北京老朋友打电话问我“你看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老兄，没有事！“啊，真的啊？”绝对三个月以后一点事没有！“那你回来的计划？”我说照旧不变！我定的政策是不变，造铁路，该投资就投资。

好，做铁路当然要投资啊！这是第一次试验内地的银行，我叫李素美李总经理先汇一百万美金过去。结果汇进来一个月了，不晓得钱在哪里！浙江方面说他们户头上没有钱，结果东查西查，钱还在北京的中国银行，然后北京又转到浙江中国银行，浙江中国银行又转到哪里，然后又到温州。哟！我说中国这个叫银行啊？然后我说再试，私人汇了五万块或者一万块美金什么的。结果手续非常难办。而且领出来呢，只准领一万两万人民币。这是中国银行，你们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当时是那个样子！

每一个银行，从国民党起，银行本身就有监察人的，现在你们有了银监会，唔，这个更奇怪了！对不起啊，不是批评你们，是讲真话。所以陈峰打电话给我说，银监会主席要我讲，我想三四十个人吧，因为一个银行两个监察委员嘛。哟！现在银监会全国两万多人，这是个什么机构呀？然后我一算，假使再加上全国的银行职员，在中国搞银行的，起码十几万人！——白银都给他摸黑了。所以我刚才首先提出来：“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其实中国到了现在，真懂银行的人有多少呢？原本就没有建立适合自己的体制。我看了美国的银行、法国的银行，日本银行也试过，其他国家还没有去，这些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比起中国的银行，经验多很多。现在我们的银行不是银行，好像是个官僚机构。

对不起，你们要不要休息呀？因为我怕你们路远，所以赶紧补充几点，匆匆忙忙讲的，讲完了大家可以回去睡觉。对不起啊！

那么现在，我缩小范围讲，劝大家读书，这是劝银行界朋友们个人修养的。我刚才都是讲真话，还不算真的批评。要我批评起来，这些经验很多很多。

我以前常常笑，我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课也讲，我们看银行的人，搞经济的人，乃至会计、会计师，一个什么看法呢，算是对他一生的结论？比如看到一个同学毕业了，问他找到什么工作？老师啊，我进了银行。我说恭喜呀，那是个铁饭碗，我说你不要随便辞职啊。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一个人要上吊了，挂在大树上才吊得死，你不要给民间小公司做个小职员，挂小树上吊也吊不死呢，树也断了！在银行啊、政府机构啊，做公务员千万不要离开，挂在大树吊一辈子舒服得很，下半辈子荡秋千！但是我说做银行、搞会计的是什么呢？一辈子只有几句话，  “圈子是愈画愈多”——地位高一点，圈圈多一些；“车子愈坐愈新”，“房子愈住愈大，个性愈来愈渺小”。可是为了生计问题，那真是一个铁饭碗。

我现在是心里很急，给大家浓缩，怕耽误时间，诸位还要回到上海，太对不起了！

你们诸位做银行业的，要学一个人的境界，宋代的朱敦儒。因为你们一讲银行界的，我就想到中国文学。一讲文学，我有一句话：文化的基础在文学，文学的基础在诗词。

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都在这个里头，中国人的文化是文哲不分，文化跟哲学不能分开，根本没有单独的哲学，不像西方人单独地分科。中国的文人，文章诗词里头太多的哲学了，文哲不分。同时，文史不分，一个哲学家应该懂历史，历史跟哲学、文学，三位一体，不分家的。再一个，文政不分，一个大政治家，又是哲学家、文学家。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