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聊斋》的陵川知县个人日记

走进《聊斋》的陵川知县

个人日记

附原文：

走进《聊斋》的陵川知县

　　蒲松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孙必振》，故事主人公就是清康熙年间任陵川知县的孙必振。《聊斋》中的《孙必振》原文如下：

　　“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舟船荡摇，同舟大恐。忽见金甲神立云中，手持金牌下示。诸人共仰视之，上书‘孙必振’三字，甚真。众谓孙：‘汝必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孙尚无言，众不待其肯可，视旁小舟，共推置其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

　　孙必振，字孟起，号卧云，山东诸城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康熙三年（1664）授河南淮庆（怀庆）府推官，康熙八年（1669）改任山西陵川知县，康熙十六年（1677）升河南道御史。后因病辞职，病逝于家中。

　　孙必振任职淮庆府推官期间，廉洁勤政，多有政绩。康熙老师、朝廷大员的阳城人陈廷敬撰写的《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君必振墓志铭》中载，孙必振到任淮庆时，武涉县一富豪已在狱中关押了三年。他查明，该是被人讹诈钱财不成，反被诬告，被冤判逮入狱中。案情既明，孙必振立即将富豪释放，并严罚了诬告者，滥讼之风逐渐杜绝。另，所属的修武知县送来一竹笼鲜笋，孙必振打开一看，却是黄金白银。孙必振勃然大怒，训斥其道：“你怎么敢这样侮辱我？”令其速将礼品拿走。孙必振押送漕粮到达河北大名县，管事者按惯例送给孙必振二千两白银，他拒而不受：“此乃百姓血汗，我岂敢要？”令人勒石立碑，写禁令刻于石上，将这一陋习革除掉。

　　然而，官场险恶，他断了别人财路，自然有人对他恨之入骨，要断他的官路。被人做了手脚的孙必振，突然被罢官还乡。

　　康熙八年（1669年），孙必振被重新起用，赴任陵川知县。

　　陈廷敬在撰写《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君必振墓志铭》之前，还为孙必振撰写过两篇碑文，记述孙必振在陵川任上的政绩。

　　第一篇碑文是《修建孙公峪路碑记》，记述了孙必振率邑中之民修筑“孙公峪”道路的事迹。该碑文立足于陵川，着眼于整个泽州乃至上党地区，说明孙必振率民修通这条路的重大意义：“泽郡环山而立，居太行绝巘，据中州上游，山峻而险，水泽而陡。居民往来，商旅辐辏，每当险阻阽危，惊心骇目，则绝山通道，为最急云。属邑若陵，尤在万山深处。东临其城，南接宁邑（今天的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徐营镇宣阳驿村一带），道路险巘，几于悬度之厄。……乃上党以南与中州山左，商旅往来，必由于此。旧有小径，岁久，为山水所噬，逼窄难行，且多河患。士人病（心病）之，时欲改修，而力维艰。……琅琊孙公（孙必振是山东诸城人，旧称琅琊），来令兹邑，废举兴利。色指事集，闻鸟道之崩颓，即切已溺之思，亲必履山谷，劝率鼓舞。于是远近欢赴。……康熙八年四月，僝工与山，至再岁七月，顿成康庄。始于陵之冶头，至辉之平罗。断者续之，高者下之，阻塞者凿通之，蜿蜒百余里。凡土石资力，费金三百余两。”孙必振率众所修的路，陈廷敬说“始于陵之冶头”，但疑是白陉古道，只有这条路，才“几于悬度”、“乃上党以南与中州山左，商旅往来，必由于此”。孙必振不仅率众修通此路，而且迅速改变此路沿途村落凋敝、土地荒芜的状况：“山中村落，如孙公峪（百姓为纪念孙必振而命名）、莲花村，自兵燹之后，久无人烟。公设法招徕，劝给子种，开田若千顷。昔也，为荆棘之林，而今禾黍油油，云畴片片矣。昔也，为虎狼之窟，而今且居民丛集，竟成乐土矣。昔也，望岩而思阻，今且与马奔驰，山无畏途矣。”陈廷敬满怀崇敬地感叹说：“公之嘉惠陵民与邻封之民，不仅一世而已也！”

　　陈廷敬所撰的第二篇碑文是《邑琅琊孙公碑记》。这是一篇对孙必振在陵川任上综合性的政绩评述。主要是肃吏风，减民赋，抑豪强，息诉讼，办教育，兴礼义，正民气，使陵川社会秩序各方面好转的事。可惜，因原本缺失，《陵川县志》只好标记曰：“下文缺失，有六行。”但其他资料对此进行了补充。孙必振在陵川，爱民如子，做了许多兴利除弊之事。首先，他保持了自己的一贯作风，不管社会有些来头仗势欺人的霸道奸滑之徒，还是衙门里狐假虎威欺负百姓的有劣迹公差人员，均不看情面，“除豪猾蠹役”，严肃予以惩治，使陵川“讼庭闲阒，民咸乐生。”孙必振初到陵川时，按旧例老百姓每年须缴纳黄丝黄绢的省赋，负担很重。孙必振通过向上争取，终于为百姓“祛除其累，省赋归民，民情稍舒”。陵川地处太行干石山区，人畜饮水困难。孙必振到任后，首重民生，先解决县城百姓饮水困难问题。他亲自勘查地形，选择在县衙西边开凿水井，终于打出了泉水源源而出、水质清冽甘甜的深井。这眼井，一直使用到解放后，磨河提水工程竣工并向县城供水，方弃之不用。孙必振尤其重视陵川的教育。陵川于金元两代出状元6名，中进士54人，可是他到任前的40年中，却再无人举中。孙必振为重振学风，栽培人才，易地重建了一座孔庙。孔庙又称文庙，既是祭祀先圣孔子的地方，又是培养儒学人才的施教之所，故又有学宫、庙学、县学之称，是宫庙一体的传统教育典范。文庙甫成，他亲自撰写了《改建学宫记》，刻于石上，情真意切诉说兴教办学对于广出人才的意义，以及通过兴盛学风，广兴教化，起到“陪民风、端士习”的巨大社会作用。除此外，孙必振还创建书院，请饱学儒士授课，鼓励全县民间开设义学，并亲到各地劝学，到书院检查督促学子。《陵川县志•官师志》载：“于是得连举于乡。”。

　　在任期间，孙必振还组织人手，新修了《陵川县志》。《陵川县志•艺文志》录《续修陵川县志序》中载：“余（此知县佚名）于雍正十一年调补兹邑，因索邑志于掌故氏，得琅琊孙公必振重修本，披阅之下，思夫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

　　孙必振的善行义举，受到陵川老百姓的衷心拥戴，在他任满离开陵川时，士绅与民众一直把他送到百里开外，并祀他于名宦祠。

　　离开陵川的孙必振，升任河南道御史一职。在任期间，先后弹劾封奏50多起，多名有劣迹的官员被他弹劾，所上建言也因切中政弊而多被采纳。

　　好人有好报，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心理诉求。孙必振有这么好的人品与官品，很容易就被民众赋予了神格色彩。于是，就有了蒲松龄笔下的《孙必振》这篇传奇，纳入《聊斋》，广传于世。但传奇是虚构，不是事实。史载，孙必振是有过渡长江的经历，但并不像蒲松龄《聊斋》里的讲述的那样。那是清康熙十八年，他曾奉命视察浙江盐政，顺利渡江。这时的孙必振，身份是钦差大臣，即使渡江遇险，同船的人不会有这么大胆，将他从大船推入小舟之中。至于金甲神立在云头举牌示意“孙必振”的情节,更是神话色彩十足的杜撰。蒲松龄之所以创作这篇传奇故事，载入《聊斋》，是因为他仰慕孙必振的人品、官品，借故事宣扬一种道义。《孙必振》虽短，却寓意深刻。同舟之人危难关头不是互相救助，而是为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安危，最终自己遭殃。同时，也从侧面提示进入仕途的人们，在浑浊不堪的官场，要持节自重，洁身自好，留得清名于世间，对百姓，对自己，都是一种福祉。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蒲松龄与孙必振的从兄、淄川教谕的孙瑚，私交甚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诗酒唱和，谈论时政。蒲松龄应该是从孙瑚嘴里了解到孙必振为人为官的作风与品行，展开丰富想象，虚构了这个传奇故事。蒲松龄与孙必振都是山东人，加上蒲松龄与孙必振从兄的这层关系，足以证明，《聊斋》所记的孙必振，就是在陵川任过知县的孙必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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