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黎

据说在很久以前，苏州洞庭东山有一个姓席的殷富人家。席妻年近50生了一女，取名盼盼，老夫妻视为掌上明珠。盼盼越长越漂亮，周边提亲不断，但盼盼并未相中谁。在18岁那年春天，盼盼由两个丫鬟陪同上紫金庵烧香，回来的路上，忽然发现在发髻上的一支宝簪不见了。这簪是席家祖传之物，盼盼极其珍爱，终日愁眉不展。
 

老夫妻俩一面好言劝女，一面叫人沿途寻觅，宝簪仍毫无踪影。这时有人提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贴出告示：凡是得此簪者，赏白银500两。
 

一天，有位广东客商，肩驮一猿来东山，在紫金庵的墙上见这告示，自言自语地说：“不知何人有福拾得这宝簪？”说完进庵欣赏十八罗汉。肩上的猿却溜了下来，爬到院里树上戏耍，客商看完罗汉打一口哨，猿便迅速地返回，跳到主人肩上，并将一支簪给了主人。原来那天盼盼烧完香进入后园，头上的宝簪被一树杈钩住了。
 

客商接过宝簪立即来到席家。席老汉一见此簪，又见客商年纪轻倜倘风流，便问客商婚否。这客商当即跪在老汉面前说：“家中仅有自己，父母早亡，愿入赘为婿。”
 

席老汉满心欢喜，既得簪又得婿，于是择吉日完婚。席老汉请人操办酒宴。不料猿偷吃了厨房的东西，客商一气之下，将猿杀了。
 

喜宴结束，新郎步入洞房，盼盼羞涩地问簪是如何找到的。新郎一五一十地说了，还说我们的姻缘是猿和簪撮合的；女方媒人是簪，男方媒人是猿。盼盼听后便叫新郎将猿牵来，以谢大媒。新郎说猿已被杀。
 

盼盼听后顿时怒气满面，责骂客商丧天害理、忘恩负义，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有‘猿’千里来相会，无‘猿’对面不相逢。”遂将客商赶出洞房。这门婚事便告吹了。
 

由于“猿”“缘”是谐音，“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从中引申和演化出来的。

南北朝时，陈朝的徐德言娶了乐昌公主做妻子，两人感情颇深。隋文帝派兵南下，陈朝岌岌可危。徐德言对妻子说：“兵荒马乱，咱们可能被冲散。”说着，他拿出一面镜子，一破两半：“咱们一人拿一半，每年正月十五拿到街上卖。镜子破，价钱贵，人们一定会当做笑话传开去，我就好去找你了。”陈朝灭亡后，乐昌公主被隋朝大臣杨素掠去。元宵佳节到了，徐德言颠沛流离到长安，便在街头卖破镜。乐昌公主也按约派随身老仆到街寻访，果真与徐 德言相遇。拿出另半边镜子一合，严丝合缝，徐德言随即吟了一首诗：
 

乐昌公主接到老仆带回来的诗，整天啼哭，杨素问明原委，也很感动，派人找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团圆了。

夫妻称“两口子”由来于清朝干降年间。
 

当年，山东有一个叫张继贤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继贤与本地恶少石万仓的妻子曾素箴相识，二人一见钟情，夜夜往来。
 

石万仓是个酗酒成性的家伙。一次，石万仓因饮酒过度、引起酒精中毒而身亡。石家人怀疑石万仓是被其妻曾素箴害死的，于是告到县衙门，说曾素箴因偷奸杀死亲夫。
 

县官接状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张继贤和曾素箴打入大牢，判为死罪，从县府押到京城。

一次，乾隆皇帝阅案，看到了张继贤的供状，见其文笔不凡，十分惊讶。于是，乾隆皇帝亲自到牢中去看望张继贤。在交谈中，乾隆皇帝确信张继贤是个才子，便有心救他。
 

不久，乾隆皇帝下江南私访，途经微山湖时，停留了几天。乾隆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后，便御批：将张继贤发配到卧虎口，将曾素箴发配到黑风口。
 

张继贤、曾素箴二人虽然双双冤入大牢，但是情却始终未断。这次获皇帝恩准发配到“两口”后，真是喜出望外，二人时常互往互来，甚是自由。他们这样来往于卧虎口与黑风口，被人们称为“两口子”。
  

后来，人们就把“两口子”衍指“夫妻俩”。

 

汉哀帝时，“太太”原为尊称老一辈的王室夫人。到后来，汉室又称皇太后为皇太太后。太太的称谓，汉代在贵族妇女中逐渐推广起来。明代时称太太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凡士大夫妻，年来三十即呼太太”，即司眷属，中丞以上的官职才配称太太。清朝的人，则喜欢叫家庭主妇为太太，不过都以婢仆呼女主人的居多。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太太的称呼开始泛滥，从大帅到芝麻绿豆官，其眷属都可相称太太，官太太、经理太太、校长教授太太，到处都是，不过无形中多少还有些限制，至少是在有知识阶层之上。二十多年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港澳台和外籍华裔、侨胞的归乡入里，“太太”的称谓同小姐、先生一样又时髦起来，成为人们对朋友间已婚女子的敬称，而且从广泛性来说似乎已更少含有什么官职的味道，变得更平民化了。

“妻”最早见于《易-系辞》：“人于其官，不见其妻。”但妻在古代不是男子配偶的通称。《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庶人曰妻。”看来那时的“妻”只是平民百姓的配偶，是没有身份的。后来，“妻”才渐渐成为所有男人配偶的通称。
 

“妻”的别称很多。古代无论官职大小通称妻为“孺人”。卿大夫的嫡妻称为“内子”，泛指妻妾为“内人”。妻还被称为“内助”，意为帮助丈夫处理家庭内部事务的人。“贤内助”成为好妻子的美称。旧时对别人谦称自己妻子为“拙内”、“贱内”。而在官职较高的阶层中对妻子的称呼却反映出等级制度来。如诸侯之妻称“小君”，汉代以后王公大臣之妻称夫人，唐、宋、明、清各朝还对高官的母亲或妻子加封，称诰命夫人。
 

其实，把“喜”字写成“喜喜”，是人们希望好事成双的心理体现。
 

人们举行婚礼时，都要贴出红双喜字，以示庆贺。表示成双成对的意思。与其相应的是，结婚的良辰吉日也选双日子。
 

据说，这种习俗源于宋代。宋代的宰相王安石自幼才华显露，年方23时进京赶考，路过马家镇他舅舅家住下。次日，他上街去逛，见镇上马员外家门外悬挂的走马灯上写着一副上联：“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却没有下联，王安石一时也没有对上下联，便暗自记在心中，寻思下联怎么个对法。
 

王安石到京城应考，主考官指着一杆飞虎旗念道：“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王安石顿时想起马员外家那副上联，便以此为对，主考官惊赞不已。
 

在回程路过马员外家宅时，马员外恰在门首恭听几名书生应对联。王安石便挤进前随口喊出主考官出的对子。不想走马灯上的对子是专为择婿而出的。马员外觉得石安石的下联对得最出色，问明王安石尚未婚配后，执意要将女儿许配给他。王安石一打听，得知马员外的女儿才貌双全，经与舅舅商议，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不久，王安石择吉日良辰完婚，恰逢官差来报“恭喜王大人高中了”。王安石喜上加喜，提笔在大红纸上写下一个金色大“喜喜”字，贴在门上。并吟诗一首：“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洞房花烛题金榜，小登科遇大登科。”从那以后，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传统婚姻以其礼仪的隆重和场面的铺陈而颇具特色。它通常要经过提、订婚、迎娶出嫁、闹房等“程序”；其中以新婚当夜众亲友在洞房嬉闹新娘和新郎后，新人双双携手归寝为一高潮。旧时，此中滋生出一些乖情悖理的举动，因多发生在洞房里，故称为“闹房”、“闹洞房”、“闹新房”；由于这一习俗以新娘为主要逗趣对象，故又称“闹新娘”、“耍新娘”，旧时还称为“戏妇”。
 

关于闹房习俗的来历，我国民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源于驱邪避灾。相传，很早以前紫微星一日下凡，在路上遇到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子，尾随在一伙迎亲队伍之后，他看出这是魔鬼在伺机作恶，于是就跟踪到新郎家，只见那女人已先到了，并躲进洞房。当新郎、新娘拜完天地要进入洞房时，紫微星守着门不让进，说里面藏着魔鬼。众人请他指点除魔办法，他建议道：“魔鬼最怕人多，人多势众，魔鬼就不敢行凶作恶了。”于是，新郎请客人们在洞房里嬉戏说笑，用笑声驱走邪鬼；果然，到了五更时分，魔鬼终于逃走了。可见，闹房一开始即被蒙上了驱邪避灾的色彩。闹洞房驱邪的风俗南北各地均有。新人入洞房前，长江中下游地区，新郎前一晚就须睡在洞房，事先请两名女童手执红烛将新房内照一遍；天津人则请吹打班子在新房内吹打，以求吉利。新人入房后，驱房内邪气依然十分重要。诸如在东涨，新郎进屋后要象征性地向新房四角各射一箭，或手执单刀朝每个角落虚砍一刀，并歌曰：“一砍妖，二砍怪，三砍魔鬼坏脑袋，四砍丧神快离开，笑看麒麟送子来。”更普遍的习俗是在新房内置长明灯。所谓“洞房花烛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学者研究说，“听房”习俗，实质上也是防鬼怪进入洞房的一种保护措施。
 

关于闹房来历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闹房首先在北方出现，而且开始时主要是新郎，这大概与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他们以狩猎和游牧为生活手段，使得男子十分骠悍和勇健，在新婚时忍受棒打可以证明一个男人是合格的大丈夫。
 

世界上有些落后的民族以自残和被虐来表明男人资格，甚至拿猎取到的人头作为信物求偶，恐怕同出一义。闹房在古代保留了这一原始习俗。

古时候婚礼时，新娘头上都会蒙着一块别致的大红绸缎，被称为红盖头，这块盖头要入洞房时由新郎揭开。
 

最早的盖头约出现在南北朝时的齐代，当时是妇女避风御寒使用的只仅仅盖住头顶。到唐朝初期，便演变成一种从头披到肩的帷帽，用以遮羞。据传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为了标新立异，有意突破旧习，指令宫女以“透额罗”罩头，也就是妇女在唐初的帷帽上再盖一块薄纱遮住面额，作为一种装饰物。从后晋到元朝，盖头在民间流行不废，并成为新娘不可缺少的喜庆装饰。为了表示喜庆，新娘的盖头都选用红色的。
 

新娘为什么要蒙盖头，还与神话传说有关。
 

据唐朝李冗的《独异志》载，传说在宇宙初开的时候，天下只有女娲兄妹二人。为了繁衍人类，兄妹俩商议，要配为夫妻。但他俩又觉得害羞。于是兄妹俩上到山顶，向天祷告：“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就让空中的几个云团聚合起来；若不让，就叫它们散开吧。”话一落音，那几个云团冉冉近移，终于聚合为一。于是，女娲就与兄成婚。女娲为了遮盖羞颜，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扇与苫同音。苫者，盖也。而以扇遮面，终不如丝织物轻柔、简便、美观。因此，执扇遮面就逐渐被盖头蒙头代替了。
 

世界上许多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中，都有兄妹结婚的情节，而且都有用树叶、兽皮或编织物遮面避羞的描述。新娘蒙红盖头只是由其演变过来的。

提起交杯酒，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婚礼时这是个十分常见的节目。
 

据传，这一习俗源于先秦时期。《礼记-昏羲》载：新郎、新娘各执一片一剖为二的瓢饮酒。其意是象征一对新人自此合二为一，夫妻间享有相同的地位，婚后相亲相爱，百事和谐。到了唐代，除了沿用瓢作酒器外，亦可以杯替代。到了宋代，新婚夫妇喝交杯酒时用的是两个酒杯，先饮一半后再换杯共饮，饮完后则将酒杯一正一反掷于床下，以示婚后百年合好。清末的时候，交杯酒仪式已发展成为“合卺”、“交杯”、“攥金钱”三个部分。今天的婚仪中，“安杯于床下”之礼已被革除，“攥金钱”则为“掷纸花”所代替，惟“交杯酒”之礼仪仍然实行，为婚礼平添了喜庆的气氛。

人们通常谈到夫妇时，夫多被称为“丈夫”，妻子则被叫做“老婆”。这两种叫法、习俗相沿至今。

原来，在我国有些部落，有抢婚的习俗。女子选择夫婿，主要看这个男子是否够高度，一般以身高一丈为标准。当时的一丈约等于七尺(那时的一尺约合现在的六寸多)，有了这个身高一丈的夫婿，才可以抵御强人的抢婚。根据这种情况，女子都称她所嫁的男人为“丈夫”。

“老婆”这个称谓，最初的含义是指老年妇人。后来王晋卿诗句有云：“老婆心急频相劝。“这一“老婆”是指主持家务的妻子。因此，后来称呼自己的妻子叫“老婆”。
 

“老婆”与“老公”这类叫法，都含有“相濡以沫、恩爱长久”的愿望。
 

“结发夫妻”一般指的是原配夫妻。头发在古代由于“受之于父母”，被看得如生命一样重要。在浙南就有因“结发夫妻”而衍生出的“束发托身”与“投丝慰情”的民俗。
 

关于结发夫妻的这一习俗，相传是从古时一个皇帝登基时留下来的。说是皇帝登基的头一夜，因为担心胡子太短，无法入睡(古代男人是以胡须长短衡量人的学识的)。身边的娘娘聪明过人，她剪下自己的头发，仔细地接在皇帝的胡须上，一夜工夫，使皇帝的短胡子成了长胡子。次日皇帝登基时，手捋胡须，接受臣子朝拜。臣子惊叹皇帝一夜之间，胡须过脐，实乃“真龙天子”！娘娘剪发结皇帝胡须的好事为人称颂，于是人们将他们称为“结发夫妻”，以此来表达患难与共、互助互爱的夫妻间的深厚感情。

在家庭关系中，称妻子的父亲为“丈人”。然而魏晋以前，妻子的父亲被叫做“舅”或“妇翁”。“丈人”则是对上了岁数的男子的尊称。
 

不过在唐朝文学家柳宗元《祭杨凭詹事文》中，开门见山写的是：“年月，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宋朝人《猗觉寮杂记》和《鸡肋编》都据以为证，以为开始于此。
 

但更确切地说，为时还要早得多。陈寿《三国志-蜀志-先主传》里提到“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董承是献帝刘协的表叔，亲上做亲，女儿给刘协做了“贵人”。裴松之注释上边这句话时写道：“(董承)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

 

此称谓都与泰山的“封禅”有关。
 

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记载，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四年(726年)到泰山封禅。丞相张说担任封禅使，顺便把他的女婿郑镒也带去了。按旧例，有幸随皇帝参加封禅者，丞相以下的官吏都可以升一级。郑镒本是九品官，张说利用职权，一下子把他连升四级。唐玄宗在宴会上看到郑镒突然穿上五品官穿的浅绯色官服，觉得奇怪，便去问他。郑镒支支吾吾，不好回。这时，擅长讽刺的宫廷艺人黄醮绿嫠回答说：“此泰山之力也！”妙语双关，唐玄宗心照不宣，事情就这样混过去了。后人因此称妻父为“泰山”。
 

因为泰山又称东岳，是五岳之长，所以又转而把妻父称做“岳”、“岳翁”、“岳父”、“岳丈”等。据文献记载，这种称谓大致始自宋代。妻母则称做“岳母”，在书面文献中，后来也有称做“泰水”的。

由此可见，“泰山”称谓的出现是来自亲属关系中政治利益的关联。
 

“连襟”据说最早是出现在杜甫笔下。他晚年寓居川东，结识了当地一位李姓老头，序论起来，两家还是转弯抹角的亲戚。两人很合得来，三天两头书信往来或一起聊天喝酒。后来杜甫要出峡东下湖湘，写了首《送李十五丈别》的诗，回忆叙述结交经过，有几句是：“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气合，相与襟袂连。”这只是形容彼此关系密切，还没有后来所称的姐妹们丈夫之间的那种关系。
 

北宋末年，著名诗人《容斋随笔》作者洪迈有个堂兄在泉州做幕宾，不很得意，洪迈妻子的姐夫在江淮一带做节度使，写荐书推荐这位堂兄去京城供职。洪迈的堂兄很感激，托洪迈代写了一份谢启，里边便有几句是：“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悬望，分无通贵之哀怜。”而比洪迈还早一些的马永卿，在所著《懒真子》里提及：江北人呼友婿为“连袂”，也呼“连襟”。由此可见，宋朝时流行的称呼已经具有了今天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