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中国论
个人日记
中国人的生活亦是谋略化的,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或进或退,或入世或出世,持中和,处柔顺,善变通,精辩证。人们常说,中国人私心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不团结,不能合作,汉奸多,叛徒多,即是例证。
可见,谋略是中国文化的主轴。那么,何谓谋略?谋略指对事物高瞻远瞩、曲折迂回的认识,以及为了达到认识的目标所采用的间接的、神奇的、不合规律的、令人惊异的手段。具体地说,它是隐藏不露的政治计谋、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战术、事半功倍的做事方法、风云变幻的人生策略。
马汉曰:中国谋略乃太和谋略,即中和、辩证、圆融、和谐、阴柔之谋略。孔子尚礼治,行中和,曰“礼之用,和为贵”,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乃社会谋略;孟子欲为“天民”,和合天人,倡建仁政社会;董子立天人感应之说,混合阴阳,生克五行,追慕“太平世”;程朱曰“物我一理”,陆象山曰“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曰“知行合一”,这些都是“太和”之义。道家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又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和其光,同其尘”;庄子曰“天人契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又曰“入其俗,从其俗”,皆深得太和谋略之精髓也;墨子倡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和;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互用、阴阳手段结合之南面术;鬼谷子主张协和人际、揣摩游说、燮理万邦,这些洵属太和谋略之流。
福煦云:在中国,政治、社会、人生谋略通称“文兵法”,可见,它们的运用不亚于用兵,特别是,中国政治谋略太卑鄙、太残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投毒暗害,杀尽功臣,食肉寝皮,夷灭九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儒家的教化约束、秦始皇的官僚体制、韩非子的阴谋权术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封建政治的特色。
麦克阿瑟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军事谋略巨擘,如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韩信、诸葛亮、曹操、司马懿、隋文帝、李世民、李靖、刘基、曾国藩等。他们的军事谋略的特点是,强调正兵与奇兵相结合、王道与霸道相糅、不战而屈人之兵、随敌制胜、攻其无备、求之于势和阵法,以及迷惑敌人等。相比而言,西方军事家更强调突击战、闪电战、阵地前决战、大规模调动包抄和速战速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即主张机动迅猛的进攻,拿破仑的元帅约米尼提倡集中用兵,猛烈出击,法西斯希特勒靠闪电战取得了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可是,中国古代的战争主要靠步兵,很少有骑兵,这样很难真正地做到快速,而且,给养十分困难,难怪中国的兵家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韦伯:孔子、老子堪称中国的社会谋略大师,孔子主张社会实行礼治,后来的儒家、法家都强调社会的秩序,而老子则强调自由主义的无序――“无为而治”,不干涉民间的活动。很有意思的是,有序、无序两者都能达到社会的稳态,有序的专 制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集中于一个方向的激光,无序的民主自由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互相抵销的布朗运动,也是稳定态。民主自由社会由于团体的力量分散,人民的不满和愿望得以表达,暴力因素不被淤积,权力相互制衡,法制健全,领导层按照程序和选民的意愿更迭,因此,社会处于良性的运转之中。自夏朝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这样的哪怕是原始的机制,甚至于连这个现实的愿望都没有出现过,尽管有过老子的小农自由主义空想。这不同于古希腊社会有较为完善的原始民主。
凯恩斯:中国经济和经济管理谋略以管仲为奠基人,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商鞅的官商理论、范蠡或其师计然的经营理论、司马迁的自由市场理论。
福柯:中国人生谋略的大师如云,孔子、老子、庄子、鬼谷子等灿若星辰。孔子重视修身齐家,不过,他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是狡猾,他还把伦理放在了真理之上。老子主张先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有心计地采取行动。庄子重在实现精神自由,为此,他认为必须“欺骗自己”。鬼谷子要求揣摩人心,接人待物以技巧及计谋,他的两个弟子苏秦、张仪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胡鱼曰:中国乃谋略之中国!文兵法亦是兵家之主流。我但愿国人能少一点“谋”也即计谋,多一点“略”也即战略;少一点狡猾,多一点诚实;少一点谋略之“奇”,多一点逻辑之“正”。我们应当学习西方智慧,西方人的“谋略”(西方无“谋略”的对应词汇,一般用strategy)偏重逻辑推理,侦探片反映的即是这种智慧。
胡鱼倾十载心血研究中国谋略,倡导“建立中国谋略学”。他令弟子分别研究评述中国古代的大谋略家―――诸葛亮、刘伯温、曾国藩、吴起、孙膑、鬼谷子等人,弟子们果然颇有心得。
战略战术
中国古代没有战略战术的清晰概念,只有谋略、计谋等实用技巧的介绍,其中有些属于战略范畴,有些属于战术范畴,多数则难以界定。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可以分为八类:
运筹帷幄论。主张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未战先胜。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也。”“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有防备)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故胜兵先胜(先有制胜的策略和把握)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柔武取胜论。主张不战而胜,心战全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古代军事家认为“心胜为上,兵胜为下”;“全(保全)军为上,破(攻破)军次之”;“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他们还非常重视军纪赏罚:“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治军之要,尤在赏罚。”“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民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将无还令(命令不能收回),赏罚必信。”“赏不逾日(不等到第二天),罚不还面(不转过脸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其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赏其心也。”“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元恶不可不诛,协从(从犯)不可不抚。”“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知道感激)。”等等。
兵不厌诈论。主张伪装欺诈,阴谋诡计。古人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善动敌者,形之(示形,以佯动迷惑敌人),敌必从之;予之(给敌小利),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欲攻敌,必先谋。”“共敌不如分敌(使敌人兵力集中不如使敌人兵力分散),敌阳不如敌阴(正面与敌人对垒不如用计谋与敌人作战)。”“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发之以其阴(秘密发兵),会之以其阳(公开讨伐)。”“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等等。
宏观取势论。主张建立强大的兵势,分兵合击,团结激气,利用地势。古人说:“善战者,恒求之于势。”“水之弱至于漂石者,势也。”“勇怯,势也。”“故用兵之法,十(十倍于敌的兵力)则围之,五则攻之。”“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尉缭曰:“善用兵者,能夺人(挫伤敌人的气势)而不夺于人。”鬼谷子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管仲曰:“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吴子曰:“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刘基曰:“凡与敌战,若陷在危亡之地,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贪生怕死)则生。”孙膑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史可法曰:“将所以克敌者,气也。”孙武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还有很多有关地利的论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预测敌情)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等等。诸葛亮曰:“善将者,因(顺应)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万无一失)矣。”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太白阴经》曰:“地之险易因人而险。”《虎钤经》曰:“居险用险必内溃(居于险地再冒险,则军心不稳),居易用易必外蹶(居于平地若不出奇兵,则必然被击败)。”《登坛必究》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
随机应变论。主张出敌不意,乘隙而动,不失时机,攻守转化。太公说: “不能分移(分兵机动),不可语奇。”刘基说:“凡与敌战,须务持重。见利则动,不见利则止,慎不可轻举也。”白毫子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袁崇焕说:“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暇以为用。”胡林翼说:“兵贵因机(因循机遇),事贵乘势。”“兵家之法,战守并重。”“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李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孙子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敌人判断失误,没有来进攻)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正奇互补论。主张正奇相因,避实击虚,千变万化。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故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曾国藩曰:“用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如水,静如山。”《握奇经》曰:“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改变),战无常规。可握则握,可施则施。”
将领决定论。认为生死存亡在于将领,因此对他的素质有特殊的要求。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将有五危:必死(轻于送死),可杀也;必生(贪生怕死),可虏也;忿速(一触即怒),可侮也;廉洁(过于注重名声),可辱也;爱民(不忍心放弃一些人),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还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曾国藩则具体地提出对将领的要求:“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胡林翼说:“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以意志为统帅)。”“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六韬》中则提出了考察将帅的方法“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穷追不舍地诘问)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派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明知故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让他理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贞操),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关于专 制君主的诏令与将帅的权力,周亚夫说:“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太公说:“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而古代许多将领无论是得胜还朝还是一败涂地,都容易被君主杀戮,其根源也在于此。古人还有很多关于将士的言论,如认为:“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二;号令不二,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气势自壮。故机宜不可以远决(不可不当时当地随机决策),号令不可以两从(号令不一,无所适从)。”“兵贵其和,和则一心。兵虽百万,指呼如一。”“千人如一,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将卒吏民,动静如身(如一人之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善为将者,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不可欺软怕硬);和平之中,而有不可假借之力(不可剥夺利用的力量);持守(端庄严肃)之中,而有可以亲近之慈。”“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等等。
战备粮草论。主张居安思危,备兵教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求大量储备粮食,同时食于敌国。《易经》中说:“王公设险,以守为国。”《虎钤经》中说:“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将苑》中说:“军无习练,百不当一。”《登坛必究》中说:“练兵之法,当先练心。”俞大猷说:“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关于粮草军械等,孙武说:“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千里馈(运送)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兵员不再次征集),粮不三载(粮草不多次运送),取用于国(就地取粮),因粮于敌。”“智将务食于敌,胜敌而益强(既要打败敌人又要使自己更加强大)。”又说:“军无辎重(武器装备)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储备)则亡。”“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放弃一些军力)而争利,则辎重捐(舍弃)。”曾国藩说:“行军以粮路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军以粮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李筌说:“军无辎重,则举动皆缺。”
胡鱼说:“好!”又听菲耳士说:
中国的军事思想史源远流长。黄帝战蚩尤采用逐步后退的战法,周武王平定天下,以车战为主,姜太公柔远人、怀诸侯,老子主张以奇用兵、用人(借用他人)之力。《武经七书》以及孙膑兵法、诸葛亮兵法等等相继出世。
中国的军事思想重在用谋、用计、用间、攻心、奇正、应变,这与中国人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不团结,不守信,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等等,是一致的。
西方的军事思想也随战争一起产生,可追溯到古希腊。但成熟的军事理论出现很晚。直到十八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著《战争原理概论》,强调突击、机动;法国的基柏特(1743~1790)著《战术总论》,主张运动战,以战养战,反对防线、堡垒;约米尼(1779~1869)著《战争艺术概论》,主张集中用兵、各个击破,以及运动战、心理战,重视切断敌军交通线。他成为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一人;与约米尼同时的克劳塞维茨是西方军事之父,他所著的《战争论》认为战争不是科学或游戏,而是要用全部国力来打的暴力行动,他说“战争是一种强迫敌人遵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动。”又说“战争不过是政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续。”克劳塞维茨之后,西方军事家人才辈出,马汉、杜黑、麦金德、科林斯、哈特、富勒、鲍德温、朱可夫、伏龙芝、拿破仑、福煦、鲁登道夫、古德里安、巴顿、隆美尔……。
下面,我谨比较一下中国与西方的战略战术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中国人注重谋略,西方人重视实力,但西方人偶尔也讲到计谋。克劳塞维茨曾说:“任何一次出其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腓特烈大帝曾说:“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也和狮子皮同样的需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而狡计反能成功。”马其顿的菲力普曾说:“诡计放在实力的前面,而最后才使用实力。”
中国人更强调遇时不疑,抓住时机;西方人更强调突击、闪电之战。利德尔·哈特说:“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拿破仑说:“所谓的战术是,抓住最重要的时刻,把最强大的力量施展出来。”
中国人更强调出奇制胜,正奇结合;西方人更强调集中用兵。福煦说:“同时不得求二战,必须努力集中兵力。”卡尔大公说:“在兵力对比完全相等的地方不可能取得任何良好的战果。”鲁登道夫说:“陆上、海上和空中的统帅艺术,在于在数量上和武器的威力上造成对敌的优势,这就是说要形成一个打击的重心,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点和在获得胜利后就会使敌人彻底失败的方向上挫败敌人。”
中国人主张攻守转化,既讲究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又讲究后发制人、柔以制刚,而西方人对后者不太用心。约米尼说:“让我们记着,要克服征服者的野心,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先发制人。”又说:“实际上,假使要说战争的艺术,最主要的就是应该把我军的主力,投掷在决定点上。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其必需的手段就是争取主动。”尽管克劳塞维茨也说:“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拿破仑也说:“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合理而十分谨慎的防御,则继之以一个迅速而大胆的攻击。”这些思想有点中国式。
中国与西方都重视对地利、地形的研究。《六韬》中说:“凡深入敌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孙子兵法》中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曰:涂(道路)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我们西方的约米尼说:“假使一位将领想在一幕伟大的战争戏剧当中,充任一个成功的演员,那么他第一个职务就是要审慎研究作战的场所(舞台),这样他就可能看清楚敌我双方在形势上的优劣利害。”腓特烈说:“地理知识对于一个将军来说,犹如步枪之对于步兵,数学公式之对于几何学家一样重要。”亨利·劳埃德说:“地形,这是一本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兵书。”
中国人不如西方人重视武器特别是新武器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以将为本,西方人以武器为本。富勒说:“现在我相信机械化战争,也就是相信装备机器的军队,这种军队只需要少量的人和强大的机器。”古德里安说:“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而又再加上新的兵器,则奇袭的效果就会大大增加。”什捷缅科说:“突然地大量使用新式武器,可取得巨大效果。”
中国人没有直接谈到一些具体的战术,如占领城池与消灭敌人的关系,如何迂回进攻等。而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说:“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普鲁士的腓特烈说:“这是战争中的一条万古不易的公理,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总之,中西军事思想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人干得很出色,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国的暴力对抗太激烈了、太残忍了,使得生灵涂炭。可以说,军事是古代中国人最能发挥计谋特长的领域,正如科学是西方人最能发挥逻辑思维特长的领域一样。
曾国藩谋略
“誉之则为圣相,谳(贬)之则为元凶”。近代以来,曾国藩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杀人如麻,被人称为“曾剃头”;还有,他“借洋兵助剿”,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被人骂为“卖国贼”,另一方面,他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开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他严于修身,廉洁自持,被人誉为“古今完人”。蒋介石最喜读《曾文正公全集》,视曾国藩为楷模。青年时期的毛 泽 东也说过:“愚(我)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在谋略、修身方面影响深远。现对其思想略作评述。
治国统军谋略。
·与人治社会的其他杰出政治家一样,曾国藩认为治国安邦、统军打仗首在“爱民”、“得人”。(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邀买人心、利用人民而已。)曾国藩说:“为治首务爱民”,“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说:“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可见,他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体会到了民众的力量和人才的可贵。他感到最为痛心的便是“民心涣散”、“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他要求:“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从而达到收拾人心的目的。对于领导人才,他则要求做到“公”、“勤”、“廉”、“明”、“敬”、“诚”、“恕”。(其实,中国人哪有公心、诚心和恕心!有的只是私心、欺诈之心和世代复仇之心。)曾国藩还认为,选将重在四点:“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又说:“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不过,他认为对人才也不可苛求,因为“大抵任事之人,断不可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所以,要“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可细苛,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办事打仗皆稳扎稳打。曾国藩主张,做事“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度”,应当“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为此,他“寸心兢兢,且愧且慎”,“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扎硬寨,打死仗”。
修身处世谋略。
·修身教子尊孔墨。曾国藩承儒家“三省吾身”之祖训,时刻不忘进德修身。他每天记“日课”,“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对于出现的问题,则勇于自我批评,及时纠正。他“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念念欲改过自新”,这样,最终达到“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境界。
儒家强调圣人治国,否定法治,所以,官员的个人品格、修养成为政治好坏的关键。中国社会又是欺诈成风,小人、恶人得势,因此,清官注重自省、自我批评,未尝不是好事。只是这种自省太脆弱了,也表明了国人的无奈和悲哀。
再者,中国人总是返回内心,寻找恶根,可是,社会并未变得清新、正义。
曾国藩还尊崇禹墨精神,主张劳动、吃苦、节俭和平民化。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一般人都希望子孙做大官,可曾国藩说:“余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即使为官,也要“守寒素家风”。他称:“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有位汉学家说:“中国官僚社会依靠被称作系统化的贪污来维持生存”。可见,古代官员贪污受贿是“正常”的。正因为做官与得势、发财紧密相连,所以,望子做官、官本位成为“基本国情”。而曾国藩一反世道,不求做官,不求发财,尽管有虚假欺人的成分,但也仍然难能可贵。
·处世主张“敬恕”。曾国藩说:“敬以持身,恕以待人”,“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何为“敬”,敬谨也,严于治己也;何为“恕”,宽恕也,薄责于人也。曾国藩强调:“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先办一副平恕之心”,便可与人“和舟共济”了。
·顺境时功成身退,逆境时死中求活。曾国藩认为:“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因此,他主张在“易境”时学习道家,淡泊知足,功成身退,他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功成身退,愈急愈好”,“功名富贵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受用”。他不仅提出:“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保持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而且自己采取行动,请求注销封爵。在“难境”时,曾国藩则主张学习兵家,“死中求活”,“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说:“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利”不可从天而降,所以想获利,或想获多利,甚至暴利者,不仅要劳其筋骨,更须苦其心志,挖空心思,竭尽谋划,努力争取。个人如此,集团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小利小谋,大利大谋,无利更是要谋。要无中生有,谋生图存。
古今中外,只要心志健全的人,都会有所图谋,都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因此,谋略成为一门学问,出现一大批专才———谋士,也孕育出一大行业。古代中国有翰林,今日美国有智库。当今,美国拥有数千家智库,这正是美国霸业的智力基础与保证。
“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隐蔽性,是谓“阴谋”。所谓“阳谋”本质上是不成立的,古今汉典中,没有“阳谋”一词,所谓“阳谋”只是人们一种不严谨的说法而已。“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无不是“阴谋”,因此有“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的逻辑。大谋大阴,小谋小阴。美国等诸多国家一般有30年自然解密档案的规定,但是一些谋划或因“大恶”而成为永久秘密。国际经验显示,从事情报工作或在国家核心部门工作,往往视秘密为生命,保守秘密是加入组织的基本要求。同时,为了“知彼”,会不择手段获取对方情报与谋划。因此,在我们伟大而美妙的汉字中,“谋”与“谍”在文字上只有一竖之差,实际也就是一壁之隔而已。聚室而谋,然而隔墙有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划的功效关键在相关人员的素质、谋士的才干。谋定后动,执行力当然重要,但是首先在谋。战国时期的“四君子”均拥有食客三千,人才齐备,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看重便是一技之长,以防千虑一失。美国一流智库云集,但诸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谋略失误也不时出现。今日世界全球化盛行,但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谋划的。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强化金融监管,为全球化设置障碍。然而,美国打开潘多拉匣子,放出了魔鬼,如今发现自己也无法驾驭,这正是谋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谋的不确定性而否认“阴谋”的存在,将“阴谋论”视为弱者的心理,恰恰是弱智者的见识。
阴谋古已有之,中外皆于今为烈。《孙子兵法》享誉古今中外,核心就在于其伟大而至今尚无能出其右的“谋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关键在谋。若有勇无谋被人耻笑,竖子若不足与谋,成不了大业。一部《孙子兵法》实质就是一部“阴谋论”。古往今来,西方的谋术在长期内部厮杀、外部征战中不断演进,“特洛伊木马”与“第五纵队”层出不穷。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博弈日趋复杂,谋业也迅速发达。于是乎,不仅智库如雨后春笋,而且间谍如过江之鲫,连“经济杀手”这样谍中大鳄也不时浮现。如此使一些中小国家、“弱智”国家持续被置于鱼肉境地。
中国本应是足智多谋的国家,这是中国贤人政治的产物,也是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百余年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因所在。然而,近几十年来,西方用“自由”来清洗中国人的大脑,用“和平”来抽掉中国人的脊梁,用“民主”来搅乱中国人的脚步。如此,阶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主流经济、社会“精英”可谓集体沦陷了,这些“智者”、“贵者”自己不识马,便曰天下无马;自己愚昧,就推理天下无知;自己脑残,就断言天下无谋。天真地认为经济在自由运行,社会在自我发展,国际在自在交往。一切任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的世界经济领域就是垄断资本,在“无政府”的国际关系领域就是美国强权。
于是,不难看到,近年来,中国对外交往日益被动,最大债权国屡屡被最大债务国敲打、讹诈,动辄得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越来越不会谋略了。这本应是个体的悲哀,然而环视今日中国之无穷困局,个体的悲哀竟然成了国人的悲哀。呜呼,哀哉!▲(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柯林斯等论孙子
麦克阿瑟说:“中国人是战争奇才,我深为佩服!顾先生,请问孙子攻打楚国,后来如何?”
科林斯宣读他的最新论文:《论孙子的战略战术》,大致是: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因敌制胜,求之于势。
反思姜太公
胡鱼研究姜太公,发现他是中国政治军事谋略的典型代表,反思其思想言行,获益颇多。
姜太公,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在尧舜时做过大官,因与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因此部族又以吕为姓。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廷做官,因屡次劝谏帝纣不听,反被忌恨,于是他逃到东海之滨,垂钓于尚湖(以他的名字命名,位于江苏常熟县境内)之畔。后来,姜太公又回到中原,寻访有为明君。在这期间,为生活所迫,他先在商都朝歌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开铺卖食。直到七十二岁时,姜太公听说周文王为仁德之君,他便西奔到达歧山脚下。不久后得知,周文王经常到渭河北岸打猎,姜太公于是天天到渭河钓鱼,等待着遇到文王的机会。这是一个类于守株待兔、相千里马的故事。一天,文王的车马果然浩浩荡荡地驱驰而来,此时,姜太公不但不起身拜谒迎送,反而故意看也不看一眼,此举引得周文王下车主动与他攀谈。文王问道:“你乐于钓鱼吗?”姜太公答道:“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天,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文王又问:“钓鱼与志趣有什么相似之处?”太公答道:“操钓在手,有三种权谋变化:有以厚禄竭人才智的权谋,有以视死如归精神鼓励士兵的权谋,有以高官显位降服能人的权谋”。姜太公一边说,一边观察文王,见文王正洗耳恭听,态度谦虚,并且对陌生人的高谈阔论毫不介意,他便继续侃侃而谈:“只要鱼吞食诱饵,就会受到鱼线的牵制;同样的道理,只要给大臣以厚禄,他就会屈服于君主。所以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报;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一席话,打动了文王的内心。俩人越谈越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年届古稀的姜太公得以施展抱负,运筹其经天纬地的韬略。
姜太公真不愧为中国谋略之先祖!他以高官、厚禄、精神三者笼络使用人才,充分利用了国人人性――世俗、迷恋官禄的弱点,撄得了人心。不过,他以及历代统治者的所谓“爱才”都太过功利主义,都是为了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并不是真心的,因此,他也时常流露出对英雄豪杰的杀戮思想。
在《六韬》一书中,太公认为王者应做到韬光
文章评论
*☆大眼睛☆*【缄默】
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念你安好...
云淡风轻
相遇,淡相守,念起,便是心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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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如书,每一页都散发着岁月的芬芳,每句话都闪耀着人生的光芒,每个字都镌刻着友情的清香——人生没有从来,唯有珍惜! 是网络这根线,把我们相连,不论是忙是闲,朋友永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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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净自然(拒群)
一路行走,一路回望,真诚的朋友,终身难忘。愿诚挚的祝福,载满暖暖的心语,时时点缀你的欢乐,洋溢出幸福。无论天涯海角,深深的情谊,永远镌刻在心底。朋友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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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风
永 恒 的 情 谊[url=http://piccache4.soso.com/face/_1204368046035943854][img,36,31]http://piccache4.soso.com/face/_1204368046035943854[/img][/url] 永 久 的 祝 福 [url=http://piccache2.soso.com/face/_10519893365509554038][img,166,8]http://piccache2.soso.com/face/_10519893365509554038[/img] [/url] 快乐每天 幸福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