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賊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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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烫，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
    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
    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
    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
    “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
    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认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
    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
    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
    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
    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杨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杨，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
    杨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
    杨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
    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
    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
    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杨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
    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
    杨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
    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
    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
    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
    杨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
    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
    杨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杨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一切又归于寂静。
    “走，上！”俞兆远轻轻地对杨乃康说。对这个仓库他们熟悉极了：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间堆放着粮食种子。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摞得比窗户还高。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俞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叫杨乃康上他的肩膀。杨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说：“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你不行。”
    俞兆远说：“你快上吧，我就不信支不住你。”
    杨乃康不再犹豫，两只脚都上了他的肩膀，说声起。俞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却没有站起来。杨乃康问怎么回事？他回答真不行了，腿没力气。杨乃康说，蹲好蹲好，我下来。他下来后说俞兆远：“我说我支架子，你非要……”
    俞兆远说：“好，你支架子，你支架子，我真是不行了。”
    于是，他踩着杨乃康的肩膀被托起来。托起来也不太高，这个仓库很高大，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约三米，俞兆远站在杨乃康的肩膀上眼睛刚超过窗户台。他一手扶窗户台，一手去推活动窗户，把窗户扇推开个缝隙。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探进窗缝，把窗口再推大些，顺势将竹竿捅进去。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因为第一次做贼，神经紧张，心跳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只好停顿一下，喘喘气，然后再捅。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本来很小，但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他是怕狗叫起来，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他都要静一下倾听周围的动静。
    终于，通过手的感觉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这时他才握紧竹竿，举起，用力把竹竿插进去。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摸了摸前端的竹筒。
    竹筒里有几颗麦粒！
    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把竹竿斜过去，将麦粒倒在地下的床单上。他兴奋地说：“插上了！”
    杨乃康也很兴奋，用力挺一下腰板说：“插上了吗，好，接着插，接着插！”
    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
    后来杨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说：“不行了，我支撑不住了，下来吧。”
    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说：“好了，你蹲下，我下来。”
    杨乃康是慢慢往下蹲的，但是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俞兆远也摔下来。俞兆远摔得可是不轻。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发出很重的响声，他痛得叫了一声。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他们顾不得疼痛，卷起床单拾起竹竿撒腿就跑。但是跑出没几步远，狗就扑过来了。杨乃康往地下一蹲，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但俞兆远拦住了他说：“不敢打，不敢打，越打越走不脱！”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黑子，不要吼，过来！”那狗还真听话，不叫了，轻步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又说：“回去，黑子，回去！”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跑走了。这时他才说一声跑。
    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们跑出去几十步，那个看守追了上来，拦住狗喊：“追，快追，黑子！”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那人还大声地喊：“贼偷仓库啦，贼偷仓库啦！”
    这时他们已经跑到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那里有两棵沙枣树，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后边。俞兆远说：“跑不了啦，那狗日的身体好，跑多远都能追上，得想个办法。”杨乃康紧张得嗓音都变了，说：“你说怎么办？”俞兆远没回答，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嗓音吼了一声：“王八蛋，你还要追吗？想活不想活了！”
    那黑影看不见人，便也不敢贸然追过来，只是大声喊：“来人呀，贼偷仓库了！”
    俞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吼道：“王八蛋你还要喊吗，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
    黑影说：“嘿，你狗日的嘴硬，你有胆量给我出来！”
    俞兆远说：“出来！你个王八蛋，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里擦？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看我今晚上怎么做死你。”
    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杨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杨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杨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杨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杨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锨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十二两——四分之三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教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不到的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棵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150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分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临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临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两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一停工俞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间，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塞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俞兆远戴的是棉布帽，还是来夹边沟的第一个冬季发的，太薄。
    出了房子，俞兆远先顺着上工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塄坎，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苞谷地。一棵包谷一棵包谷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苞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连个秕穗穗都没有。
    就在他觉得白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砣砣，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砣砣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砣砣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他真是个惯偷了。他装苞谷的动作很快，但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更多的苞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长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苞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是像掉进冰窖，冷飕飕的。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苞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人撒完尿就进房去，但是那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体面朝苞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眼睛盯着那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人不走，反而弯下了腰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想要坏事了，那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时间一长，那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但是他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回答：狼，外头有个狼！前一个声音问，你看真了？后一个声音回答，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吃苞谷啦，狼吃苞谷啦！ 前一个声音又说，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听到这里，俞兆远抱起袋子朝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詈骂声传来：“什么狼吃苞谷了，是贼偷苞谷了！追，快追！”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
    俞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米，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就往崖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岂知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骂骂咧咧折回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他也没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他忍着痛往回走。他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就很快消失了。他迷路了！由于乱跑了一阵，他搞不清自己现在的方位了，是应该往西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南方向走？他很清楚，在十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还有，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他想，应该往西走，住处在西边。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判断出哪边是西。他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
    他很快地走了一截，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住处大致是在西边，但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夜太黑了，看不见周围的景物。可是很快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攫紧了：狼的嚎叫声更近了，更清晰了！不是一只狼，而是两只。如果是一只狼，还可以周旋，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他必须首先躲开狼。他想了想，就加快脚步朝南走。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他必须往南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
    他加快速度往南走，越走越快。他的心跳得厉害，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
    后来，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正在向他逼近！近在咫尺！他已经累了，身体发热，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喉咙又辣又痛，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脖子里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把衣裳浸湿了。不行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就要累死了！干脆停下吧，休息休息吧，听天由命吧！最后，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双脚放慢了速度。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瘫了。他明白，狼已经往东去了，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
    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坐了一会儿，叫心跳得匀称一些，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不能坐得太久，因为湿了汗的衣裳冰凉，冷得他受不了啦。快乐是双重的：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走过去辨认一下，他差点快乐得叫出声来——天呀，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顺着大干渠走下去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他想。要不是狼逼得跑这一段路，今晚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
    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仍然看不见住处。他糊涂了：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跑了半夜，以他的判断该是走到住处了！回头往东走吧，他又下不了决心——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不就背道而驰了吗？后来他还是接着往西走，他想再走一截试试，若是还找不到就往回折。结果还没走上半里路，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坐起来观察，是个小小的土堆。他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在土堆旁转来转去，察看，思考。良久，他猛地恍然大悟：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的坟墓吗！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翌日晨起床，吃完了半盆末糊汤，俞兆远想好好睡一天，他大胯处的骨头昨晚上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说，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就是啥活也不干，也搪不住饿呀。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今天都进山去，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我跟这里的老百姓打问过，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
    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两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
    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土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临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11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唰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 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米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杨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杨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了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往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杨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垮子。垮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7］，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地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杨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梁步云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七八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下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塞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杨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说杨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梁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杨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在新华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蹓跶。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杨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侍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吧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末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蹓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1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什么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咦，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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