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网络大追捕---宋要武!
个人日记
作者：杨莉藜
自2010年年二月开始，一位名叫本杰明 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国律师，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一组文章，探寻四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来龙去脉，追查谋杀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哈里斯虽然不谙汉语，但是凭着二十年研究谋杀案的经验和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著，从并不十分丰富的英文资料入手，循踪觅迹，抽丝剥茧，一步步锁定可能的凶嫌。
哈里斯的调查是从卡玛（Carma Hinton）拍摄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开始的。这部电影虽然耗费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其它组织的大量资金，但是一经公映就引起了不少华人学者的批评，焦点集中在拍摄者美化那场民族浩劫，对于历史事实随意进行诗意化处理。尽管很多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人轻信卡玛对于文革的描述，哈里斯却从细节入手，通过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找到了很多疑点。通过这一番条分缕析，哈里斯得出的结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在为谋杀卞仲耘的重要嫌疑人宋彬彬遮掩，而宋彬彬本人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开脱。此后，哈里斯还阅读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的有关英文资料，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有关章节，观看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的英文版，了解了宋彬彬和刘婷婷在美国的行踪。他的追捕仍在继续，博客上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他还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publocc@gmail.com，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对这位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人权“白求恩”，我们所知不多。但相信他在探寻真相，追查凶手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的艰难，体验了不少来自中国人的冷眼。像许多看不懂中国人的老外一样，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功力和对于罪恶的容忍和冷漠让他惊诧莫名，因此，他把自己的这组文章命名为“一片死寂的中国：卞仲耘之死” （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直译是“中国沉寂的长城”），慨叹那个自称泱泱古国，欣逢盛世的地方居然可以容忍无辜者含冤而死，作恶者逍遥法外。
就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而论，尽管前有王友琴，后有胡杰等人在一丝不苟地记录历史，探寻真相，为国人，也为哈里斯这样的外国人进一步还原历史，厘清是非留下航标，但是，哈里斯那无奈的慨叹并非没有道理。四十多年了，卞校长的沉冤至今得不到昭雪，冤魂至今得不到抚慰。虽然当年制造了血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目睹了惨剧始末的教工也已是风烛残年，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自己的作为做过丝毫的忏悔，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凶手。这种面对血泊的集体失语，岂止是一种冷漠！更是对罪恶的纵容，对受害者的加倍践踏，对人类良知的亵渎！
尽管宋彬彬是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目之一，曾经给毛泽东献上红袖章，并由毛赐名“要武”，尽管同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刘婷婷曾经亲口夸耀自己打死过三个人，对她们我们同样不能有罪推定。但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她们二人有勇气为自己撇清责任，为什么不可以说出真正的凶手？如果说一般的当事人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越过官方划定的界限，这两位权倾一时的高干子女，又长期生活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为什么没有胆量讲出真相？
在最近贴出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真诚而急切地呼唤道：“刘婷、宋彬彬、刘锦（音）以及所有的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
我希望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等听到这位美国人的呐喊，更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良知的呼唤。或忏悔，或检举，不要让自己的晚年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不要让这场血案尘封进无法考据的历史。
记得当年听说有外国漂流队要对黄河长江进行处女漂，中国的壮士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忙不迭地组织起自己的漂流队，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夺回首漂记录。不知这样的爱国者们的“骠悍”是否已经失传，倘没有失传，听到哈里斯的网络大追捕的故事，会不会拍案而起，利用比哈里斯好上一百倍的调查条件，赶在他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抓出元凶？如果这样的爱国者太多，不便拥挤在卞仲耘的案子上，不要忘记中国还有千百万类似的案例……关注每一个国民的生存和自由，而不是稀里糊涂地为某个虚幻的政治概念挥洒狂热，这才是爱国者应有的作为。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从1966年6月初开始，她被“揭发”和“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
第一份资料：
揭露文革浩劫的文章书籍浩如烟海，这里不必赘言，只简言之。上自刘少奇彭德怀下至普通干部、名人、知识分子，无数人死于非命。农村“四类份子”从老人到幼儿整村整乡的屠杀一个不留。毛泽东把一大批纯洁的中学生变成杀人小魔鬼，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宋彬彬，说她的名字‘文质彬彬’不好，一句 “要武嘛！” 挑起了全国性的红卫兵法西斯暴行，以杀人取乐，宋彬彬马上改名‘宋要武’，跟人比赛，见别人打死了6个人，宋彬彬马上动手打死了8个人。
根本不管被打的人姓甚名谁，只要有人说一句这人是‘牛鬼蛇神’就够了，用皮带棍棒铁器活生生一下一下打死，不是用子弹。毛泽东制造派性挑起全国性大规模武斗，甚至部分地区军队也介入，造成死伤无数。。。。整个文革就是一场法西斯浩劫，不但毁灭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更毁灭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统，毁灭了人的良知，把人变成鬼。
第二份资料：
单有优越感，还不致杀人放火。但是优越感中本有为虐的火种，一经点燃，便成了狂暴性，杀人放火便会成为小菜一碟。果然，契机真的到来了，点火人也到了。
这契机便是文化大革命，这点火人便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初期，本来有个“十六条”，其中还没提到红卫兵，并曾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红卫兵以“红五类”组成，而“红五类”之首乃为“干部子弟”，干部子弟之首又是军队高干子弟，这样一来，“十一”的红卫兵便自奉为“红卫兵之首”，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在集会中见到带有“北京十一学校”徽章的，便像伊索寓言中说到的青蛙遇见水牛一样，给予特殊的礼遇。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信条，在他们心中是坚如磐石的。有意思的是这对联的横批，开始是“基本如此”，後来干脆改成“绝对如此”了。思想的荒唐导致行动的狂暴，假如说，火烧英国大使馆的事件为周恩来压住未致扩大的话，那么杀人如麻则是毫不夸张的实情实景了。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这只是大海之一滴而已。“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绝非糟得很！”接着又是来自中央的“除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打、砸、抢、杀的烈火燃遍全国。不能忘记这批干部子女，特别是像“十一”、“八一”这类学校的红卫兵，即军队高干子女，是功高盖世的！
第三份资料：
1967年夏秋之交，发源于北京并以暴力与屠杀为特征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仅在8月下旬，北京就有数千『牛鬼蛇神』死于非命．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毛泽东『要武，不要文质彬彬』的启迪下，更名要武并开始发狂，一人独欠五条以上人命。她深知罪孽深重，害怕正义之剑高悬的那一天，等不及教唆杀人政权垮台之时，早早地亡命海外去了；在祟文门，一个地主婆竟被一壶壶开水(强制附近居民提供)活活烫熟而死；在东四，一个中学生被胁迫用哑铃砸碎奄奄待毙的资本家父亲的脑袋，本人也因此精神崩溃成为疯人。
红卫兵发迹史：宋彬彬打死过多少人
不该忘记：2008年元旦，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友聚会，宋彬彬（左），刘进（中）。
文章评论
用常识解构谎言与暴Z
那些犯了杀人罪的人，以后中国民主了会起诉你们的，不管你们已经多老、不管你们躲在哪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