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江舟

 

 

   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黄皮肤黑头发，讲着地道的陕西方言。村内的儿歌“月亮月亮渐渐高，骑白马带腰刀……”已经唱了百余年，秦腔仍是村内人的传统项目。他们称呼政府部门为衙门，称呼干部为衙役，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村里的居民被称为东干人,目前总人口已有13万左右。

  而位于原首都阿拉木图以南约200公里的江布尔州库尔代县的马三旗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陕西村”，它是在哈东干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在这里不但能看到一张张与中国人相同、相似的面孔，听到带有浓浓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方言的话音，就连农户散养的家禽和田间种植的蔬菜，也与中国农村的非常相似。库尔代县紧邻哈吉边境，距离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也不过10多公里，被当地人称为“营盘”。2003年冬，香港凤凰卫视在这里摄制了《营盘日记——陕西村记事》，从而向世人揭开了“陕西村”的神秘面纱和一段悲壮传奇。    

   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我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1877年冬，为了躲避左宗棠率领的十多万清兵的步步追击，居住在今天陕西蓝田、渭南一带的万余名回民在起义领袖白彥虎的率领下，带着蔬菜和粮种，拉家带口，开始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集体迁徙。翻越了海拨4000多米的天山山脉，他们昼夜兼程，1万多名陕西人，七千多人被冻死，有的妇女冻得将怀里的孩子掉了都不知道。最后来到万里之外的中亚时只剩下三千人左右。其景惨然，其情悲壮。从此，他们与华夏大地彻底丧失了联系，开始在异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了中亚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民族———东干族。

   东干族的族名来自于陕西方言“东岸子”。当年陕西回民义军余部到达中亚时，当地人问他们来自何方，回答说来自“东岸子”，因此得名东岸族，久而久之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东干族。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东干人一直在只有自己人居住的“陕西村”生活，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最有特色的是，他们保留了一百多年前的陕西方言。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称店铺老板是“掌柜的”，“写家”则是指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飞机叫“风船”，嫁妆叫“陪房”。开车说“吆车”，把男孩叫“娃子”、女孩称“丫头”，把“小”叫“碎”，把“下”说成“哈”。称呼首相、总统等最高领导为“皇上”或“皇帝”。

    他们至今流传着一首上百年的关中童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他们还会唱许多陕西至今流传的一些儿歌和谚语。如：我姓乖，穿新鞋；我娃不乖穿旧鞋；哄娃娃，睡觉觉，山里来了个老道道；头上戴个草帽帽，腰里系的是草腰；人怕伤心，树怕伤根；人到事中迷，只怕没人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人闲长指甲，心闲长头发......等等。

   走进“陕西村”东干人的小院，感觉就像回到了陕西农村。他们至今还完整保留着“陕西十大怪”中的八项，即房子半边盖、面条像裤带、烙模像锅盖、姑娘不对外、辣子是道菜、帕帕头上戴、凳子不坐蹴起来、碗盆难分开。这些习俗已成为东干人的标志；他们吃饭用筷子，喜欢吃饺子、包子、韭菜面条和蒸面馍。储存蔬菜用窖，取暖用火炕、火盆，打井取水用辘轳，枕套里用稻壳充填，被子缝被头；能扎出蜈蚣、龙、蜻蜓、蝴蝶等复杂的风筝，还能巧手剪纸；小孩玩的游戏也是百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如踢毽子、打沙包、跳房子、丢方、放风筝等。

   东干人非常注重对文化和传统的保护和传承。他们建起了自己的东干人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大批的东干书籍和报纸杂志，还有当年翻山越岭从中国带来的坛坛罐罐以及传统的清朝服饰、绣花鞋等；他们每年还举办一些文化活动，例如演奏扬琴、二胡和响板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乐器，秦腔仍然是村里的传统剧种。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他们至今还使用中国农历的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农事；看病仍沿用中医传统诊脉、开药方、制药丸、针灸、拔火罐等。 

    至于婚丧嫁娶，还是百年前陕西那一套。年轻人的婚姻仍遵循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时，新郎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而新娘头简直就是清代关中妇女的翻版：顶红花高髻，梳燕燕头，身穿旗袍或长衫，领口和袖口绣着不同颜色的花边,脚蹬清代样式的绣花鞋，从上到下，大红大绿，十分耀眼。中国人目前只在舞台、电影和博物馆才能看到的服装，在东干人身上鲜活地展现着。 

   东干人对陕西故土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东干族著名诗人亚塞尔什娃子一本《给陕西的信》的小册子上，有这么一段：“我爷陕西生下的，是个大省；在世界各地上，也有名声。关冲有个西安呢，也叫西京；多少年前修下的，名人的功；我想睡在渭河边，脚手伸长；星星月亮和太阳，把我照上。我心里总指望，不断来往；两边回汉弟兄们，地久天长。”他们把陕西叫“我爷的省”。一生最大的愿望一是赴麦加朝觐，二是回陕西看看。而另一位东干族诗人索尊实在《想你，母亲》中写道——　　

    我信服你母亲啊，你的心软。百年以前我走了，离你太远。
　　那会把我没护住，没法阻挡。出了陕西太艰难，离了家乡。
　　地主给的太捱苦，光阴难缠。娃哭女喊追出来，面朝西方。
　　知道那会你没法，没做起主。分摊压迫没受住，出了西门。
　　天山北面住下了，有了平安。把营扎到营盘里，峡口跟前。
　　合了一心受了苦，种了庄稼。有了造化的赐命，没得饿下荒。
　　可是心里想你呢，母亲地方。你的怀里我出来，为啥不想。
　　想听你的声音呢，就象从前。摇车里面听下的，如今太显。
　　四季只看走着呢，好像春风。只打面前过着哩，心可不停。
　　想见母亲见中国，黄河长江。在浪里面想浮哩，天鹅一样。
　　想叫我的弟兄们，团结一心。手连手着喜爱哩，开花的母亲。
　　想叫我的姊妹们，经常刚强。一个把一个抬爱哩，贴住亲娘。
   

   1990年10月陕师大教授王国杰老师首次访问陕西村时，几个东干族小伙子把他抬着在村子里转了一团，并喊：“老舅家来人了!”其情其景十分感人。

   如今，“陕西村”每年派出300名留学生到陕西学习汉语。 被东干族人尊称为“皇上”的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的第六任会长、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村长安胡塞十年来，花费20多万元人民币，20多次往返于中哈之间，不仅把家乡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到中亚的“陕西村”，更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中哈友谊牵线搭桥。

 

东干人的新娘仍穿着清朝的服装

 

 

                 新娘的嫁妆 

 

 

 

                    新郎和伴郎                                            

 

 

 

       陕西村的孩子在演奏“秦腔”

 

 

 

学习中文的东干学生

 

 

 

 

相关链接 ——

王国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被称为“找回10万陕西乡党的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国杰
　　

   1980年，王国杰偶然从一份杂志上看到定居澳大利亚的俄裔学者葛维达写的一篇关于苏联东干人风俗习惯的文章，文中称他们是1877年——1884年间定居中亚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幸存者，但文中没有东干人的确切地址。

　　1990年10月，为了寻找东干人，王国杰来到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因为他听说，有人口上百万的塔什干，生活着两三千东干族人。由于人生地不熟，找了两个星期也没有碰到。他没有气馁，听说东干人善于种菜，大多数卖菜的都是东干人，王国杰决定到市场上去碰碰运气。果然碰到了一名50多岁开“拉达”小车卖白菜相貌像华人的老头。王国杰走上前故意用陕西话问：“菜咋卖呢？”

　　没想到卖菜老头用纯正的陕西话回答说：“你个东干人买啥菜呢？”“我不是东干人。”“不是东干人，咋说俺东干话？”“不是我说你东干话，是你说俺的话。”卖菜老头惊异地问：“你是从大清国来的？”王国杰兴奋地说：“我是从陕西来的，你先人就住在那儿。我可把你们找到了。”

　　后来，这个叫马回成的卖菜老人还不放心地问他：“左宗棠的人还在不？”原来，东干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不敢。100多年都没有回去过。   

   走进“陕西村”，王国杰收集了大量资料，得知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1877年首批“陕西村”村民定居下来时，曾在当地种下大量从渭南、蓝田地区带去的韭菜等蔬菜，而在他们来到之前，当地人只是过着游牧式生活，视吃菜为“吃草”，根本没有蔬菜种植的概念。

   令他震惊的是，东干人与祖国断绝来往上百年，遗失了汉字，但仍保留着陕西的方言和风俗习惯，是“陕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

    1993年6 月，王国杰开始第二次研究东干族的旅程。在哈萨克斯坦营盘，王国杰住了3个月，在这里，他看到了家乡熟悉的一幕幕：纯正的陕西话、头扎头纱的关中“婆姨”，油汪汪的拉面。王国杰从东干人口中听到许多陕西俗语：“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宁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官大一品，不压乡党”；“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
    东干人对祖国浓郁的怀念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和家乡亲人失去联系，他们一想起来就心酸，有的人因思念家乡亲人而哭瞎了眼睛。回家乡陕西看看，告诉家乡亲人他们自己现在的位置，成了东干人的最大心愿。 
王国杰了解到，前苏联解体后，这群移民的居住地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目前的总人口已有12万人。
   至此，陕西最大的海外侨民团体被发现，历史学家这样为他们定义：“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保留了100多年的古老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