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马

　　 “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国家金蝉脱壳吗？”

      在新近出版的小说《移民》中，作家陈希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他也用笔下人物的命运做出了回答。这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现实的故事。

　　 不满与不安，让移民成为不少中国人饭桌上的谈资。民间这样戏谑，每一条社会新闻都是免费的移民广告。小说《移民》正是把更多的笔墨集中在“第三波移民潮”上。
 

　　第三波移民潮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不同于七八十年代的第一波移民潮和九十年代的第二波移民潮，正在上演的所谓“第三波移民潮”始于中上经济阶层。去年《经济学人》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有超过100万的千万富翁，人均资产超过160万美元，但大陆似乎并不是他们热衷的土地。根据胡润的报告，有超过16%的中国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正准备离开。另有数据显示，中产阶层也紧随其后，正逐渐成为移民的主力军。

　　 “我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同胞中，有各种移民的。中国人就是死活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中国的土地上，非但没钱人跑，有钱人也跑。非但不拥有这个国家资源的人跑，拥有这个国家资源的人也在跑。中国人从中国赚钱，却是为了付他国的‘买路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奇观，是一种颇为怪异的现象。”——陈希我说。
 

　　 陈希我也曾与国外有过亲密接触。

　　 1989年，26岁的陈希我在国内混不下去，借高利贷赴日留学。在异乡，为了维持学习和生活的花销，陈希我找到了一早一晚两份工作，早上到市场卸货，晚上放学后去夜总会打工。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是在几乎不懂日语的情况下拥抱日本的。我只知道那是国外，那是文明，那是现代化，我已经走到世界了，已经跟中国切割……”
 

　　 但没去过北京却先去了东京的陈希我又感到不适，用他自己话说“找不着北”，“祖国是你抹不去的胎记，甚至是换不掉的血型。纵使百般挣脱，你依然‘被’中国人了。”

　　 “在精神意义上，一些中国人已经像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陈希我在小说《移民》中写道。
 

　　不安全感下的移民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相比前两次移民潮，第三波移民潮有何不同？

　　 陈希我：不同的是这次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移民。移民并不奇怪，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择善而居，理所当然。当年我出国，是因为中国太穷，希望到国外讨生活。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GDP据说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国民却仍然往外跑，而且越跑越凶，这是很奇特的现象。

　　 《华夏时报》：你觉得，为何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移民，这是否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

　　 陈希我：移民有各种原因，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活缺乏安全感。就像《移民》中的商人王发展那样，他有财富，可是整天处在担惊受怕之中，如果几天不请客，不去拉扯新旧关系，都会感觉不安。物质生活并不一定就能给人安全感，没有制度的保障，再多的钱也会被剥夺，一夜间可能倾家荡产，成为阶下囚。当年重庆就是这样。何况，要在中国富裕，很多时候必须遵循潜规则，而这潜规则很多是违法的。财富往往来源于非法，来源于犯罪，那么你被惩治也就无话可说，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人都是有尊严的，如果可以公平竞争，良性发展，谁不愿意？

　　 《华夏时报》：如今，除了富人，中产阶层也想移民，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看？

　　 陈希我：某种程度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阶层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信心，是很可怕的。富人毕竟只是少数，虽然他们掌握了大多数财富，但是财富只是表层的标准，信心才是深层的因素。有信心，财富可以创造；没有信心就什么都不可能了。

　　精神上的吉普赛人

　　 《华夏时报》：有人把很多中国人移民比作“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回来，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希我：围城这个比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被用滥了，但情形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个不可混淆的区别：想出去是经过理性考虑的，想回来是受血缘驱使的。也就是说，想回来的并非真觉得回来好，除非那些想拿着国外护照在中国挣钱的。想回来的只有一个理由：“儿不嫌家贫”。儿不嫌，不是因为家好，而是因为不能不如此。所以千万不可将人的感情天性当做现实存在，更不能用它来绑架。

　　 《华夏时报》：你也有过国外生活经历，也曾在文章中写道：“……还没来得及在中国‘中心化’，就已经‘全球化’了，这让我们找不着北。”如何理解你所谓的“找不着北”？

　　 陈希我：人是有根的，一个人的成长就像一棵树，一步步在土壤里长大，也许会被移植，但必须带着最初的土壤。但我当年出国时是来不及这样的，我没有去过北京，却直接跳到了东京。我们还没有培养起对祖国的认同，却已经成了“地球公民”。“全球化”曾经是非常魅惑人的前景，所谓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但实际上“地球村”是由一个个有国籍的人组成的，而不是没有国籍的人。我另一部小说《大势》里的女主人公女娲就以为可以取消国籍的藩篱了，但她的身份并没有被改变，她只能像《红楼梦》里的那块石头，到人世走一遭罢了。《移民》里的陈千红和林飘洋也是如此。

　　 《华夏时报》：在书中魏小徽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精神意义

上，中国人已经像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一个游

牧民族，甚至就像是难民。”
 

　　 陈希我：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更多时候是只有祖宗。当然有时候也表现得貌似有祖国，特有祖国，比如要取得群体利益的时候。中国人一盘散沙，但又抱成一团，这与其说是精神的，毋宁说是物质的、实用的。当然受歧视时也会特别爱国。我最爱国的时候就是在日本，我把它称为“被踢回来的爱国”。

　　我写的是逃亡

　　 《华夏时报》：读《移民》前一部分描写中国人在日本生活的故事，感觉非常引人入胜，这是否源自你的经历？

　　 陈希我：是的，我在那种环境生活了许多年，那种环境庇护了我，滋养了我，也让我备受折磨，让我坠落。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当年我在国外也是“很中国”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习性我都有，很多丑事也都干过。所以我说过，我们被歧视，但是我们无话可说。

　　 《华夏时报》：日本的生活经历，对你写作有何影响？

　　 陈希我：影响很大。我有一句话：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这话是好几年前说的，现在走出国门的人多了，但是出国和出国是不一样的。我说的出国是指在国外沉淀下来，生活乃至生存，不是旅游，不是考察，不是开会，那样你才能真正看到世界，而不是风景。

　　 《华夏时报》：你的小说直面描述现实，但作为文学作品，它又如何与现实拉开距离？

　　 陈希我：经历不重要，经验才重要。经历是谁都会有的，但并非谁都会写成小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者是经历，后者是经验。经历只有提升到经验，写作才有意义。具体对我来说，就是极限化、象征化。《移民》仍然是象征化的，陈千红的“水性”，就是当今我们社会的状态；陈千红走过的历程，你可以将之当做《城堡》里的K的历程，虽然都在努力，但没有进步，没有改变，没有结果。

　　 《华夏时报》：小说《移民》中除了移民国外，还写了中国人在国内移居，包括野夫、马原等作家的真实例子，请问你想表达什么？

　　 陈希我：和我其他作品不太一样，《移民》里有不少跟现实事件的嫁接，包括移民方案，办理的程序，具体的款目。有朋友笑说，我可以去办个移民公司了。但我仍然只想当写作者。处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创作者都会情不自禁地直接跨到具体现实中去，贾璋柯的《天注定》和余华的《第七天》就是鲜明的例子。还有人说现实比文学更精彩，但我觉得现实有现实的精彩，文学有文学的精彩，文学的精彩和现实的精彩不是在一个层面的，它更深邃，更开阔。我了解移民，我能写移民，但我不能仅满足于写移民现象，我写的是逃亡。逃亡是文学永恒的命题。野夫和洪峰、马原的选择也是一种逃亡。  

他们为什么移民？——读陈希我新作《移民》(寒冰作)  

   (记者筱娅)

   我省著名作家陈希我近期推出长篇小说《移民》，为读者呈现出中国海外移民之各种怪异现状

“别人都认为文学是教育人的，是陶冶人的，我认为，文学是‘害’人的。”多年前，陈希我被福州三中请去做讲座，下边坐着很多文学社团的学生，从头到尾，陈希我都在跟他们说，不要写作，不要写作，结果学生很是失落……几年来，写了无数专栏、出了好几本作品的陈希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采访中，他依然严肃地劝那些正在走、或计划要走“文学之路”的青年们，谨慎啊！谨慎！文学是“害”人的！
 

在这个惊世骇俗的观念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陈希我，他缘何说出这样看似大逆不道的话来，也许，只有走近陈希我，你才能明白陈希我。

陈希我喜欢抽烟，但你闻不到他身上的烟味，一头凌乱的、长长的卷发，是我在人群中认出他的标记。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外表温雅，当你正在想他是怎样写出那样尖锐、刚硬、甚至有些极端的作品时，陈希我似乎明白你想问什么，不用开口，他已经告诉你，“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但因为现实生活中会有顾忌，在小说中，我就是帝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留学让他学会了万事靠自己

 喜欢现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陈希我”是笔名，原名则是站在福州人群中大喊一声，都会有一两个人回应的名儿——陈曦。

“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很复杂，”因为陈曦这个名字，陈希我吃了不少苦头，当然也包括在日本留学期间，虽然日本也是个汉字国家，但他们没有这个“曦”字，“有时他们会念错，会叫我‘陈義’，可是我又不得不答应，答应完了又有人会嘲笑。”说起二十多年前的事，陈希我还是有点无奈。

陈希我这个名字很强调“我”这个字，他说，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让他学会了万事靠自己，每每打电话、写信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

留学日本，是陈希我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影响也从第一次去办签证开始。“当时没办下来，看着我的护照被工作人员恶狠狠地扔出来，深深地伤害了我。”陈希我说。

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都在拥抱世界，而看着自己如此向往的国家，对中国人却如此不友好……到了国外，陈希我也发现，别人的国家就是别人的国家，很难融入进去，人民币不能兑换，遭遇“文明人”隐晦的歧视……林林总总，从言谈中，你能感受到陈希我还在为这些事情纠结。

不叫学生写作，也不教学生写作

除了作家，陈希我还有一个身份——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比较文学。陈希我的生活很简单——上课、写作、搞科研。有时他也会去开几个讲座，参加一两个关于小说的研讨会。

有人说，“作家都是孤独、痛苦的”，陈希我十分赞同这句话。说起多年前，在福州三中的那场讲座，陈希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对，在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有学生问他，“老师，我又想写作，又不想损害人生，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而陈希我建议他，写到《读者》等杂志那样为止，“那些杂志的境界就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还有一些心灵鸡汤，到这个层次就够了，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的，它如果选一个鲁迅的作品，学生就不容易理解，所以也造成了我们的一些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对文学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这个层次。”

而实际上文学不止这些，再往前走就是鲁迅、卡夫卡……“这些才真正是文学，所以，我说中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是二三流作家的作品，或者是一流作家的二三流作品，因为它没达到文学的高度，很多时候只是弄个皮毛。”

“如果有人达到鲁迅的高度，那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作家是要敏锐地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要看到社会的矛盾、人生的黑暗。鲁迅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好的，但他的灵魂真的太痛苦了，因为他太敏锐了，总是纠结于别人习以为常的事情，这就是当作家很糟糕的地方，所以作家都有点像精神病，别人都活得好好的，而作家会钻牛角尖，会去想一些别人都认为没必要去想的问题。别说写了，如果鲁迅、曹雪芹、卡夫卡的作品读多了，人生也肯定会受影响的。所以我见过很多文学青年，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陈希我说，这种情况，在日本、美国也一样。

而当作家还有一个漫长的不被人承认的过程，“作家不是一个职业，如果把作家当成职业非饿死不可。我写了二十几年才被承认，当初跟我一块写作的人现在都或去当官，或去做生意了，另外，就算你能坚持下来，在你没有成名前你又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此外，就算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的收入也不很稳定，你能不能写得出来是一个问题，写了以后能不能卖得动又是一个问题。我记得莫言得诺奖之前还哀叹作品没市场，现在得了诺奖，收入什么的依然不及一个‘土豪’，所以不要把写作当回事。”

陈希我不赞成专职写作，也不认同业余写作，“有学生跟我说要跟我学写作，我基本都把他们推掉，并不是说我不教你写作，而是我叫你不要写作。我见过很多，如果他写成功了，成为一个大家认可的作家，大家会觉得这个人还值得，但是大量的人是没法出头的。”

“我没他们说的那么‘狠’”

 直击第三波中国海外移民潮，写成第一部全方位透视中国各阶层移民百态的当代小说《移民》，偷渡、劳务输出、打黑工、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假结婚、蛇头、假护照、海外购房团、绿卡、国籍、移民公司……这些字眼儿，你都能在小说中找到。

很久以来，许多媒体都称陈希我为“够狠”的小说家，在他本人看来自己却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狠”，“可能是看问题的程度有差别造成的吧！我看问题看得比较黑暗吧，所以他们会觉得很惊讶。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你如果没有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你就不要写作了，这也就是现在很多文学作品，读者看起来不过瘾的原因。”

在陈希我的作品中，“狠”只是一个方面，而他的柔情、他的悲悯，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有人说莫言的作品写得很残忍，我觉得他对自己作品的辩护，我特别感同身受，莫言说，‘你们只看到我残忍得要命，却没看到温柔欲死的一面。’”残忍是需要的，温柔也是需要的。

“实际是我在写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并没有想一定要把他写得多么坏、多么阴暗，我是怀着同情在写的，比如《移民》，有人会觉得里边的人物，比如商人、官员很遭人恨，但其实他们并不像大家所想当然的那样、是单向的人，人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再一个就是环境，环境会逼迫人。”

有了去日本留学的经历，新书《移民》中的许多情节自然而然地隐藏着陈希我的影子，可是他为什么不站在男性的角度上来讲故事，而是选择了陈千红这个女人当主角？

“经历和经验是不一样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被蛇咬就是经历，怕草绳就是经验。有的作家是靠经历在写作，这样的作家是不长久的，他们写一部两部就差不多了，比如，曲波的《林海雪原》，那个是他的经历，写一部可以，再写一部就会开始重复自己，而一个文学作家应该是靠经验写作，与经历拉开距离。”

既然是经验，主角是男还是女，就无所谓了，只要能表达作家的意图。“为什么《移民》中会让女性当主角，因为小说一直在讲陈千红是‘水一样的女人’，可以象征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人的不定性，可以说陈千红这十几、二十多年来的生存状态，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我们缺少原则。”

“前两天，一个学生也跟我谈起主角这个问题，说男性的主角也可以碰到很多的事情，也能够把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串起来，可是我觉得女性遇到的事情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比如男人托人做事无非就是吃饭、喝酒、送东西，但是女性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可能会有更复杂情感的因素，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对于小说家来讲是最需要的。”

“‘虐恋’不是变态是常态”

陈希我是国内少数的写作“虐恋”题材的作家。为什么喜欢在小说中用“虐恋”这种方式来谈感情？说着说着，教师的本色就露出了……

“前两天，在给学生上课时，说到日本的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春琴抄》，也谈论了“虐恋”这个话题，学生也不能理解，他们觉得‘虐恋’就是变态。实际上，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让别人知道‘虐恋’不是变态，而是常态，只不过它表达的形式很极端。陈希我说，其实通过痛苦、受虐，来达到更高层次的愉悦，每个人都在这样做，“举个例子，女性穿高跟鞋，是很难受的，但是为了美，绝大多数女性都愿意；还有抽烟，烟既不甜，也不香，甚至还是苦的。人类历史上都有通过‘苦’来达到灵魂升华目的，中国有‘头悬梁锥刺股’，西方有‘普罗米修斯’因为受尽折磨而显得伟大、令人同情……爱情更是如此，‘如果爱他就折磨他’很有道理，比如《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唱到，‘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你会把这种观念运用到爱情婚姻当中吗？”

“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他的现实生活还是有距离的。”说完后，陈希我大笑了起来。

“我的笔头赶不上脑袋”

新书《移民》刚出版，陈希我下一本探讨生命与疼痛的关系的作品《我疼》年底前又要上市了。“我觉得我的笔头赶不上脑袋，有很多的构思、想法，要把它们写出来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小说是件体力活，特别是长篇小说。”《移民》这部小说，一开始时陈希我写了四十万字，后来压缩到十几万字，后面又写三十万字，后来又压缩又改，变成现在这种二十七万字的一本书。从构思到完成用了18年，九易其稿，耗费心力可见一斑。

“有时创作会觉得心中没底，写到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时候，就怀疑自己写得行不行，这时会去看自己认可的作品，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走下去，你也能做得这么好。”

“作品会拍电影或电视剧吗？”

“我觉得我的作品如果能被拍成文艺电影效果应该是蛮好的，但电视剧不太好说。但《移民》是特例，它情节性强，适合改编成电视剧。”

“会参与编写剧本吗？”

“不会，剧本写多了，会把写小说的‘笔’写坏掉。”

陈希我    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博士。曾留学日本，现居国内，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作品有小说《我们的苟且》、《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大势》、《母亲》，随笔集《真日本》、《日本人的表情》，理论研究专著《享虐的文学》等。获“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五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部分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曾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年度文学新锐人物。香港《凤凰周刊》称其作品是“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