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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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未必是好事。尤其书本中那些辉煌灿烂的文明，照耀千古的事业，优美浪漫的情致，常与我们庸俗而无趣的现实人生构成鲜明的对照。因此读书人往往活在两根平行线中，一条线是：书读得越多，越觉得世界充满了不合理与非正义；另一条线是：世事历练得越久，越发现唯有适应社会才能生存。
用什么样的方法证明平行线有相交的可能呢？想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假设：人生本是无绝对意义的。只有置身于各种文明的坐标系和价值的框架之中，生命才会显露出某种具体意义来。萨特将人的这种无意义的自由设定为人的本质，这是很有道理的。存在是人的第一处境，人首先是存在着，然后才会去思考他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任何关于人生的评价或理论，都仅仅是人存在的某种方式，并不能代替其存在本身。
用不那么哲学的话来说，人性是一种不能被彻底形式化、概念化的东西，任何对人生意义的解释，都无法穷尽人性。我们日常的生活，总有一部分是沉闷、琐碎、平庸和偶然的。它们既没有任何目的，也不具备任何意义，既没有审美价值，也无道德的含义或功利上的作用。换而言之，人类至今为止所发明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文化艺术等，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价值体系。但在真实的人生中，总有一部分内容是这些价值体系无法衡量或化约的。我们将这些内容称之为人性的价值剩余。
但还有另一种人并非真实的存活着，而是通过这个价值体系对我们说话。比如神话中的众神和先知，史书中的历史人物，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一幅画中的形象。这些人不管是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还是源自于虚构，他们本身就已经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们不具备所谓人性的价值剩余，而是能够获得纯粹意义的人。既然所有的书本及知识都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那么显而易见，不具备价值的知识或信息是很难传递下来的。一个民族总是按照它独有的文化视角和价值认同来记录历史。如梁启超曾谓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将相及其家仆的家史，而普通的民众则很难进入到古代历史的叙述轨迹中来。这是因为在古代史家的眼里，普通人不过是所谓兴衰成败的一种价值剩余而已。
所有的文本记录，都要经过淘洗而构成一种价值沉淀，它们将那些人性中不能化约的部分做为杂质清除出去了。所以伟人总要死后才盖棺定论，天才往往死后才会声名大振。死亡去掉了人的存在性，也就去掉了人性的价值剩余，使得这个人可以自由地融入到文明的价值体系中来。既然如此，我们就该思考以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个真实地活着的人，若将历史和书本上的英雄豪杰、文人墨客视为自己人生的榜样，会出现什么状况？按照前头的探讨，关于偶像们的所有记载，一切的知识、书籍、资料甚至是考古挖掘的材料，都是某种意义或价值的结晶体。我们若一意向着偶像靠拢，必然需要阉割掉自身之中不能被任何价值化约的剩余部分，或者说，阉割人性中的原罪。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按照本文最初提出的假设，人是不可能获得绝对意义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去除“人性的价值剩余”。
但那些已经是活在天堂和神话里面的人类，他们的形象是如此光辉美好，他们的事业是如此真切鲜活，怎能叫我们不心生仰慕呢？他们通过不存在而进入到纯粹的意义当中，竟比现实更加真实，这是因为不存在的人永远比现实中的人更具有意义，由此便产生了文化对于现世的否定。倘若人们不承认关于人的第一假设，则他们总认为偶像才是真实的，现世的人是可以像他们一样化约到终极价值中去的。一旦怀抱这种理想，那就注定要失望，于是“尧、舜、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就难免了。现在我们找到了两根平行线中的第一根：为什么书读得越多，越觉得世界充满了不合理、不公正。世界固然永不完美，书本也同样永远残缺。书本中残缺的那一部分，是需要我们从自身的存在以及从外在的生活中去寻找的。
想要获得终极价值，想要与宇宙复归一体，这是人类最深沉最永恒的愿望。但是就目前来看，这还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价值和价值之间充满不可化约的矛盾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是由很多块发光的碎片组成的，碎片与碎片之间，需要用一种我们的文明尚无以名状的东西来连接。我们需要从文明的幻相中退出来，回到我们自身。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不想再深谈理论和分析，就用一种碎片式的文体来代替严密周全的理论吧：
假如真的存在一个完整统一，无所不包的理论可以衡量一切事物，那么首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大和小的问题。一种价值体系经常告诉我们，不要因小失大。可是现实却会教导我们，亦不可因大而失小。这是因为人生中的大问题每每是黑暗而悲怆的，但在微小的细节上却永不缺乏闪光和美好。如果我们只看见大问题而忽略了小细节，人生就唯剩沉重的苦役和悲壮的牺牲。在大碎片和小碎片的中间，没有绝对的轻重之分，只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智慧。
原则和自由之间问题又该如此处理呢？例如：一方面，社会的进步需要所有人的共通努力，可另一方面，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强迫别人放弃名利吗？能命令他们摆脱小资情调的狭隘和对世俗的畏惧，投身到社会建设的事业中来吗？事实上，批评家所批判的对象，永远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人。永远是一种价值而不是一个存在。认识不到这一点，批评者就有可能陷入无可自拔的愤世嫉俗和失望落寞之中。这是因为人是一种不能被价值化约的个体，对一个人生气本质上是和另一个体之间的无法沟通，除非对方理解了你的愤怒并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否则你无法彻底化解你的愤怒。但对一个事生气，恰恰是因为你洞察到了事件内在的问题。批评永远是通过批评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来达到启发个体的目的，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方不接受你的观点，不代表这个观点就没有意义。简而言之，批评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在事和人之间，也总是存在着难以把握的分寸。
并不存在个体的救世主。在人类的历史上产生过无数的文字和记录，但没有大量毫无意义的文本，则少数有意义、有价值的文本也不会被保存下来。与此类似，人类的全体每天都会进行无数的活动，但只有少数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会对社会产生推动作用，甚至改变人类的历史。一个孤立的字符是没有意义的，但在一篇佳文或诗歌中却能突然照亮生命。一个英雄是字符，一个平民也是字符，但他们唯有汇合成集体的活动，整体的篇章，英雄才会成为英雄，而篇章才会获得意义。个人的无价值和全体的有意义，这是尤其值得深思的问题。
少数的天才又如何呢？在历史、文学和艺术之中，总是不乏天之骄子的光环。但我认为，罕见的个人才能理当被视为一种社会的公共财产。天才是某种对人类有价值的特质，因此它仍旧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天才并不是人，而是人的特性，具备了某种天才，不代表你就是天才。天才只是一个寓居在你生命中的陌生的客人。因此不要让天才的光环和个性的冲动迷失了你的本来面目：天才是全人类的天才，而你只是一份公共财产的保管者，你的职责是保护它，将它用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挥霍浪费这天才，就是渎职，而利用它谋取私利或阿谀权贵，就是贪污。
非常之事之所以非常，是因为它具有非凡的意义。但一切事业都是人做出来的，事业越大，价值也就越大，故也越能激发人心的喜怒哀乐，爱恨贪憎，乃至于逐渐偏离其初心，继而被各种价值所左右。事业越大，对人的心性也就干扰越大，因此真正能成就事业的人，往往是那些发展事业而又不迷失本性的人。读书多了，知识广了，尤其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甚至自命是真理和正义代言人。看到别人不懂，就轻蔑、心急、愤怒；发现自己不懂，就焦虑、自卑、争强好胜。这便是人心被价值所左右的表现。马克思韦伯曾说，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文盲和教授对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两者可能都是错的。而人对于宇宙的一切认知，未必就比得过一棵树，一只鸟，一块石头。人不但是文明之子，更是自然之子，人在自然面前，永远赤裸、无知。
以平常之心，做非常之事。这样，文化的价值和个人的存在这两根平行线，便有了相交的可能。。
文章评论
秀士
谬也。读书，使人明理、明智，用前人的智慧提升人生，才是硬道理。读书有两种书，一是技术性，另一种是哲理性。安身立命，进而升华，追求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