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过

你看这叫什么事？梁启超明知西医治疗无效，还要写文章要中国人不要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梁启超何许人也？他就是与康有为一起在清朝末期，搞戊戌变法的知名人士。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公元1873年，卒于公元1929年，享年56岁。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与康有为都跑到日本去了，因此未被官府杀掉，但是他被西医杀死了。

事情详细经过是这样的。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因尿血腰疼到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结核，需手术切除。住院后，梁启超曾经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产生了怀疑，他在给儿子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灌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是由于刘瑞恒不知道东南西北，也不懂得左右之分，于是糊里糊涂地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脏切去了，而留下了有病灶的左肾。对于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北平协和医院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将事故责任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时，由于梁启超被割去了健康右肾，而未切除有病灶的左肾，因此血尿现象继续存在。不过，除了协和医院之外，谁也不知道割错了肾，大家只是指责医院无能。于是梁启超写文章说，西医是科学的，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无效，而否定西医。此后，北平协和医院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止血药物。不过，三年之后，在1929年1月19日，下午2时15分，梁启超终于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了。

梁启超生前对医生手术失误之事，一直抱宽容态度，但其亲友和学术界同仁，则对手术经治医生和医院非常愤怒。梁启超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详述了治疗和手术过程。陈西滢也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中，做了更完整的叙述。均指责手术医生割了好肾留下了病肾，是严重的失误。梁启超的的老友伍庄在祭文中痛责医生，并因而“益发愤求中国之医学，断不会彼稗贩西说者毁我国珍”。知交徐佛苏挽联道：“何友邦许多医家，既盲割其肾脏，复昧察其病源？岂非科学杀人乎，人命如此险殆，公应难瞑目九泉!”

其实，西医制造的医疗事故何止如此，一个知名人士尚且如此，那么老百姓更别提了。早在此前，梁启超也曾用中医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医生说是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咯血，治疗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从广东来探视，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

唐天如，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同乡，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后来香港行医。梁启超与其相交甚深，据说他在做手术前本来也想请唐天如治疗，因唐未暇前来，所以才进协和。手术后并没有“越发健实”，不久尿血症状就复发。当时因正在北戴河养病，不能去协和医院，且有前车之鉴，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处方十味：

阿胶、泽泻、当归、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黄连、浮小麦、黑蒲黄。

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服药前和服药后，便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盖吾病之起，实在你们妈妈病重时，不过从前不注意，没有告你们耳。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一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未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科学”精神与对中医的苛责

围绕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鲁迅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话，还曾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梁启超则写过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中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以他们一贯不遗余力提倡新学的立场，支持西医并不意外。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

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论，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耳。”这就是有人说的，西医治不好病，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也不“科学”。

类似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曾患水肿，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用意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他们刻意讳言与中医的接触，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疾痛获愈不过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学”精神。由此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树立的“科学”霸权何其强势！

因迷恋“科学”反被“机械科学主义”和“狭隘科学主义”所伤，这是梁启超的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那么，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呢？也许论证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尚需篇幅。然而，写作此文时，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又一项中医理论课题成为国家973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许能贵教授，继2005年该校终身教授、国医大师邓铁涛首获首席973项目科学家后再次获得此殊荣，是广东的骄傲，更是全国中医界的骄傲。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

其实，梁启超、鲁迅、胡适……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从真正的科学精神来说，他们何尝不知道传统文化也有其精华？只是为尽快革故鼎新，破除封建残余，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惜让传统文化受到深重责难。这确实是中国新生之前不得已的阵痛。可是，这样的情势却给了余云岫等反中医者以鼓舞，很快，他们将中西医论战推向了卫生行政中存亡废立的生死斗争，他们抨击中医的武器，依然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