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

        王文治书法运笔柔润，墨韵轻淡，疏朗空灵，风神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才情和清秀，如同秋娘传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

一、王文治书法欣赏

        王文治书法，能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王文治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现潇疏秀逸之神韵，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善画墨梅，韵致卓绝，诗宗唐、宋，自成一家，并精音律之学。王文治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同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齐名，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有“淡墨探花”之誉。他的书法有米元章的笔意，又得董其昌的神韵；书卷墨迹“如秋娘传粉，骨格清纤”，具有一种沉郁含蓄、旨趣深远的美；同时，他又是一个奇才，在书画鉴赏、诗文写作、音律研究、文化交流方面都有相当的建树。

        王文治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王文治忠实地秉承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行书作品《待月之作》清妙妍美，俊朗疏秀，可见其晋唐功底深厚。

        王文治作书，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钱泳亦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得张即之书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如同秋娘传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而欠庄重。此论虽取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特色的譬喻，还是比较精当的。这种“秋娘传粉”般的格调，亦可作为真伪鉴别的依据。从传世真迹来分析，王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莫怪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

        王文治的书法在乾隆、嘉庆间声誉迭起，被认为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起笔落笔时的姿态与众不同，风情特别潇洒，神采分外闲逸，既有米元章的笔意，又得董其昌的神韵。尤其是他的腕指功力，生动婉转，善以侧媚取势，用墨来增强作品潇洒秀逸的魅力，显示出大书法家的素质。在乾隆、嘉庆间有“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三梁说的是：梁同书、梁巘、梁国治，均为当时的名书法家，书法各有所长。一王就是指王文治。梁绍壬的《两雨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书家，刘石庵（墉）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王文治一生以书法称名于世，早年习书从前辈笪重光人手，受其影响颇深。他的楷书师从褚遂良，行草书则学自《兰亭序帖》和《圣教序》。但钱泳却认为他是学赵孟頫和董其昌的用笔，中年以后改习张即之。从王文治传世书法来看，其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的确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书法的传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书法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他曾收得张即之的写经墨迹，临摹学习，因此其书风与张即之、笪重光一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

二、王文治的书法影响

        王文治（1730—1802）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十二岁便吟诗作书，诗有唐人风范，书学米、董、后法二王，得力李北海，喜用淡墨。乾隆25年（1760）探花，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与喜用浓墨的刘墉成鲜明对照，其书名与刘墉齐。与姚鼐交往甚密。曾做翰林院侍读，后住云南临安知府。擅长诗文，与姚鼎很有交谊。中年后信佛，精研佛典。以书名世，长行楷。其书学董其昌、李邕、米芾。中年后，张即之、笪重光对其也有影响。当时，他和梁同书被视为帖学大师，并称为“梁王”。曾随翰林侍读全魁至琉球。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擢侍读，官至云南临安知府。罢归，自此无意仕进。工书法，以风韵胜。年未五十，即究心佛学。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

        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以探花官翰林侍读，出为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县）知府。在建水、通海等地留下过很多碑刻和对联。至今滇南一带尚有他的墨宝遗存，虽只尺中楮，民间亦视为拱璧。据王昶《湖海诗传》称：“禹卿尤工书，楷法河南，行书效《兰亭》、《圣教》；入京师，士大夫多宝重之。”王文治二十多岁时就书名遐迩传扬。

        王文治二十多岁时就书名遐迩传扬。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两位使臣仰慕王文治书名，特意邀请他同行，王文治欣然答应。琉球人素好书法，得知王文治是中国书法名家，纷纷重金求书，视为至宝，十分珍重，一时间王文治在琉球书名风靡。当时朝鲜人来华，专门以饼金购得王文治书法以归，其书法声名远播海外。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在杭州寺庙中见其所书《钱塘僧寺碑》，大赏爱之。由于乾隆皇帝的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一下大大提高，广为流传，为士林所宝。日本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文治真迹。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

        王文治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的书法天下闻名，“其书迹碑版最早见于珍存者，乃在海外之琉球，盖其应邀随册封使全魁踏足该海邦时，早已书名闻世，故琉球王室臣民往往慕名，无不争相乞书宝其翰墨者。”在琉球停留的八个月里，王文治为琉球人书写了许多书法作品，如琉球王室的名胜地楚山书有“虎岩”两个大字石刻，就是当时的琉球国王尚穆的叔父，今归仁王子尚廷烈邀请王文治书写的。王文治乘船离开四十年后，琉球的巨刹东禅寺仍悬有王文治当年所写的《来听东禅寺里钟》诗文。因为琉球朝野对王文治书法的喜爱，后来的贡使注意搜求王文治的书法作品作为给琉球王室的最佳礼品。

        王文治一贯洁身自好的品行也在这次琉球之行中体现出来，并帮助他渡过了难关。原来这次琉球之行充满了风险，前有暴风袭击，后有朝廷严查。这支册封琉球国的船队在临近琉球时，突然遇到风暴，船被打翻了，王文治及船上面的人全都落水。若不是琉球国及时救援，随行的200多人恐怕一个都回不来了。船上的人员被救后，琉球国王当即送有衣、被、银两5000两，分给随行的兵士、水手、工匠136人均分，各得银36两7钱，以表示对落水人员的关心和慰问。这本是一件琉球国王体现友好的事情，谁知一些兵士不知从哪里听信了传闻，说是上一批参加册封的随行兵士曾经每人得到128两的赠银，于是从管队陈国栋起，带头闹事，率领下属兵士、衙役和水手到使臣馆逼迫使臣全魁向琉球国王索取，又鼓动部分兵士在街上闹事，抢劫当地百姓，最后迫使琉球国王拿出51000余两银子平息此事。

        后来乾隆皇帝从抚臣的上表中看出破绽，就派官员调查此事，终在事情过去7个月后被查了出来。乾隆皇帝大怒，大开杀戒，一连杀了14个带头闹事的兵士，又从重处罚了一大批参与其中的人，并责令退还了所有琉球国王拿出的银两，震惊了整个朝野。王文治没有接受任何琉球国王所赠的银两，整个事件中置身事外，平安地过了这一劫。

三、王文治书画鉴赏

        王文治对书画的鉴赏也有独到的功力。他作出的判断，往往使大家折服。他在临安府任上，曾以准确的判断赢得了世人的敬重。过去在临安东门城楼上有过一块“雄镇东南”的巨匾，是书法家涂晫的手笔，写得苍劲有力，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天其中的“镇”脱落，摔得只剩下了个偏旁，缺了一字，匾就没有风采，于是当地人多方奔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临摹涂晫笔法达到以假乱真之人，请他写了一个等大的“真”字补了上去，众多人称绝。到了王文治上任，他行到东门楼前，抬头看见上悬的巨匾，立刻对身边人说，第二个“镇”字在四个字中如同三条活龙夹着一条死蛇，知道内情的人对王文治的判断力惊讶不已，那几可乱真的“镇”字他一眼就瞧了出来。由于他的书画鉴赏能力高超，后来所到之处，请他鉴定书画的人很多，或赋诗或题跋，书画经过其品题，往往身价倍增，被视为墨宝。

        研究王文治的书论少不了研究“潘画王题”这一奇特的现象。潘恭寿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画派人物。《京江画派综述》中称他的画“逸韵天成，非时流所及也。平时佳作多有王梦楼题，故所风流尤为艺林盛事矣”。在绘画方面，他与王文治“潘画王题”，卷轴逾百，结为最佳搭档。世人赞誉的潘画王题现象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当时，王文治40岁，潘恭寿28岁，两人的亲密组合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八(1788)年，合作的精品超过了百余件，被推崇为“自来书画家未有之盛事”。

        王文治对书画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这对后来的京江画派颇具影响。他认为精于书画的人，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皆由取法乎上所至”。文人要学书画，应该由此入门，然后再学习参考多个名家的作品，细心品味，领会神韵，方能获得收益。

        至于王文治书画鉴赏能力高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仅精通书法；对绘画也有研究。他本身懂画、会画，擅长画墨菊、牡丹等花卉作品，尤精于画梅，思致清逸，笔意劲秀，跋语清趣脱俗，是个多面手。

四、王文治的诗词文采成就

        王文治的诗格调苍古，七古多学苏东坡。他赞同袁枚的诗论，主张不受形式法则的束缚，反对界唐划宋，主张不拘一格，注重写出自己的真实情感与独特个性。诗人袁枚评说王文治的诗另有神韵，也就是所指的篇外余韵。“卷中校勘诸公以梦楼为第一，瓯北次之，施太常又次之，盖梦楼诗从晋唐入手，故能取篇外余韵”。在当时诗人中间，多认为袁枚、蒋士荃、赵翼的诗文最佳，三人并称于世。而袁枚看来，王文治的诗名被书法名所掩，他的诗文亦为上品，“细绎公诗，方知功夫之深纯，精神之绵密，细筋入骨，高唱凌云，能兼此二者，当代能有几人哉！”

        任凭性情自由流露是王文治写诗的一大风格。在他创作的归途登黄鹤楼的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和他对官场的冷淡态度，诗中说：“江汉交流地，荆吴四望通。云涛来足下，楼阁出空中。鹦鹉千秋恨，梅花一笛风。病归殊远谪，未肯怨飘蓬。”

        从写诗的角度来看，王文治的天分很高，文采出众。清史中称之：“天才豪冲，眉宇轩举，少有国士之称”。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姚鼐也说：“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则以诗称于丹徒，长入京师则称于京师，负气好奇，欲尽取天下异境以成其文。”“既尽读先生之诗，叹为古今所不易。”

        观景记游则是王文治作山水诗的一大本色。他对景物的观察入微，描述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他写的《秋日深云庵晨起》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山阁睡初觉，禽声四面来。屋藏林影暗，窗对日光开。清涧浮红叶，颓墙绣绿苔。偶逢僧汲水，抱瓮与徘徊。”把晨起后的所见所闻描写得很仔细。诗中先用“初觉”暗示晨起，然后通过听禽声、看林影、观日光来表示在小庵内的活动；出户外后，又写看到涧水中的浮叶和破墙上的苔痕，来说明这已是秋日的景观；接着又把僧人汲水来来往往的场景进行了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诗句中用了一个“偶”字，显得很确切而生动。

五、王文治的音律曲艺成就

        从音律曲艺的角度来观察，王文治在少年时即迷上了音律。当时他有一个同乡好友茅思艾，喜欢吹箫弄琴，常组织梨园小部演唱，弹丝品竹，乐此不疲。王文治受到他的影响。后来他到了琉球，认识了琴师徐傅舟，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操琴的技法。以后他入京师，又结识了知音善曲的蒋士荃，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戏曲音乐文辞之美，醉心于音律之中。

        王文治对曲谱的推广也做出了贡献，他积极促成了《纳书楹曲谱》和《纳书楹四梦曲谱》的出版，做了许多审订方面的事情。杨思涛《词余丛话》中说：“王梦楼先生以书法名海内，性喜词曲，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客至张乐共听，穷朝暮不倦。其辨论音律，穷极要眇，长洲叶氏纂纳书楹，遍取元、明以来院本，审订宫商，世所称叶谱也，其中多先生所纠正，论者谓叶谱功臣云。”《纳书楹曲谱》收集了许多元、明以来流传的戏曲院本，内容丰富，曲皆有谱，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昆曲清唱曲集。而《纳书楹四梦曲谱》是在长洲叶氏整理前任曲谱基础上，参照相关成果加以审订，经王文治再次审订后而出版的一部昆腔曲谱。

        他在执教杭州崇文书院山长期间，深受当地士绅器重。为了迎接乾隆皇帝的第五次南巡，他被重金礼聘为浙江撰制祝厘乐府九种，以为迎銮之用。撰制祝厘乐府对音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剧本的辞藻须华丽典雅，音调须端正平和，不仅要合音律，剧情也要合情合理，皇帝要过目的东西是绝对轻忽不得的。后来乾隆皇帝非常欣赏王文治撰制的祝厘乐府，分别有乾隆升平署抄本和道光刻本存世。

        辞官之后，他追求什么呢？除了继续作诗、文、书法之外，他热衷于佛家的“返求本性”和以歌伶声乐“自喜”，把追求自我的性情愉悦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家乡，他买僮教曲，自办家乐，搬演谱奏，能自演“西楼记”等戏曲节目。乾隆五十六年，前福建巡抚伍拉纳之子过镇江，王文治留了他三天，请他听家乐。“其演戏用家乐约三十人，外有女子四人，所演西楼记，长生殿俱精”。当时他置办的家乐不论是演出的场面，还是能歌善舞的艺术都很有名气，誉满大江南北。以至后来探亲访友都要带家伶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