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家

自古到今，识字的人，总是受人尊敬，自己也颇感与人不一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农村生产大军里，三四十岁往上的文盲，比比皆是。能提笔写字的人，不是很多，能写会书者，人们尊称“先生”。
记不清是哪一年，生产队分玉米棒。一二百亩地的玉米棒，被社员收集到那片地中间，由生产队长监督着，会计做账，出纳检秤，再由几个精壮劳力抬秤，把好大一堆的玉米棒，分成各家各户的一小堆、一小堆。分好的一小堆玉米棒顶端，肯定拿一个玉米棒压着一张纸条，写着玉米棒主人的姓名。
到了各家各户往回转运玉米棒的时候了，大人小孩全出动，人们仔细看玉米棒堆的那张字条，仔细辨认是不是自家户主的姓名。识字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不识字的人，由孩子看着棒堆，自己拿着那张字条，请教其他人，或者直接拿到会计眼前，叫会计辨认。
那个场面，热闹、乱哄哄......
不知从哪时起，直到现在，农村的红白喜事，都有一位账房先生，负则收礼，并且在“礼簿”上，或是工工正正，或是“龙飞凤舞”，写上行礼之人的姓名和金额。最让账房先生显眼的，是书写大门口的“对联”，一看先生的书法修练，二看先生的文化涵养。
书写对联的先生，必然是认认真真、拿出毕生所学，来装扮一次主家和自己的脸面。
人生在世，难免有个病痛。到了医院，是要“先生”诊断的，先生也就正襟端坐，让你做完各种检查，便开始书写“处方”。过去的中医处方，也都写些草药名称，切先生书法自成风格，识字的人，也能认出几味。
如今的西医先生，他们的处方，汉字加英文，外带各式字母。哪怕你是修炼汉语言的，还是英语八级过来的，都难以辨认，更不用说，叫农村的大爷大妈看，咋看着，都像西安街头的清真羊肉煮馍馆里，墙上挂的那个大标志。
一些识字的人，在有些区域，成了“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