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个人日记

           据说，我还是刚刚在妈妈肚子里孕育的时候，妈妈问爸爸：还要不？我爹说：不要了吧！是呀，在我之前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妈妈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计划生育之风刚刚刮起，作为妇女主任的妈妈当然要带着个头啊！住在西院的姑奶听说了，连忙跑过来说：留着，他爹就是一根独苗，这辈三个也不多！然后，我便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生存权。
       
         据说，在我出生前几天，生产队里要分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每家每户每人一份的土地，所产的粮食不用上缴，完全自己分配。大家商议第二天早晨分，我在妈妈肚子里一定是听到了，所以头一天晚上就哭着喊着“可别落下我”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此妈妈得意了好长时间，晚我出生几天的小伙伴都没有自留地！为此我更是得意一辈子，用俺老娘的话说，咱是有福之人，自己带了口粮来的呢！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叫李家玉，是个男老师。农村孩子上学都晚，有的孩子都十多岁了才上一年级！那时候我爹在县城里上班，妈妈忙活生产队里的活计，哥哥姐姐都上学了，我就成了“游民”一族，常常自己在土堆上玩着玩着就睡着了。总会有好心的邻居把我“捡”回家去，等妈妈干活回来，再挨家挨户地找我。有时候也去学校操场上玩，还常常坐在姐姐班级的窗台上看老师讲课（那时的教室都是低矮的小平房），老师把我撵走了，过一会我又回来了，撵个几次老师也不耐烦，索性让我坐在窗台上不去理我。我慢慢地听懂了，还和老师有了互动，老师提问题，不等学生回答我先答了。有人给妈妈出主意，不如把我送学校去吧，省得没人看！妈妈同意了，所以我成了我们小学有史以来最小的学生。人小，个子当然小，坐在凳子上下巴颏刚刚到桌子，李家玉老师怕我在后面看不到，就把我放在第一座。黑板是能看得见了，可写字还是有问题，架着胳膊写很困难啊！李老师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叠吧叠吧放到凳子上让我坐上去。冬天李老师怕我冷，把我安排在火炉边上，写字冻手了，李老师把我的小手放在他的大手里暖着，李老师家有一个男孩，所以他常常对我说：“给我当闺女吧！”我就会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地。妈妈给我买了一条红色的围脖，两头是长长地穗子，下课的时候，李老师把我的围脖上的穗子编成渔网状的花边，然后问我好看不好看……那时李老师能有三十多岁吧，长得什么样子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只是隐隐约约记得他是国字型的脸，而那条火红的围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我爹和我妈是自由恋爱的。听妈妈说姥爷对姥姥不好，经常发生家庭暴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哪个偏僻的小山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妈妈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姑娘大了要嫁人，要嫁就嫁老实人！我爹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老实人：话不多，但有才华；貌不出众，但心思细腻，这是妈妈看到的，所以妈妈就义无反顾地认定了我爹。还有一点是老爷看到的，那就是穷啊，可真穷啊！所以我爹和妈妈的婚事受到了姥爷的强烈反对！在所有的儿女和分母的斗争中，只要儿女坚持持久战，失败的总是父母；况且那时有一个新名词叫“婚姻自由”！妈妈嫁给了爸爸，纯裸婚——家徒四壁，连结婚用的被子都是借来的。妈妈是那种贤惠且有头脑的女人，刚结婚时家里粮食不够吃，妈妈舍个大脸回姥爷家要来了200斤高粱，姥爷一边痛骂我爹我妈，一边开仓放粮！我妈就是用这200斤高粱为我爹家成功地打了翻身仗，度过了那一年的青黄不接。然后再我爹一起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少吃粮食多吃菜，早睡早起不点灯。妈妈为了创收还担任了村子里的医务员，每年能有个几十元钱的收入。等到我们三个孩子都上学的时候，家里已经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了。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家买了电视机，这在全村也只有三户。当然这全部归功于勤俭持家的妈妈！
       接下来要说说我爹了。我爹在农村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了，种地不行，养蚕不行，连放牛牛都不听他的。但是我爹有才，能写会画，村子里宣传队他是骨干。后来他写的一首长诗在省里的刊物上发表了，我爹也被借调到下文化馆上班，从此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爹觉得写诗既然能改变命运，就要求我们三个孩子也学着写诗，就连不会写几个字的我也要写！我们每人有一个小本子，我爹经常在心情好的时候带我们上山下河，然后写诗。惹得邻居们、乡亲们都嘲笑我们。
        妈妈给我们买了电视，但只能收到两个台，我们最喜欢的节目就是中央电视台每个周日上午的天地之间。有一天电视上播出全国少年儿童诗歌竞赛的消息，我们每人在自己平时写诗的小本上选出几首自己认为好的，然后让我爹把关，最后把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投进了邮筒里，它的目的地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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