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如萍

 关于苏轼的言行，无论正史或是在闾巷，都有很多。尤其是民间传说，更是五彩缤纷，且多是一些幽默风趣的逸事，听者和说者都很轻松淡然，以至于使人认为，苏轼一生就应当那样轻松快活，世上所有的苦难和不幸于他根本沾不上边儿，他仿佛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快乐神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宁愿这样认为。

 其实，事实恰好相反。不用去翻所谓的正史，有兴趣的话，只要看一看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就大略能窥见苏轼一生中所遭受苦难的一斑。

 当然，每个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人，即便他享有祖上的荫护和荣光，或者他有如鱼得水般的处世道术，也不可能没有逆水的时候，至少他本人间或也会这样认为。

 而这些并不关键。假如将历史比作滚滚东逝的长江水，我们每个人则无异于淹没于其中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那么，随着或急或缓的浪奔，激起点点浪花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对于每一单块石头而言，所不同的只是水花的大小而已。而如果将生活比做漫拂的清风，我们不都渴望如沐春风吗，那么，只要你感觉到了风，其实你已经对生活形成了阻力，或者说，生活正在阻逆你，只不过每个个体感觉到风的强弱不同罢了。

 既然阻逆不可避免，那么重要的就是对待阻逆的精神了。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精神去穿越阻逆呢？萎靡、逃避、直面，抑或是泰然处之？我想，实在不应当将其简单化，因为任何一种方式都可能不妥。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且看一下苏轼的对策吧。

 苏轼一生多舛，屡次遭贬，甚至连最后的大去也是在谪归的途中，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当属“乌台诗案”了。苏轼遭到舒亶、李定、王珪等文化群小的围攻和诬陷，几乎丧命，后经营救，被贬黄州。在黄州，苏轼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同时，艰苦的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耕作，这些又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普通百姓，因此得以体会到生命和生活的原始意味。所有这些，最终促其归于淡泊和宁静，从而实现了苏轼生命意义上的真正成熟。

 这种成熟，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给了精辟的阐释：“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涮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

 中国历史上（不单是文学史上，古代各学科大体是合一的）绝不缺乏伟人，伟人也绝不缺乏苦难，为什么偏偏苏轼魅力独具呢？老实说，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不知多少年，曾经自认为已经获得的答案，随着岁月的流失和阅历的增加又逐一被否定。直到已近而立之年，才恍惚觉得有些明白。而惟其如此，反倒更加惶恐起来，复杂的心绪正如初夜掀开处子盖头的那一瞬。

 年少时，曾经梦想着要写一篇关于苏轼的大文。真等大了以后，竟然连只言片语也不敢落笔。直到现在，才猛然悟道，苏轼本身何尝不是一篇千古奇文！只是这篇鸿文非苏轼而不能做出，我等能有片刻欣赏、惊叹的灵机和兴会，已经是上天的垂青与恩赐。

 比较历史上的诸多名士和伟人，和很多同道一样，我还是更喜欢苏轼。这并单单是因为接触他较早以及他的事迹很有趣，也不仅仅是拜读过他的一些诗文和一些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真的非常欣赏他的性格和他独特的精神特质。

 不妨比较一下几位伟人，这样也许能距离苏轼更近一些。苏轼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文人，那么，我们就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里请来几位以文而名的人，来相一相。

 屈原做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文章家，一篇《离骚》首开文薮。但由于其过于幽愤而投江，以至于这世上《离骚》虽存而斯人不在。斯人不在，后人悲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屈原太沉重，其人足敬，而其投水之举实不足法。

 大汉的贾谊，才华横溢，纵论天下，然多自伤，终不能自拔。此君一去，虽留《过秦》，终无《过汉》。

 盛唐的李杜，文章虽“光芒万丈长”，但李白终归过于飘逸，自顾“仰天大笑出门去”，使后人只能望其项背而无法步其后尘。而杜甫又偏于沉郁，太过悲沉以至哀叹，于是后人因其缺失一丝旷达而多选择景仰。

 而弱宋之陆游，才学盖世却始终不得志，直至僵卧孤村“尚思为国戍轮台”，其爱国之情着实让人感动。但作为普通人，如果过于苛求他们必须执着和脸谱化，且只能这样终其一生的话，恐怕多数人更愿意憧憬得意和轻松。

 其余大抵如此，元明以降，不复论。

 而苏轼则不同，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立体而非平面、多元而非单一、厚重而非单薄的生动活体。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写道：“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迦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而这一切也并不足以全面概括苏轼，其实，苏轼更是一坛好酒，一篇华章，一种精神。

 文学史上向有“文气”和“风骨”之说。具有了文气，譬如苏轼，行文即如万斛源泉，“随物赋形”，汩汩而出。而具有了风骨，则慷慨激昂，忧时伤世，譬如三曹与建安七子。推而广之，由文及人，所谓文气和风骨便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脊梁了。如文气，在天为日月，在地为江河；而风骨，则入体成矍铄，入神成精索。苏轼无论为文还是为人皆已超逾此标准，且做到最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罕有出于其右者。

 当然，这种修为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至少要历经千山万水、千山万壑。毋庸讳言，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阻滞自己脚步的难以逾越的岩壁，也许并逊于苏轼，也许不及。单就苏轼论，他实在应当算个幸运儿，且不说他遇到了文坛领袖和政坛权臣欧阳修并得其奖掖，就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但设想一下，如果情况相反呢？屈原赶上了楚怀王，于是只好去投江。当然也可能遇到汉武帝，那又怎么样？他“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只能去当长沙傅。即便生逢大唐，皇帝连鬼神也不问，李杜又复何如？至于弱宋之于放翁，还是不费笔墨的好。

 苏轼的幸运之处还在于他幸遇了杭州，于是杭州就成了苏轼的杭州，苏轼也成了杭州的苏轼。那些德政至今犹在，那些词赋仍在流传，还有那些陌头里巷的逸事儿……

 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苏轼一生中最为得意时是在杭州，最为失意时是在黄州，其中故事不必赘述。而有趣的是，我们也可以用“杭州时得意，黄州时得道”这句话来评价苏轼的一生。也就是说，苏轼正是在杭州才真正体会到人生的况味，也正是从黄州，苏轼才真正渐悟出人生的大道来。

 得意之处无须赘言，且说失意时的苏轼。黄州之前，苏轼曾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的名句。但此时的苏轼仍然只是“原苏轼”，而不是“真苏轼”。只有到了黄州，写出“赤壁三咏”以后的苏轼，才算真正得到涅磐。当他再游庐山，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蓑烟雨任平生”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些不朽之作后，那时的苏轼才终于升华为“真苏轼”了。

 古枫先生曾用如椽之笔，在其大作《江上有好酒》中，对苏轼在黄州一段儿有精彩描绘。古枫先生之所以把目光投向黄州，不光是那里有异于别处的黄花和赤壁，更是因为黄州有好酒，黄州有大江，黄州有真苏轼！

《江上有好酒》字字珠玑，读来让人击节。斯时，我的目光竟有些迷离了。但我并没有为诗人流泪，而是寻来一坛好酒，在那《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的华光中一饮而尽。只可惜，我没在大江之上，头上也没有那轮金黄的圆月，更没有一只玄裳缟衣嘎嘎长鸣的孤鹤，但我却分明于琥珀般的酒光中，看见了苏轼。他正醉得一塌糊涂。而斯人此刻的糊涂，却是在求糊涂、是真糊涂，是大糊涂！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苏轼的幸福正源于其不幸，而苏轼的不幸终致其于幸福之中。一位禅师曾经说过，入世而跌破头皮的人更容易修成正果。我想，苏轼恰好暗合此理。虽然，苏轼也笃信佛教，但这反倒不成为其修成“正果”的主导因素，佛教的淡定和空寂只是给了他一个思索和省悟的心理环境，而他在黄州的经历和省悟，才成为其最终涅磐的熊熊烈焰。

 往往是这样，人们一旦遇到所谓挫折，便会萌生去做餐菊衣霞的隐士的梦想，桃花源常常是一个理想所在。不过还有更好的，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就有勾勒：“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此种意境端的是好，只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这将永远是一个极致梦幻。不过，真要赶上我们路上走累了，而停下来翘首望一望那里的梅，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真要是解渴，那就行不得了。

 而苏轼，却是另外一付作为。无论其处于生命的何种境地，杭州抑或黄州，都不能阻止他做出一番让人惊叹的成就，厄运的鬼魅终究奈何他不得。苏轼从来就不曾盼望远离尘世去做隐士，即使在他生命即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也本质上不相信虚空，尽管此前他一直在礼佛。

 那些面临困境的人做不成隐士，便转而怀念起苏轼来。其实，无需怀念，苏轼并没有远去，他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那么近，只要稍一用心便能嗅到他的气息。他时时以他旷达的精神向我们阐释，什么才是生命意义上的真正成熟。

 朋友，如果你用心朗诵“赤壁三吟”，相信你一定会体味到，成熟不是逃避，而是向上；成熟不是狂热，而是温情；成熟不是尤怨，而是旷达；成熟与岁月无关，更无涉势位。正如地上的路，不过是起点与终点之间的联线和前行的印迹，无所谓曲直和远近；又宛若一条清澈潺淌的小河，自在而平静，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