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叙写的两种文学景观》天下论文

《民族历史叙写的两种文学景观》

天下论文

—— 《穆斯林的葬礼》与《尘埃落定》之比较

在荣膺茅盾文学奖的长篇佳作中，《穆斯林的葬礼》和《尘埃落定》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们较为广泛的认同与关注。同为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霍达和阿来都选择了以作品来艺术化地呈现自己民族过往的历史，展现自己民族浓郁的异域风情。这一点便使两者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可比性，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基础和起点。因为在对两者的细微观照之下，我们发现了对自己民族历史进行叙写的两种不同的文学景观。
                   特殊人生印记影响形成的不同的创作方法
如果按照传统文论进行梳理，一部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受制于作家的认识和习惯，同样也受制于他的经验和积累。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霍达和阿来当然也不例外，反映本民族历史时他们的人生印记左右了他们选取不同的方式去表现。
       霍达这个女性作家，在写作上可以称得上是多面手，剧本、小说、报告文学……跟随秦史学家马非百先生研究历史的经历，使她具有了自己特有的史学观，使她逐渐学会了用历史的眼睛审视现实。她的创作，无论是历史剧《公子扶苏》《江州司马》《秦皇父子》，还是小说《年轮》《红尘》《魂归何处》，都相应地具有了深沉的历史感和现代的震撼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思辨力。这些生活印记和创作实践使霍达在写作《穆斯林的葬礼》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讲述“一个穆斯林家庭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七九这六十年间的变迁兴衰，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来展现自己民族的历史，回顾穆斯林漫长而又艰难的足迹。尽管作者以“月”“玉”两条线来贯穿统领整个情节，双向而立体的拓展扩充了作品的容量、增强了对比的效应，但对于每一个板块而言，无论是人物的勾勒还是细节的状绘，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是互通而不言自明的。
       文坛上的阿来最初是以诗人的面目出现的，《梭磨河》便是其诗的结集。诗歌创作的思维为之后创作小说的阿来带来了潜在的影响，空灵的文字、大胆的想象、含蓄的意象、整体的象征……诗化形态的阿来小说以鲜明的个性卓然独立，《尘埃落定》作为他的代表，体现了独有的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作品叙写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过程。在多次的采访中，阿来都强调文本中的服饰、建筑、风俗、典章故事等都是真实的，而进入到故事领域，就是他的虚构了。“顺着自己情感流动的方向，在历史基本的框架之中进行大胆的想象”，作者创造了一部“想象中的历史，一部精神的历史，而非纯粹历史学意义上的那种历史”。这是一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契合，就像阿来自己所说：“在我的小说中，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这种创作方法是成功的，强烈的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使《尘埃落定》赢得了“存在之境与幻想之境合二为一”、“以诗为史”的称赞与美誉。

特色族别文化参与构建的迥异的美学风格
在创作手法之外，我们在阅读《穆斯林的葬礼》和《尘埃落定》之时所感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这一点不能不归因于两者迥异的美学风格。霍达和阿来分属于回族和藏族，两个民族特有的族别文化，两个民族深层的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在无意识中参与了作品审美特色的营造。意境、情节、人物，一切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无法言传而又挥之不去的底色。

       几乎是所有阅读者的一致感受：《穆斯林的葬礼》把纯洁、凄美与哀婉发挥到了极致。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命运悲剧，众多悲剧的汇合让我们的心灵随着人物命运的沉浮得到净化与升华。走进作品的深处，回族伊斯兰文化对作品风格的构建作用会愈发凸显。从世界范围内讲，“与基督教文化形成、发展在世界文明进化最早、最快的西方世界，佛教文化产生、成型于东方的平和之邦、安适之境相比，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面临的是酷烈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苛严的人文境况。”所有这些境遇铸造了回族穆斯林的坚忍与敬畏，使他们学会直视生命中的磨砺及前行中的孤独，凭借一种宗教性的生命自律行为去追觅信仰与理想，在世代的品悟“苦难”、拒斥“悲悯”中坚守生存。    《穆斯林的葬礼》之人物画廊里便浸染着这种气息。朝圣老人吐罗耶定身无分文凭着心中神圣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朝着圣地麦加前行，坚韧不拔而又义无反顾。玉人梁亦清仰仗自己的手艺艰难地、小心翼翼地生活，本分而又清贫俭朴。玉王韩子奇三年忍辱负重甘居人下，为完成宝船、重振“奇珍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内敛、坚持、追求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平和，是这些人物的相同品格，也可以说是回民所共有的人格风范，尽管他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悲剧的主角，但这是纯洁而高尚的。正如作者霍达在评价这些人物时所言“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高洁、纯净，这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穆斯林世界所拥有的扬厉刚强之外的另一面，是“清真”这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译称所蕴含的意义。“本清则净，本真则正，清净则无垢无污，真正则不偏不倚”“纯洁无杂谓之清，真诚不二谓之真”，穆斯林世界看重的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追求“清”“洁”，以一种至清至纯至洁至真的状态应对人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让我们在诗意的感伤氛围中充分领略感知了穆斯林世界的淡然柔美。葬礼，这一本身带有悲剧性意味的事件、这一集中体现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环节在这里被聚焦，玉人梁亦清在简洁的葬礼中永远告别了亲人，穆斯林所提倡的速葬、薄葬在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这是因为一心归主、一生俭朴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来粉饰自己。而新月的葬礼更是牵动人心，每个细部都代表着穆斯林对人生的感悟、对命运的理解、对未来的憧憬，“大净”、“小净”是让亡人能够在神圣的洗礼中洗去罪过，隐恶扬善，以清洁之身归于真主。“试坑”积聚了亲人对亡人最后的关爱与留恋。“卧单”“批拉罕”等是一个穆斯林告别人世前的全部行装，生前所不舍的一切都必须丢下，两手空空地启程。葬礼中不需鞠躬、叩头与音乐，只需站立与祈祷，让全体穆斯林在静默中感知真主，向真主发出吁请。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倾其所能化解一切怨恨或遗憾，让死去的人安然坦然离去，让活着的人归于平和与感念。穆斯林用最真挚简朴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人”的终极关怀。新月，这一从来都是人生悲欢离合和高洁人格的代表，在这里成为贯穿文本始终的主题意象，因为“月”在穆斯林世界是神性的象征，是幸福美好的象征，尽管“月冷”“月清”“月晦”“月落”，尽管“虚虚的、淡淡的、朦朦胧胧、若有若无”，她笼罩着穆斯林，笼罩着回民族。伊斯兰教、回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已潜隐得无处寻觅、无可辨析。
       迥异于《穆斯林的葬礼》的凄美，《尘埃落定》呈现的是一种浪漫、神秘与从容。这或许就是藏民族的历史品性。我们在这里不但看到了独特的时空、独特的群体以及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更看到了藏民族特有文化所锻造出的特有的思维、表达方式及审美风格。作家马丽华曾经指出：“比较起其他民族来，藏族人更多具备了形象思维和梦幻意识。他们的不讲推理的直觉主义哲学、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灵感应，有如艺术家的浪漫与形象性的思维方式，更甚于汉族。幻想与梦是藏民族真实生活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对藏族世代的影响使那种神秘性、悟性与先验性如同冥冥先祖穿越悠久岁月的召唤笼罩着每一个人，给予每个人以精神上的因袭。这就是藏文化区别于他者的宗教性与梦幻性。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成功塑造的“傻子”形象，其感觉、思想与认识能够无碍地穿行于历史世界与现实世界、真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在正常与非正常、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游移。他的语言，“爱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我心很深的地方，厉害地动了一下”，都是以最简易的方式传达着最微妙的直觉与灵感。这种神奇与不可言传对于藏民族而言有着内在的真实的合理性。惊异于文本独特的气质之外，还有大量的论者惊异于阿来作为一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青年作家所显示出的叙述的从容。喧嚣、绚丽、纷扰，最后都归于静谧，这是作家对历史、人生与世界的体察。或许正是有了这种体验才能有笔下从容的人物、从容的讲述。作品中，无论是“傻子”二少爷，还是书记官翁波意西，“都是性格单纯，灵异而从容的生命个体，这些人物的魅力不在于性格的复杂多变，而在于其沉思的心灵和生命的悟性与灵魂的自由”。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阿来的从容多多少少来源于整个藏民族生存的从容，藏传佛教的生命轮回、因果业报等信念在无形中促成了藏族人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生命解脱与精神自由的追求。这使藏民族对物质世界的渴求远远不及对精神世界丰盈充实的崇尚与向往。“尘埃落定”，极富诗意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藏族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甚至整个人类史的认知态度。

特定时代背景渗透产生的有别的价值追求
作品受到作家人生印记和族别文化的影响，也同样难以逃脱时代留下的辐射效应。《穆斯林的葬礼》和《尘埃落定》产生于不同的年代，这使作家在写作之时会拥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创作理想。这种差异也就相应地牵引出文本在反映民族历史的侧重点上的相异，从而为不同的文学景观的塑造增添重要的一笔。
《穆斯林的葬礼》完成于一九八七年。在这个季节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的历程，而先锋和新写实文学也正在酝酿。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文学，无论是何种思潮，它们共同的目标都是促使文学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回归到本真状态。但不可更改的一点是文学依然归属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范畴，新时期的作家作为中国的知识文人，此时此刻在内心深处依然坚信文学可以冲击和改变现实的神话，有着中华传统源远流长的文化英雄的情愫。霍达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谈到：“如果说我当年的戏剧是为自己的爱而写，为历史而写，那么，今天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则是为人民而写，为现实和未来而写了。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也就是我的命运，这其实是中国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艺术家的共识。”于是，《穆斯林的葬礼》在回顾自己民族历史时，重点展示的是回回民族在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中所体验的尴尬、矛盾与困惑。作者在文本中毫不回避地写出了少数民族的信仰、教规在古板、单一、偏执的情况下造成的悲剧。梁君璧作为传统的穆斯林，遵从万能的真主的旨意、恪守伊斯兰教规教义是她的做人理念和行为根据。这使她毅然决然地阻断了楚雁潮和韩新月的恋情，熄灭了新月留在人世的最后一点希望。此外，霍达还写出了民族意识和观念给人物心理性格的健全发展造成的强大的制约因素。韩子奇并非回民，但他从朝圣老人吐罗耶定和师傅梁亦清那里吸纳了伊斯兰文化。在事业上，他卧薪尝胆、重振“奇珍斋”，获“玉王”称号；他远走他国、学英文、办玉展、弘扬民族文化，对自己始终是一种超越。而在婚姻、家庭上，精神和思想上的种种负担让他选择了舍弃冰玉、与无爱的梁君璧生活，负罪感与愧疚感时时萦绕着他，使他只能在惆怅与寂寥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玉石与女儿打发余生。高深在评价《穆斯林的葬礼》时，认为它最难得的贡献在于“以超越民族、超越历史的气度和胆识去‘审父’、‘审母’、‘审祖’，敢于在祖坟前作冷静深邃的自审，着眼于民族的未来”。作者霍达力求以本民族历史、以作品唤起读者对人生、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思考。因此，《穆斯林的葬礼》不仅将回民族置于中华民族这个参照系中，写了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还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各民族这个人类圈中，力图勾勒出所有民族在寻求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契合的过程中所必经的共性意义上的矛盾与尴尬，展示在战争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决斗中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困惑，启迪人们领悟到“重塑民族魂”应当是包括回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抉择。这使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普遍意义，也完美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理念与追求。

十世班禅之女尧西·班·仁吉旺姆，密宗的含义是：智慧的圣母。

创作于一九九四年的《尘埃落定》在一九九八年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认可，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这一时段，“多元”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尽管人们对“元”的质地和内涵还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但文学的确在自由中逐步走向纷繁与多彩。作家在经历了对西方思潮的逐一试验后，开始在新的语境中探求与外界、与外国文学的平等对话与交流。阿来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并不轻易苟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从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此时与彼时，实在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他在反映本民族历史时，只是借用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来表现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这一点或许也是为什么《尘埃落定》能够光彩照人、脱颖而出的一个秘密所在。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关于人性、权力、现代性等普适性命题的寓言呈现。滚滚的历史的车轮始终依据自己的意愿前行，曾经辉煌的藏族土司制度在日益的衰败与没落中退出历史舞台。宇宙在无休无止地歌唱，往复循环而又苍凉凄楚。历史进程给予任何一个阶段的命运都是最终被更高一级的现代性所取代，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权力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土司之间的麦子之战、罂粟之战，从麦其土司、大少爷旦真贡布争夺权力的处心积虑，从土司官寨不同等级人的遭际，我们又一次领略了权力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对人性的异化及对生命的制约。好在远远渺小于宇宙的人类也赋予了历史生机，使它充盈丰满而多情。在阿来的引领下，我们结识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感受了他们的生与死、爱与恨，他们是藏族的一员，但更是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管家、桑吉卓玛、小尔依和索郎泽郎所具有的忠贞与诚实让我们惊叹，书记官翁波意西追求信仰与真理的勇气与执著让我们敬畏，甚至被权力异化的土司贵族也让我们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心中未曾完全泯灭的关爱与亲情，看到了他们面对死亡时的无畏无惧与坦然自若。这一切或许都是阿来强调的“归属感、光荣感、幸福感”使然。《尘埃落定》对这些人类存在和文学范畴中永恒命题的涉及，使其超越了微观的具象达到了整体的抽象与蕴藉，从而具有了穿透时间与空间、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神奇力量，从而成功实现了作者的创作理想与初衷。
霍达和阿来在不同的生活阅历、文化结构和创作追求之下完成了各自的得意之作。史诗般的《穆斯林的葬礼》透过对自己民族心灵历史的凄美回忆思考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与未来；诗史般的《尘埃落定》则通过对本民族历史亦真亦幻、神秘从容的展示探究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两部优秀之作演绎昭示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万千姿态。
作者：吕豪爽（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14）

文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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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西方也享有极高的声望。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一百位影响最大的人物及其排列顺序》一书中，把穆罕默德排在首位。美国国际新闻杂志也曾向一批知名人士询问过相关问题，那就是“怎样才是一名伟大的领袖？纵观历史，谁能当此重任？”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尤里斯·马塞曼的回答是：“一位领袖必须起到三种重大作用：第一，为被领导者谋求福利；第二，建立一个令人们在其中能有安全感的社会组织；第三，提出一套使人们真诚信仰的思想体系……纵观全部历史，能完全起到以上三种作用的领袖，只有穆罕默德一人。他或许就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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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西藏佛教史上著名宗教改革者、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青海西宁西南宗喀人，故名宗喀巴。藏族。父伦本格元末官达鲁花赤。元至正十九年(1359)，从噶玛噶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受近事戒，得名贡噶宁布。二十三年(1363)，至甲琼寺出家，学经，受沙弥戒，取名罗桑扎巴贝(通称罗桑札巴)。精研藏文、密法、显教经论等。明洪武五年(1372)，前往卫藏继续深造，到各教派寺院访师求道。九年(1376)，开始攻读显教重要论著，十四年(1381)，返回前藏，先后到止贡、桑朴、孜塘等寺进行立宗答辩。十八年(1385)，向布顿弟子学密宗的经典注疏。在前后藏共二十余年，学问精进，博通显密，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对萨迦、噶举等教派上层享有各种特权、深为不满，为恢复佛教的纯洁性，倡议对宗教进行改革，要求喇嘛重苦行，持戒律，禁娶妻。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吸收其它教派一些内容，创建格鲁派，因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又称黄帽派，俗称黄教。永乐七年，在西藏帕竹地方政权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大祈愿会，俗称传大昭。同年，在拉萨东修建甘丹寺。十三年(1415)，应明成祖邀，派弟子赴明都朝谒，加强了西藏与中央王朝联系。十七年(1419)，授意释迦也失主持兴建色拉寺。卒于拉萨甘丹寺。一生著述颇丰，均收入《宗喀巴全集》中。所创黄教对藏传佛教影响极深，逐渐成为诸派中最得势者。（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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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见新月走进燕园，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长裤，手里提着沉重的皮箱和网袋…… 他看见在未名湖畔迷路的新月，正惊喜地朝他跑来…… 他看见在红枫掩映的湖心小岛上，新月朝他蓦然回首…… 他看见了那锁住新月的病床，听见了那刻骨铭心的话语：“老师，我们之间是……爱情吗？” “告诉你，新月！几乎可以这样说，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我就在悄悄地爱着你！” “啊，那是命运，让您等着我，让我遇到您！” “我们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爱得深沉，爱得强烈，爱得长久……” “正因为爱得太深，才惟恐它不能长久，总有一天我会把您丢下……” “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丢下你，两个生命合在一起该有多大的力量？我扶着你、背着你、拖着你，也要向前走，走出‘阿拉斯加’，我们就有美好的明天！”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已经可以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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