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性至情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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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真文人”?其一,真文人肯定是性情中人,内心一派天真烂漫,善感多情,不圆滑,不世故,以良心为王,以良知为帅,待人、处事、接物决不走虚伪和阴暗的路线;其二,真文人的个性十分鲜明,无论狂狷、桀骜、固执、刚强,还是恬淡、平和、谦退、渊静,均趋于极致,不落入中庸的窠臼;其三,真文人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倾向,更容易看到人生的破绽和社会的疮孔,更容易滋生失望的念头和痛苦的情绪;其四,真文人身上有主人性而无奴隶性,他们只相信道义,不畏惧强权;只相信智慧,不畏惧野蛮,有时要他们低头竟比要他们断头还难;其五,真文人崇尚精神之独立,心灵之自由,他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六,真文人风流好色,不藏掖,不躲闪,不怕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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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只有新旧,无所谓真伪;文人只有真伪,无所谓新旧。辜鸿铭、王国维、易顺鼎、陈寅恪、梁漱溟是典型的旧文人,陈独秀、张竞生、苏曼殊、徐志摩、郁达夫则是典型的新文人,但他们都是本色原味的真文人。辜鸿铭貌似狂妄,其实天真,他性似顽童,专好玩智力游戏和语言游戏,以调侃他人、嘲弄他人、敲打他人、讥刺他人为赏心乐事;王国维貌似冷漠,其实热忱,他对王室至忠,对朋友至信,对家人至亲,一旦精神顿失凭依,便毅然投身湖水,舍弃生命;陈寅恪貌似荒寒,其实情热,他“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内心爱慕的竟是古代的才女陈端生和柳如是,他唯恐二人沦没,竟调用其渊博的学识精搜力探,为她们考证身世之谜,撰写长篇传记,盲翁晚岁雅兴亦可谓不浅啊;梁漱溟貌似倔强,其实平和,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却始终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从不汲汲于名利;陈独秀貌似豪横,其实散漫,他以文人积习深入政途,不跌跤不摔跟头才怪;易顺鼎貌似淫荡,其实深情,他爱慕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等一众坤伶,用心留意至极,人谓其花痴,并不公平;张竞生貌似荒唐,其实严谨,他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性学和人口学,颇多真知灼见,却因超前而受诟病,因惊世骇俗而无处容身;弘一法师貌似严肃,其实悲悯,他多才多艺,名满天下,却一朝尽弃,皈依佛门,连柳亚子都看他不懂,世人更看他不懂;苏曼殊貌似放浪,其实坚贞,他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人谓其癫实为痴;八指头陀貌似慈柔,其实刚猛,他遵循佛祖“千疮求一偈”的苦修精神在长明灯上烧断两指,此种毅力,常人难以想像;徐志摩貌似婉约,其实奔放,他在情场上的那股认真劲、执著劲举世少有,为了追求十六岁的美少女林徽因他主动离婚,为追求二十四岁的美少妇陆小曼他吃尽苦头,他硬是把这条路走到两眼发黑,直到飞机坠毁;郁达夫貌似洒脱,其实冲动,他太在乎王映霞,方式却不得法,他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写下《毁家诗纪》,最终家丑外扬,婚姻解体,一代才子流落海外,竟然尸骨无存;沈从文貌似笨拙,其实精明,他追求心仪的女子,一味地使用书信攻势,终于大功告成,他面对政治的高压,毅然放弃文学创作,钻研古代服饰文化,卓然成家,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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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乱世,还是在治世,真文人都是率性的,从真里面求善,从善里面求美,从美里面求真,要看一个文人是不是真文人,就看他愿不愿走进这样的循环圈。伪文人热衷于名利权位,他们不得不用厚黑学的手法立命安身,还哪肯去走真—善—美这个循环圈呢,就算他们走过一遭,戴着假面具,走了也还是白走,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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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尝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他蔑视的实际上是那些无真知、无傲骨、无操守的伪文人,这些“三无产品”充斥于市,人间遂平添出许多的扰攘和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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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性真情有几人?这样问,多少带点悲观的意思,但我们还是有乐观的必要,无论在何时,真文人都不会像恐龙那样绝迹,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使那些伪文人藏头则露尾,藏尾则露头,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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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新文化与真文人》一书的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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