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是个真率热情、睿智快乐的人。

　　第一次相晤，记得他来上海，住在万体馆附近一家宾馆。谈些什么，几无印象，好像谈到了他去美国奥尼尔戏剧中心，与英若诚演昆曲《十五贯》访鼠测字一折，全英语台词，令人肃然起敬。另一点印象，是他时不时流鼻血，我们很不安。他毫不在意，随手拉张纸巾，抹一抹，继续侃侃而谈，说是不适应上海的气候。怎么会呢？虽说他“生长在北京，少年时在天津住过三五载”，但他祖籍是浙江瑞安。

　　黄家系瑞安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黄体立，有个叫黄体芳的兄弟是清朝清流派人物，曾任江苏学政，在江阴创办南菁书院（江苏省南菁中学前身），培养了许多饱学之士。他祖父黄绍第，在一次江南乡试中任副主考官。那次的试帖诗题为：“大将龙旗掣海云”。有考生所作诗有云：“将果犹龙也，新收海上勋。大旗摇落日，归阵掣残云。”时值甲午之战，海军统帅为李鸿章。犹龙，孔子赞老子语。孔子谓弟子曰：“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也！”后以此为老子代称。老子姓李，这里即指李鸿章。主考官冯联堂见后，赞其“诗冠通场”。黄绍第爱其才，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黄宗江的姑夫冒广生（字鹤亭）。冒广生，诗人、著名学者，曾先后与毛泽东、陈毅共坐论诗。黄、冒两家的这段文字姻缘，当时引为美谈（见《冒鹤亭先生年谱》）。黄宗江呼为三哥的那个大有学问的人冒效鲁（字叔子）即是他的三子，与钱锺书友善，常相往来，诗词唱和。他曾是我在复旦大学时的俄语老师，与后来成为“笔会”基本作者的冒舒湮伯仲，便是黄宗江的姑表兄弟。

　　黄宗江早年活跃于戏剧舞台，卖艺为生。他曾求读于燕大，当过海员，上过朝鲜，去过越南，后专业创作电影剧本，有《柳堡的故事》《农奴》《海魂》　等被拍成电影，颇受好评。到我与之认识时，他已以戏剧评论家的面貌示人。他给我的稿件主要是戏剧、电视剧评论方面的。他是从那行当出来的，老话说，外行看热闹，他是行家，说得自有门道。他又是个热情四射的人，文字极富个人色彩，他在“笔会”发表的《〈上海一家人〉　赞》　《寄宝玉———观罢黄梅戏　〈红楼梦〉》《诗魂君里》等，都很得好评。这让我想起老同事戈今，他也是个有过舞台生活经验的人。那时我们同在“笔会”，他写的戏剧评论也是令人称道、十分出彩的。我常见他长夜苦熬，特别是文章开头，常常写了撕，撕了再写，非自己满意决不罢手。几天后文章刊出，果然有神来之笔，不同凡响。他们这些老辈文化人，似乎都有这种锤炼文字的习惯。

　　其实黄宗江并没有中断过他的电影和戏剧剧本创作。他在1993年3月的一封来信中说：“近日又手脑交缠于不只一个剧种剧本，这对自己来说是大好事，来日无多了。”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急切。不知他这时忙着写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他心中有很多想法没完成。比如他原来已经动笔写的敦煌常书鸿，他在千佛面前发愿“要写一写祖国（也是世界）艺术宝库的盛衰”。他也采访过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有了很好的构思，从慈禧太后驾崩到江青崩驾……他都耽搁下来了，而为了写重大题材　《南方啊南方》《张志新》，结果急急写出来的本子却都不能拍。

　　为了这个重大题材问题，黄宗江被他妹妹黄宗英狠狠批评过一通。黄宗英见他困扰于重大题材之中，十分着急，话说得很重：“他组织纪律性非常强，到底是在部队里锻炼的。他永远在燃烧，可以焦着嘴唇，天天三点起床，一稿二稿，三稿四稿……一十八稿。今天刚枪毙一个，明天我还有题材。……他一会儿奉命写个连史，一会儿奉命写个战役。”她并送了他一副对联：“扑不灭的火焰，完不成的杰作。”似乎宗江仍有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说，这是他对社会、对时代、对历史所负责任心使然吧。反正关于侯宝林，只见他写过一篇散文《我的芳邻侯宝林》，而电影剧本却未见问世。他是最适合写侯宝林的，老北京的那生活那氛围，又同在梨园行，他是太熟悉了，他不写，真是太可惜了。

　　解放后，运动不断，说文艺界是什么什么重灾区。重灾区即受灾区。身处其中的人，很难能免受其苦难。黄宗江获罪初始于一个电影剧本《南方啊南方》。这个他自认为生平力作,“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示众。《南方啊南方》写越南抗美战争，中心人物是越南的一位母亲，长子是英雄，次子却成了叛徒；　作为陪衬又写了一位美国母亲，也是两子对立，母亲则同情越南人民。正好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所谓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南方啊南方》在劫难逃成了活靶子，罪名是“阶级混乱”、“人性论”、“叛徒哲学”，他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最后竟升级为攻击中央首长的现行反革命。其实就只是他夫人阮若珊借给她表妹一部　《中国电影发展史》，这就牵涉到了江青。黄被追问他的现行，而且是四个字。老黄无奈，他哪里还记得说过什么，便口无遮拦：“唯我独尊”、“得天独厚”、“飞扬跋扈”、“君临天下”；一边不断追问，一边不断坦白。

　　不知什么原因，黄的这份坦白书居然没有上送，“文革”结束后退还。这样的“炸弹”谁敢送，谁送谁也得倒霉。“文革”后见到那表妹才找到答案，所谓攻击言论只是“夫人厉害”四个字。

　　其实，他与江青并没见过面，与唐纳倒是老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到法国访问，两位老友相见，他问唐纳：“她这个人原来是不是并不坏，是后来变坏的？”唐答：“不，原来就坏！”八十年代中，唐纳回国，在北京饭店与老友相聚。交谈中，述及江青在“文革”中疯狂迫害赵丹、郑君里等，宗江站起来指着唐纳笑骂：“都因为你唐纳是罪魁祸首，要是那时候，你能留住她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不至于遭难受罪了！”引得众人大笑。

　　我的老师赵景深也有过这么一个带泪的桥段。那还是“文革”初期，赵被关入学生宿舍。一日，有外调人员要找他，被领到赵被关押的地方。打门问：“有人吗！”“没人。”“你不是人吗？”“我是牛。”要他开门，他也不开。原来那看门的学生去游泳，怕他逃跑，把他拴在床架上。

　　他们这些个戏剧专家把生活当舞台，用揶揄、嘲讽等诙谐语言调侃“文革”乱象，佯为戏谑，亦属太史公之“谈言微中”也。

　　黄宗江自称“有梨园旧习，喜捧人，不善骂人”，但有件事使他很恼火，要“忍不住骂几句”。那是他为迁居转邮报刊所遇的烦心事。他原来住在什刹海，后来搬到六里桥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楼，转邮报刊遇到麻烦了，先是《文汇报》《新民晚报》迟迟未投送，使他一个季度看不到文汇、新民两报，“耽误不少传闻的笔会佳文” （1992年3月21日信）。为此，他专门写了《人生很短，邮路恨长》予以批评。此文由人大转邮政总局，总局转分局，总算登门道歉，保证改正，但《文汇电影时报》又漏送达一个多月。他来信要我找电影时报的罗君，要把他那张订阅单存根（寄沪报销）找出寄给他，以便和“当地邮局继续　‘作战’，夫　‘兵僚主义’　亦大患也”（1992年5月23日信）。

　　当时，我还不理解他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还说，这可爱的老头真动了肝火！到自己从职场退下来了，才知道报刊对退了休的读书人，不说须臾不可缺，确也一日不能少。

　　宗江先生是2010年10月走的，大幕垂落、曲尽人去已有三年多。一直想写点什么纪念他。到要动笔时，又觉得他在云里雾里、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从何说起。静下心来看了一些东西，花了些时间，写这篇小文，心中轻松了许多。他说让他发表文章的副刊都是他的施主。《文汇读书周报》也曾是他的施主，还赞过 “此报我印象特佳”。在这里怀念他，他会高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