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二论：“十胜十败论”分析

个人日记

曹操何处胜袁绍——“十胜十败论”分析
曹操和袁绍是三国时期两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两人从小便是朋友，曾今一起干劫人新娘的恶作剧[①]；长大后又一起在朝中工作，灵帝置西园八校尉时，二人又分别担当典军校尉和中军校尉[②]；董卓乱京，两人又一起举兵讨伐，之后二人互相利用发展势力；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人之间又展开了决定北方霸主的官渡决战，最后是曹操消灭袁绍，统一北方。观其二人一生，可谓不择不扣的一对冤家。
陈寿评价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③]，评价袁绍为“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问善而不能纳”[④]之人，乃综其二人一生的客观评价。关于二人的对比，官渡之战前荀彧便已有曹操四胜，袁绍四败之论：
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寡，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⑤]
贾诩也提出过曹操四胜论，分别是“明胜”、“勇胜”、“用人胜”、“决机胜”[⑥]四胜。贾诩的四胜论《三国志》虽然没有详细的内容记载，但结合荀彧、郭嘉的胜论便可以理解其内容。
在荀彧四胜论的基础上，郭嘉更是进一步提出曹袁十胜十败论，具体如下：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於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⑦]
郭嘉此论说得十分精细，但要如何证明他这一论断是有道理，是正确的呢？为此笔者翻阅《三国志》，试着对郭嘉的这一论断做一番分析。
“十胜十败论”实例分析“绍繁礼多仪”的表现在《三国志》里比较难查找到，然而郭嘉曾今“北见袁绍”[⑧]，会有此言论，可能是他接触时的感受，未必是妄下的定论。而且袁绍本人自视甚高，相与他结交的，“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⑨]，有这样的性格，会出现“繁礼多仪”的习惯，也不奇怪。至于曹操“体任自然”，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的记载：“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曹操会见宾客的情况来看，当属事实。
“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曹操执行“挟天子”的战略，所起到的作用笔者已在《汉末天子的价值》一文详述。袁绍“逆动”也有事例证明，袁绍曾今意欲另立刘虞为帝，《武帝纪》、《袁绍传》、《公孙瓒传》皆有记载。
“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汉末诸侯割据，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严重，袁绍统治河北时，没有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袁绍长子袁谭在青州时，“使妇弟领兵在内，至令草窃，巿井而外，虏掠田野”；曹操攻占邺城时，没收河北豪族审配等的家财，“以万数”[⑩]。曹操颁布《抑兼并令》[11]中提到：“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可见袁绍在河北的弊政。至于曹操，在平定河北时颁布的《抑兼并令》提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因此曹操“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12]。这里有一个问题，曹操在与袁绍摊牌之前有没有采取手段打击豪强地主，抑制土地兼并呢？史载曹操于建安元年接纳枣祗的“分田之术”[13]，实施屯田制。采取“分田之术”则必定要抑制土地兼并，否则将收不到好的效果。至于打击豪强地主，曹操用赵俨为朗陵县县长时，“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甚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14]。由此可以知道，早在曹操治兖州之时就非常“重豪强兼并之法”，抑制土地兼并。
“绍外宽内忌”则是出了名的，麹义之死，尚可以说是他“恃功而骄恣”[15]，而田丰之死又何其辜；张邈因“正议责绍”[16]，袁绍便要杀他，董昭因其弟在张邈军中，便要“致罪”[17]。“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袁绍辖下共冀、并、青、幽四州，分任三子一甥管理，不肯任用贤才；官渡之战时，乌巢屯粮重地，不用谨慎大将，而用亲信淳于琼。而曹操“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可证明的事例太多了，单就官渡之战前，文如毕谌、魏种、贾诩，武如徐晃、李通、张辽等，兹不赘述。
“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曹操说袁绍“见事迟”[18]，不听田丰、沮授之言，执意进攻曹操，却不肯趁曹操亲征刘备时出兵攻打许都，坐失良机。曹操“策得辄行，应变无穷”表现在官渡之战前曹操的众多大小战役中，官渡与袁绍相持时敢亲征刘备就是最好证明。
“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袁绍出生四世三公之家，自视甚高，“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上文已有提到，郭嘉说其“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19]。“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实际上袁绍手下也不乏忠心耿耿之士，田丰、沮授，多次劝谏袁绍，提出良谋，崔琰也曾劝谏袁绍不要轻易用兵，只是袁绍不肯听，韩珩至死不肯事曹。然而袁绍的性格好大喜功，手下善拍马屁的人自然也不会少，诸如审配、郭图说袁绍出兵攻打曹操，就用了不少马屁词。而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20]，可谓“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21]，可谓“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的事例太多，以荀彧封二千户为例便可证；“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事例亦多，如毕谌、魏种用于治理地方，崔琰、毛玠用于选举，任峻、韩浩等用于屯田，实例多不胜举，兹不赘述。
“仁胜”一论，袁绍在河北连年用兵，百姓疲敝，又不见袁绍施行恤民之政，放任豪强掠夺土地，官吏腐败，“贫弱者多”，“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不趋赴军期，安居族党”；[22]对待以黄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采取血腥镇压，“皆屠其屯壁”，“斩首数万级”，[23]郭嘉说他“妇人之仁”显然给足了他面子。曹操处于四战之地，亦连年用兵，但是曹操却能任用贤吏，每逢出征，皆让荀彧总理政事，使既定之策不因军事而废；采取屯田之治，安抚流民，采用宽松之策，招抚黄巾，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打击豪强地主，抑制土地兼并，以猛纠宽，因此，农民阶级更愿意站在曹操这一边。此谓“仁胜”，当无疑。
袁绍手下“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以致袁绍死后，“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于是拥立袁尚继承袁绍之位，[24]辛评、郭图则拥护袁谭，致使兄弟相争，最后皆被曹操消灭。“谗言惑乱”的事例也不少见，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於绍，绍遂忌丰”，此后更是进谗害死田丰；[25]官渡之战郭图进谗致使张郃投降曹操，董昭因其弟在张邈军中，袁绍听信谗言要降罪董昭。曹操“御下以道”最先出自他自己之口，“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26]而曹操御下的“道”，便是各施其职，各尽其才，不使大臣相争，这一点曹操是做的相当成功的，其事例上文以多有提到，兹不赘述。
袁绍“是非不可知”，审配宗族掠夺百姓，“藏匿罪人，为逋逃主”而不加以惩治，田丰忠直见杀，简直就是是非不分。曹操“是进之以礼”，毛玠向曹操提出王霸之略，曹操“敬纳其言，转幕府功曹”；[27]袁涣劝谏曹操采取自愿方式招募民众进行屯田，曹操不仅听从，还升袁涣为“梁相”。[28]“不是正之以法”，曹操早年在洛阳当北部尉时，就不避豪强，棒杀蹇硕，迁济南相时，奏免贪官污吏。然而曹操“性忌”，杀过不少冤枉人，边让仅“言议颇侵”曹操，曹操便把他杀了，还要“族其家”，[29]可见郭嘉此言颇有偏曹操，主要是为了与袁绍形成好的对比，以提高曹操的信心。
“武胜”一说以同一例其实就可以说明了，就是曹操敢在大军与袁绍对恃官渡时，率军亲征刘备，而袁绍却以“婴儿之病”不愿举大军攻打曹操[30]，这一论，应当是许多人都认同的。
“十胜十败论”与官渡之战首先应该肯定的一点是，郭嘉“十胜十败论”对曹操是起积极作用的，坚定了曹操的信心之余，还全方位定位了袁绍，让曹操确信自己虽处弱势，但终将战胜袁绍。然而对于郭嘉“十胜十败论”，仅以实例对其正确与否做判断显然是不够的，还需对其每一论在后来关键的官渡之战之中是否起到影响做一番分析。
联系官渡之战，郭嘉所陈十胜并非都对官渡之战的结果产生影响的，有的并无多大作用，有的起到一定作用，有的则起关键性作用。
无多大作用的，是“道胜”和“义胜”。“道胜”所说的在两军对垒时并无实际作用，作为一名主将，倘若能够统筹全局，使属下各尽其能，即便有太多礼仪要讲究，也无甚大影响。“义胜”则指曹操“挟天子”，曹操“挟天子”对曹操的事业起到莫大帮助，为什么“义胜”却会归为无作用一类呢？其实在实际的战役中，战争的胜败并非如沮授说的“兵义无敌”，关键还是要看两军统帅临机应变能力与士兵奋勇杀敌。“挟天子”虽然让曹操处有政治优势，然而袁绍却未必吃曹操那套，袁绍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承认汉献帝，曾今一度想要另立刘虞为帝，后来袁术势穷时，想把他的帝号让给袁绍，袁绍“阴然之[31]”，可见说为“义胜”其实在袁曹官渡之战中作用不大。
起到一定作用的，是“治胜”、“度胜”、“德胜”、“仁胜”、“明胜”和“文胜”。“治胜”与“仁胜”所起的作用大致一样，曹操虽然不代表农民阶级，但他所施行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带来实惠，如“分田之术”让农民得到土地，可以从事生产劳动，不在颠沛流离，打击豪强地主，抑制土地兼并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而袁绍恰恰相反，因此农民阶级会相对支持曹操。另外，不论曹操或者袁绍，他们两家的军队都是由农民阶级组成的，特别是曹操的“青州兵”，为了保护他们及家属来之不易的土地和安定，必定作战会更勇猛些，因此战斗力也会比较强。不过曹操也因此触动了豪强地主的利益，为此笔者认为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的日子里，叛应袁绍的所谓百姓、与曹操手下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人大都是地主阶级的人，因为这些人比起在政策上得到实惠的农民阶级，有更多的理由会投向袁绍那边去。
“度”、“得”、“明”三胜主要体现在用人方面，袁绍用人掘于曹操，这一点是肯定的。袁绍任人唯亲，“令四儿各据一州”，对袁家长远大局皆是不利的，然而有一点必须肯定，袁绍在官渡与曹操相持时，后方不会出现反叛，曹操虽然用人得当，但在官渡之战时，迫于袁军势大，也难免出现一些叛乱。说到识人方面，袁绍手下大臣争权却不能制，颜良、文丑不适合做大将，却硬让他们独自统军，曹操在这一方面就要胜过袁绍许多了。
“文胜”涉及法治方面，就官渡战役而言，这一点要体现在对军队管理方面，从曹操的一个著名的故事，“马踏麦田，以发代首”[32]便可以说明曹操治军相当严谨。而袁绍呢？袁绍令文丑追击曹操时，曹操以辎重为诱饵，而文丑兵将“分趣辎重”[33]，也可见袁绍军队法度不严。
在官渡之战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还是曹操的军事能力，也就是郭嘉所言的“谋”、“武”二胜方面。官渡之战首先是一场军事对阵较量，因此两军统帅军事能力的较量也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袁绍与曹操两人的军事能力，相信广大爱好三国的读者都会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因此不赘述，然除郭嘉所言“谋”、“武”二胜之外，贾诩所言“决机胜”也是曹操能够获得官渡之战最终胜利的关键性原因。
[①]《世语新说·假谲篇》。
[②]《三国志·魏志·张杨传》。
[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④]《三国志·魏志·袁绍转》。
[⑤]《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⑥]《三国志·魏志·贾诩传》。
[⑦]《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注引《傅子》。
[⑧]《三国志·魏志·郭嘉传》。
[⑨]《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⑩]《三国志·魏志·王修传》。
[11]《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12]《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13]《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14]《三国志·魏志·赵俨传》。
[15]《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16]《三国志·魏志·吕布传》附《张邈传》。
[17]《三国志·魏志·董昭传》。
[18]《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19]《三国志·魏志·郭嘉传》。
[20]《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21]《三国志·魏志·卫觊传》。
[22]《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23]《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24]《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25]《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先贤行状》。
[26]《三国志·魏志·曹操传》。
[27]《三国志·魏志·毛玠传》。
[28]《三国志·魏志·袁涣传》。
[29]《三国志·魏志·曹操传》注引《曹瞒传》。
[30]据《三国志·魏志·于禁传》记载，曹操亲征刘备时，袁绍进攻过延津，然而观《于禁传》记载，于禁仅以二千人据守延津，假如袁绍真举大军来攻打的话，以袁绍的兵力，延津是很难守住的。因此，袁绍此次进攻应该只是为了应付刚结盟的刘备。
[31]《三国志·魏志·袁术传》注引《魏书》。
[32]《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33]《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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