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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日记
杨沂孙篆书《在昔篇》（翻墨本）
《在昔篇》是杨沂孙苦心结撰的一篇重要书学论文，以四言诗的形式，讲述了古文字书法的历史，讨论了文字学与古文字书法的关系，评点了历代重要的古文字学家和古文字书法家，提出了自己在古文字书法方面的独立见解。杨沂孙擅长古文字书法，他非常重视这篇用韵文形式写成的书学论文，所以亲自用篆书写出。他的儿子在杨沂孙身后将它刻板锓木，以字帖的形式流传。
杨沂孙（1812或181-1881），清代书法家。字子舆，一作子与，号泳春，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举人，官至凤阳知府。工钟鼎、石鼓、篆、隶与邓石如颉颃。气魄不及，而丰神过之。偶刻印，亦彬雅迈伦。著印印。卒年七十。工篆书，融会大、小篆。篆法精纯，学力深厚。杨沂孙工篆书，融会大、小篆。篆法精纯，学力深厚。自唐李阳冰之后，无能有继承者，孙氏以篆书著称于世，行书较罕见，但也写得很好。乾、嘉时期的金石考据学者，在研究古文字的过程中，对典雅的小篆书体产生兴趣。清代早期的篆书家如王澍、孙星衍等都是金石考据家。王澍的篆书“法李斯，为一代作手”。后来被“特命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此外，乾隆朝的宫廷画家董邦达也“力学篆隶,，深得古法”。还有如钱坫、洪亮吉等，也都以篆书擅名。他们的作品，仍然都是所谓斯、冰的“玉箸篆”法。均匀的细线，全无变化，有如线描图案，毫无书意。偶有企图破格者，又流于形式的故意做作，稍一过份，便如道家的符书，杨法的作品就如此。总之，由于篆书已长期脱离于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之外，乾隆初期的篆书，仍然与当时的书坛，在时代上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杨沂孙书名虽高，但其身后的生平资料却很少。《清史稿·邓石如传》后附有百多字的简传，后采研究评介杨沂孙者多依此。兹引录全文：“杨沂孙，字泳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忧归，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著《文字解说问伪》，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史籀、李斯，折衷于许慎，作《在昔 杨沂孙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以此上推生年为嘉庆十七年(1812)。此外，据一些散见的信札、诗稿等材料，还可以稍作一点补充：在一封致好友元徵，请其为父亲撰写墓志铭的信中，杨沂孙谈到了他的父亲“著有《凤麓萆堂诗稿》，抒写性灵，于放翁为近。书法融化欧、赵为一。尤精小揩，至老不衰”。又谓“其遭世变，所论时事及立身制行之宜，不涉高远奇异，必归于和平中正”。从中可以了解杨沂孙少年时家庭的氛围和秉性传承。沂孙“父忧归,遂不出”，辞官而专于学术与书艺，也与父亲的秉性相近。杨沂孙早年求学于常州，师从著名学者李兆洛。李曾做过一任知县，辞官后主持江阴暨阳书院几二十年。学问涉猎很广，长于训诂考据，铸造过天文仪器，著作中还有地理方面的书籍。他“论学不分汉宋,以心得为主，归于致用”。魏源称其为“近代通儒”。杨沂孙从李所学，主要在于诸子和小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杨沂孙中举后，任安徽凤阳知府，后以丁父忧去官。曾经营农商，家业大约因太平天国战乱而中落。此后便经常往来于家乡常熟和安徽皖城(今潜山县)之间,以笔墨自给。常熟的赵宗德(价人)、宗建(次侯)兄弟，在城北有一处园林“半亩园”，环境十分幽美。园中有一座旧山楼，收藏古籍、书画、碑帖数万卷，是常熟文化名流经常聚会之地。杨沂孙、泗孙兄弟与赵氏兄弟交厚，是半亩园的常客。赏花饮酒之余，自然有诗作。此外，常在半亩园聚会，亦与杨氏兄弟过往密切的，如秀水(今嘉兴)杨象济、金匮《无锡》华翼纶，常熟本地则有庞钟璐、吴鸿纶等。画家杨象济字利叔，号啸溪，是杨沂孙同治元年在上海结识的旧友。书画俱古雅，尤长于画佛像。更奇的是好龟成癖，请杨沂孙颜其居曰“龟巢”，自号“老龟”。华翼纶，字赞卿，号篷秋。精鉴别，富收藏，山水画师法王原祁，著有《画说》。庞钟璐后来则仕途显达，官做到工部、刑部尚书。同治十一年八月，时在京任太仆寺卿的内阁学士翁同稣，以丁母忧回家乡常熟守制。赵次侯在半亩园安排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雅集，邀请了常熟的许多名流。沂孙、泗兄弟亦予座。席间鉴赏金石碑帖，畅论书画之艺，杨沂孙与翁同稣也相互交换了关于汉唐碑刻的看法。大约六十岁以后的数年，杨沂孙主要在皖城,以卖字为生计。此时书名已著，生活并不成问题，但却也并不愿以书迎合世好，邀宠谋利。身在异乡，一种落寞之感，心情也并不愉快。对终日卖字，如书吏般的生活，常常感到十分厌倦。每起思乡之念。家乡的朋友也希望他回去，但一者皖城已经有了一些赖以生存的基础，另外，家乡似乎也有一些家事上的烦恼，因而犹豫，最终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缘至自当归,迟速任如如”。杨沂孙青年时代即爱好篆书。在常州读书时还结识了好几位“毗陵前辈”。如经学家、亦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字皋文)，惠言的弟弟张琦，长于书印的吴育(字山子)等。这几位都是乾隆时著名篆书家邓石如的热心推崇者。杨沂孙的老师李兆洛(字申耆)，更与邓氏父子交往密切。张惠言曾从邓石如学篆，吴育则与邓的弟子包世臣为至交。所以，耳濡目染之间，杨沂孙早已对邓心存景仰。他有一篇《跋邓山民楹帖》，充分表达了对邓石如的推崇和心折。不但对其书法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从这一篇短文中，可以窥见杨沂孙学篆书也是自邓入手，进而形成自己的书风：“余年二十知好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诸论，又私喜习篆，故知之独早。其时吾苏无人称之者。道光丙午，山民子守之来虞，益得见其墨迹而识篆隶门径。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幅，四体俱备，庚申八月之变尽失之矣。” “余初知山民，以吾邑翁竹君，后益服膺。恒思多聚山民各体书。及官新安而果如夙愿。然不久而尽失之，意常忽忽，以为大憾。私论山民书当为本朝第一，唯刘文清可颉颃。而篆隶两体刘皆无之，又在布衣,故为独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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