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猫

一、好溯源 

古长安，古关中（秦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史最悠久的那一段写在“咱陕西”。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农氏和后稷最早教民稼穑，因此认定中华民族从游牧向农耕最早是从“咱陕西”开始的。造字的仓颉，是关中白水人，由此汉字是“咱陕西”创造的(仓颉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即便有也不一定是陕西人)……谈到这些，秦人无不兴高采烈。我也经常谈，眉飞色舞。

这些史料，大都是对的，值得我们骄傲。有的虽系传说，也是秦人美好的愿望，它一直构成秦地重要的精神凝聚力。但如果我们总是陶醉在过去的辉煌（现在的陕西人的过去不一定就是在古代的三秦大地），总做源头上的冠军，而有意无意忽略我们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滞后和欠发达，不是很有那么一点悲哀吗？ 

二、好为中 

似是而非的中心论，也是秦人自傲于人的资本。如果说中国是中央之国，这个中央之国十三个王朝的首都西安，那就是中央之国的中心（古代一般认为洛阳居天下之中）。西安在空间位置上恰好在国之中央（其实国之正中在兰州），因地位居中，北京时间也采用陕西天文台的报时（时间中心）。西安城北的泾阳又是中国的大地原点（空间中心）（这指的是现在中国版图上的地理中心）。这种时空的中心感，使西安人感到自己辐射着整个中国，当然可以自傲了。“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埋的是皇上”，一说到黄土地下的72个皇上，腰也挺了，气也粗了，声也大了（大多皇上并不是陕西人，如汉高祖是楚人）。 

三、好称大  

陕西无论从面积、人口到经济力量，乃至政治影响，在中国都不算大省。但正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剖析秦俗时说的：秦“悍然有拓八州而朝同列之气”和“强毅果敢之资”。陕西人一会儿说自己是文学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文化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科技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文物旅游大省，其实要较真儿，我们只是文化资源大省，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小省，文化资金穷省（古代著名文学家陕西人数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总体大致以江苏、江西人为多，单就北方论则以河南、山东人为多）。陕西省科技人员比例在全国很高，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却不算高；科技人才固然多，中、低级人才比例却过大，高级科技人才还匮乏，结构失衡；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和管理差距很大。

秦人的确应该深思，这样、那样的“大”，加起来为什么反倒等于“小”，反倒成了一个经济小省呢？ 

四、好不争  

儒的哲学是“入世”，道的哲学是“不争”。秦人一面好入世，一面又很君子，好不争。道的不争是一种精神境界，秦人的不争情况却很复杂（古代秦国被中原国家称为“虎狼之邦”，并不是不争的）。

因为我们穷，说不起话，也争不过别人，便不争。我们到了京城，总是坐在旮旯拐角，当二排“议员”，很有点自惭形秽的样子。不说话还能显出一点矜持，一说话反倒露出了穷酸。当然“争”不光是争钱，重要的是争项目，又不光是争经济项目，也包括争精神文化资源、资产和市场。在抓经济和文化项目上，我们常常过分大度、宽厚，在本地举办的洽谈会上，有的项目让别人空中飞人般截走了。 

五、好自闭  

西安的城墙是全国惟一一个保留完整的城墙（完整啥？火车站那边开了个大口子。哎，放着好东西不好好保护），它的文物价值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但若仅仅从精神意象上看，西安城墙是历史老人盖在黄土地上的一枚印章，它也深深地盖在陕西人的心上。

封闭内视是陕西人的一种不自觉的习惯。在历史的镜子中，反复端详自己，发掘自己逝去的风韵，美人迟暮却顾影自怜（？……）。

自闭的直接后果是自执、偏执、执拗、倔犟，一条道走到黑，不愿根据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调整坐标，这可能是关中人“生、冷、蹭、倔”的负面表现。 

六、好自足 

有个老朋友快要退休了，单位让他到南方各地考察了一圈。回来后，他对我说，走了这一圈，我发现天下最好的地方还是关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富裕的南方都在进行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我们这里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的现象却俯拾即是。

西安市郊的农民由于城市的扩展，正逐步地失去土地，绝大多数的人将土地补偿金作为自己搞实业、搞商贸的起步资金，但是也的确有不少农民靠吃地租、房租过着闲散慵懒的日子，乃至于成为新时期农村的“八旗子弟”。在西安有许多小市场，像布匹、装修、饮食，都被浙江人、四川人占领，山西旅游的广告和网点已经直逼西安，西安人的钱装到了人家的腰包里。 

七、好沉稳 

陕西人好静不好动，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金窝银窝不如穷窝，在一种静态生存中讨生活。对于动，对于变，常常不很适应。“挣起赔不起”，怕风险求保险，这些与现代大都市日趋激烈的竞争氛围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仍然根深蒂固。

咱们老陕信奉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满足于低水平的消极平衡。其实我们祖先并不是这样暮气沉沉的啊，他们以活跃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建功立业，开创了一个一个的新局面，比如周的管理（周礼）、秦的改革（商鞅）、汉的开拓（汉武帝和张骞）、唐的开放（贞观之治），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社会思潮和社会管理的每一个方面都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我们的祖先”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的祖先比我们年轻多了，而我们比祖先还老态龙钟，这真是历史的幽默。 

八、好名分 

陕西人穷讲究、好热闹。干啥事都讲形式，求排场，爱搞繁琐仪式，而且总要把这些形式、仪式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和好静不好动相反，陕西人爱起哄，爱围观，爱赶时尚，既满足了好面子的主事者的面子，又满足了自己浮浅的小市民式的好奇，给平谈的生活加了一点装饰音，放了一点调和面。

在好面子、好起哄的混乱中，陕人从不忘争名分、排位序，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活动、会议和仪式，请官员、请名人并且给官员、名人排名单，总是最重要、最麻烦、最煞费苦心，而最后又总是闹得八面不讨好、四处焦头烂额的一件事。

在这里面，我们浪费了多少精力、时间、金钱，引起了多少明争暗斗，如果把耗费的这些能量都输到发电机里去，古城的夜景会美丽一千倍吧。 

九、好非异 

“异”不一定是反对自己、阻碍自己的东西，更多的情况下只不过是和自己不同、自己感到陌生的东西。对于异己的人和事，开始是好奇，接着便看不惯，并且热衷于把这种看不惯传播出去，形成舆论。再下来，舆论诱发行动，非议便转化为排他。

如果所“异”者是错误的、落后的，那活该“非”了他；如果“异”的正确，甚至“异”的进步，“非异”便常常构成一种社会前进的障碍心理和消解力量了。

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综合发展阶段，不见得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谁打败谁的问题，更多的情况是互通互融互惠各家优长，转化为发展自己的动力。一味地非异、排他、“在斗争中前进”，已转化为现代社会的会商、会通、会合，在“共赢”中一道前进。 

十、好农本 

我们愈重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就愈要反思农本意识。今天我们是用现代化、科技化、市场化这“三化”来抓“三农”，建设新农村，而农本意识导致重农抑商，只愿意在土地上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换取低水平的生存循环。最重要的是农本意识使人对市场、对商业、对金融怀着天生的戒备。农本意识在人际关系上，自觉不自觉地以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网代替在事业中建立起来的理解和友谊，代替公平、公正、公开的现代竞争。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网，是种种不正之风的温床、权力腐败的温床……

如果这“十好”是一面镜子，我想说，它首先照出了我自己精神上某些零碎的影子。因而，尽快甩掉千年文化积淀的历史重负，知耻而后勇，才能轻装疾进，重铸陕西精神文明的现代新辉煌。这样一些结束的话，也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