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证丢失之后个人日记

学生证丢失之后

个人日记

1966年11月15日晚，从北京到上海的红卫兵专列停靠在上海的真如车站。来沪串联的红卫兵们蜂拥而下，我和我的唯一同伴，东北农学院农学系的学生就在这个时候挤散。他找不到我，我也找不到他，孤家寡人的我只好单枪匹马在登记后住进了化工部上海化工学校革命师生接待站。

学生证被窃
  紧接着就是登记回程车票，参观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一晃十多天过去了。就在我领到上海——哈尔滨车票的第二天，从上海复旦大学读大字报回来，在公交车上，一个扒手没有得到我的允许，擅自扒去了我的钱夹，使我立即失去了随身的全部财产（钱，粮票），成了穷光蛋不说，最关键的是证明我身份的学生证也没有了。我急出了一身冷汗。
  鼎力相助
在我狠狠的咒骂小偷不讲道德的同时，万般无奈的找到了上海化工学校革命师生接待站。详述了我的不幸，接待站的三名同学耐心的倾听了我的叙述。我告诉她们，“我已身无分文”。
  接待站的一位负责同学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安慰我说“黑龙刚（江）的革命同学，不要着急，会有办法的。回家的车票你已经拿到手了，这就没事了。你不会饿饭的，阿拉给你借钱，完了你再跑路。”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接待站借了五元钱，六斤全国粮票。（在我参加工作后都已如数还清）
  经过了五天的旅途，于12月2日成功的回到学校。

补办学生证

  12月7日我拿着一寸照片去补办学生证。在学生科我告知了我的班级，姓名，学生科的具体办事人员高航老师问我学生证怎么丢失的，我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好，我清楚了，谁是你的证明人？”高航老师听完了我的陈述后说。“就是与你同行的知情人。”
“没有，就我自己去的上海，”我不无遗憾的说。
“那我就不好办了...”高航老师严肃的说。
“为什么？”我疑惑的看着高航老师。
“你想啊，你说你学生证丢了，又没有证明人，谁信啊。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她看着我的脸继续说：“第一，你的车票是怎么得到的，没有学生证，又没有介绍信，车站傻呀？，第二，你没有学生证，谁能真的借给你钱和粮票？第三....”
  一股怒火从胸中涌起，“高老师，你打住，学生证我不办了！”我摔门而去。
  时至隆冬，我还没有棉裤。没有学生证不能回家去取，我写信给我的父母，把我的棉裤邮寄过来。在去邮局的路上巧的是碰到了高航老师。我准备低头过去。
“你就是想补办学生证的那个同学吧？”她一眼就认出了我。
“是的，我去给家寄信，给我邮棉裤，我回不了家！”
“呵呵，你这位同学真是造反派的脾气，火气这么大呀...”她一面说话一面看着我没穿棉裤的双腿。“我家有一条破卫生裤（就是很厚的线裤）没人穿，下午我带到学生科，你如果不嫌弃就来取吧...”我没置可否。
  在宿舍和我的同学陈殿德谈起这件事，他告诉我，“卫生裤可以不要，补办学生证可是大事”。是啊，我不能没有学生证，于是我下午去了学生科。
  高航老师正在那看报纸，看我进屋就说，“把照片给我，再交三毛钱工本费...”

  她找到我的档案，一声不响地填写学生证，加压钢印，十几分钟左右完成了。她拿起笔，在1966年度的学生“乘车优待凭证”栏里给我留下两格，其余都划了斜杠。我知道她还是不相信我的学生证丢失一说。
  失而复得
12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寝室里刻蜡纸，有人告诉我说方才大喇叭叫你去学生科取邮件。我边走边怀疑，谁给我寄东西，怎么不在收发室，而是寄到学生科了？
一个绿色的帆布小包已被高航老师拆开，一个草绿色的塑料钱夹，里面有我的学生证，半截不能使用的面值一斤的黑龙江粮票，一张过期的入境证明（我家住在中苏边境地区），还有两张用过的纪念邮票。一张上海嘉定支局的便条，上书：这些物品是我乡邮员开邮箱时捡到的，按证件地址邮寄给你校。还列出这些物品的清单。
  高航老师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的交给我说，“这是寄给学生科的，拆开后才知道是你的东西”。
“高老师...”我想说点什么，高航老师摆摆手说，“你是个没有撒谎的学生，不过这个邮来的学生证我可收回了”，她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应该感谢这个“很有素质”的窃贼，扒手的良心发现帮助我解除了我无法解除的怀疑或误会。
  可惜的是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失而复得的原始学生证被学生科缴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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