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

这一天，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将南满铁路位于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炸毁，并打死附近的百姓为其换上东北军的军服，制造案发假象污蔑是中国部队所为。挑起事端，制造导火索，向驻沈阳的东北军北大营发动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的近八千名官兵竟然在武器装备完善的情况下，不敌日军600人。面对枪林弹雨，在上级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下，将枪支送回弹药库，结果，被打死被俘虏，甚至有些士兵连衣服都没穿好就死在了床上。最终北大营失守，日军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便占领沈阳全城。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日本在东北的正规军一万五千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两万七千余人。而中国东北军方面，在事变前夕，正规军有16万5千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中原大战，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15万入关， 但是在东北的主力军尚存，兵力雄厚。而且在装备、火力、训练等各个方面，都不逊于关东军。而事后由于来不及转移，东北当局的官方财产，被日军抢走了17亿银元，另外当时号称全国最强大的，东北边防军的空军的飞机一架都没来得及起飞。262架飞机全都落入日军的手里，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可以生产世界上几乎最先进的轻重常规武器，却被日军在这里抢走各种火炮三千多门，各类轻武器12万多支。本来这些武器是用来抵抗侵略者的，却拱手送给了侵略者。后来这些武器，成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工具。

那么，在那个荒诞的晚上，东北军的北大营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北大营9点钟熄灯，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到各班排查夜，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10点，此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紧接着就是密集的枪炮声，他立刻翻身起来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十分钟集合完毕，和几个连长立即指挥各连奔向既设阵地，在事变之前，刺刀开刃，枪支也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发200发子弹、四枚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每日保养，随时都处于战备的状态。

队伍一切准备就绪，正准备出院子迎战，这时候，中校团副朱芝荣赶来了，让把部队带回去，说旅长来电话，部队不要动，把枪缴回军械库，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长官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但就是不准打。姜明文和几个连长强压着怒火问道：“要命也给吗？”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在枪炮声中，7旅参谋长赵镇藩拼命的摇动着电话机，先给7旅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旅长让他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荣臻在11点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7旅旅长王以哲也到了，电话铃声救火车一般地鸣叫着：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门他们说要用炮轰；奉天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墙，在城上向狱内开枪；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无处不告急，而且都是十万火急，此时荣臻也没了注意，于是只能给北平打电话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次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力量，亦无开战理由，已经由沈，绝不抵抗，尽人日军所为。”

张学良为何不抵抗？

那么，当时的张学良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这件事无疑在他的人生中是最重要的一刻，他接到电话以后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请示，可他接到的回答是，相应处理。60年之后，张学良在台湾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的：“九一八这事情，说来我是判断错误。我判断错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还承认我判断不错误，是日本的错误。怎么讲呢？我认为日本不敢。因为我这所谓判断是按照世界大势，按着利害的问题，这么想。我可以大胆这么说，认为日本人鲁莽。我认为日本像‘九一八’这种发动，我认为日本人是挑衅。日本挑衅找借口啊，闹点小事啊，办交涉，占点便宜。向来是这样的。那我绝对没想到‘九一八’日本是真正来了，这样子来了。那么，这话我得分两层说。假如说我知道、我能确实判断日本是真正的来了，那我的办法就不同了。所谓不抵抗，那我就要拼命了。明白了？但是我认为日本是挑衅，你挑衅我不给你借口，我躲避你。”

张学良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1930年9月，张学良将15万东北军主力开进关内，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张学良也因此常驻北平。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蒋介石曾告令国民政府，无论日本军队今后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正是遵照了蒋委员长的这一指示，电告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对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须万分容忍。这一条电令使训练有素的东北军，面对突袭的日军，一时不知该如何抵抗。这一切对于武力侵占东北的日军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东北边防局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他父亲大办丧事。事变当天晚上人在沈阳的高官其实只有两位，一个是辽宁省主席臧世毅，一个是东北特区也就是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之后，这两个人都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成了汉奸。还有一个高官，他就是掌管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这个人也很快把吉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而当天晚上他在报馆胡同的俱乐部花天酒地。事变当天夜里，从旅长到所属三个团的团长全都回家了，就剩下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

日本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赌局

其实，在沈阳大打出手的关东军心里并不踏实，因为他们知道并没有取胜的把握，后来驻扎在北平的日本特务在给关东军长官的秘密报告里这样说道，如果当时中国官民合心抵抗，那么日本在满洲的势力将陷入重围。但是日本人却提心吊胆的打赢了一场完全没有抵抗的仗。结果，日本关东军以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为首的少数激进派赌赢了。

东三省从清朝其就叫满洲，沈阳当时叫奉天。东北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战略上，都是一块非常重要的地区。东北地下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地上有茂密的森林良田，地少人多的日本对东北一直都存有觊觎之心，一部分狂热的日本人开始预谋对东北侵略扩张。从1881年起，日本就开始大肆鼓吹，中国东北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出了兵制改革的奏文，里面就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从此，就慢慢形成了，吞并朝鲜，进攻东北，并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时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向裕仁天皇秘奏会议内容时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日本人为了得到满蒙无所不用其极。原本日本想靠着扶持张作霖从而攫取东北，但张作霖并不愿意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是转向了英美等国，这使得日本关东军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打败了奉军，张作霖准备从北京坐火车退回沈阳，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在途中炸死张作霖。张作霖老谋深算，提前得知了这个消息，本来定的是6月1号返回沈阳，他临时又改了日子，改成了6月4号。可最后，由于他身边有人出卖了他，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最终命丧皇姑屯。张学良回来以后，宣布东北易帜，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从表面上形成了统一。于是，日本人彻底放弃了利用张家父子统治东北的计划，他们开始密谋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

1931年9月15号，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总部，四个日本军官凑在一起，他们正在密谋一个惊天大阴谋。为首的军官叫板垣征四郎，那一年他46岁，他在中国已经混了很长时间了，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发过誓要把一生都奉献在中国。一起参与密谋的还有一名日本关东军参谋，名叫石原莞尔，这个人跟板垣一样野心勃勃，都是日本军界的少壮激进派，很快，一个全面侵占东北的计划就在这里酝酿出炉了。

板垣征四郎

但是，从当时日本的实力来看，他们两个人的侵略计划是不会被批准的。因为他们的人力物力都还不足以应对张学良的20多万东北军，而且日本同时也担心美国和苏联会出面干预。于是面对犹豫不决的日本政府，这两个人决定一切行动都将秘密进行。石原莞尔分析，美国不会直接管满蒙的事情，而蒋介石曾经在1929年下令张学良收回了中国东北铁路权，即中东路事件，因此得罪了苏联。而蒋介石政府这时候正在专心对共产党发动围剿战争，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给日本侵华战争制造了更有利的时机。石原莞尔还秘密串通日本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擅自把朝鲜军调到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日本关东军。又从日本秘密运到沈阳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型炮，大炮瞄准了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和东北军的东塔机场。其实，日本政府对板垣和石原的密谋起初毫不知情，不过到了事情的最后关头，消息还是走漏了。传到东京之后，日本内阁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于是命令板垣和石原继续等待时机。为了安抚这些激进的军人，日本方面派出建川美次火速的赶到满洲，9月15日，这位时任日本陆军参谋部本部次长的建川美次，从日本转经朝鲜赶赴中国东北。他乘坐的火车还在路上，板垣和石原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并立即召集下属，在奉天特务机构密谋如何对付建川美次。对于当时的场景，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描述：板垣征四郎拿起来一支铅笔说道，听天由命吧，如果铅笔倒向右边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赌一把。结果，铅笔向右倒下预示着计划要终止了，几人面面相觑。突然石原莞尔喊道，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这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本定于9月28日采取的军事行动于是提前到了9月18日。建川美次9月18日晚上抵达沈阳，被板垣征四郎安排在一个叫做菊文的日式酒家里，他被人灌醉，次日醒来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为了让东北军放松警惕，日军早在事变发生前两个月，就开始在沈阳城内进行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演习的频率很高，短短2个月就进行了30次。一开始东北军听到枪炮声还很警觉，可到了后来演习越来越多，他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后到了9月18号的晚上，日本人真正动手的时候，沈阳城内的老百姓和官兵都以为他们又在演习了。

日军炮轰下的北大营

不仅如此，日本关东军为了给他们的侵略行为找借口，使出了非常下作的手段。1931年9月18日入夜，沈阳城内一片祥和，日本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领的7名日军工兵专家，装扮成铁路巡道员，悄悄潜入到奉天城被柳条湖附近，在靠近中国军队北大营的南满铁路线上，埋下了小剂量炸药，并抓来了三个中国老百姓，强迫他们换上东北军的军装。当晚10点20分，河本末守引爆了炸药，炸毁了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这段路轨，又枪杀了那三个穿着东北军军服的无辜百姓，伪造了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的假象。此时在北大营的官兵好多都已经睡了，然而板垣征四郎睡不着，一直焦急的等待着结果。此时一个电话告诉他，柳条湖爆破成功，板垣征四郎立刻下达了进攻命令。理由是，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破坏中日关系。早已准备好的日军独立守备大队驻虎石台一个中队100名士兵，从西北方向开始进攻北大营，满铁附属第两个中队200名士兵从西面开始进攻。驻守抚顺和铁岭的日本士兵从东北方向发起了进攻。到凌晨时分，攻打北大营的士兵总共汇集了600多人，北大营三面受敌，与此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一千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攻打东三省的兵工厂、飞机场所在地。就这样，板垣和石原酝酿了多年的侵略中国阴谋，终于进入了实施阶段。

东北军不抵抗遭百姓唾骂，黄显声违抗命令建义勇军

当时的东北百姓在一夜之间发现沈阳沦陷之后，十分痛恨当时的东北军，他们拿粮食、拿钱、拿血汗装备了优良的东北军，可临到时候却弃百姓生死于不顾。甚至一枪都没放就跑了。

9月19日凌晨，驻扎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接到了板垣征四郎的两封电报，其中一封有这样的内容：北大营之敌炸毁南满铁路，我正与之苦战。这封颠倒黑白的电报很快就被传回了日本国内，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日本关东军精心编造的谎言：奉天军炸毁南满铁路，中日两军战端已开。

九一八后被赶到荒地上的东北百姓

1931年9月19日零时刚过，本庄繁下达了两万日本关东军全线攻击东北的命令。凌晨3点，本庄繁乘火车向沈阳进发，把关东军的司令部迁到沈阳，进一步扩大了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地，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日本政府只好默认了板垣和石原等人的行动。并在军部的挟制下，大力支持关东军在中国军事扩张。1931年9月19号凌晨3点，日军步兵第29联队兵分三路向沈阳进攻，两个小时之后，沈阳的小西城门被日军攻破，中国东北重镇沈阳沦陷了。一夜之间，沈阳的老百姓就做了亡国奴。天亮之后，东北的百姓等来了日本人统治东北整整14年的黑暗岁月。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东北的长春、营口、丹东就相继落入日军手中，沈阳市民被枪炮惊扰了一夜后，清晨一起床，就见到了沈阳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即《日本军司令官布告》。其中的内容就是指东北军炸毁铁路，日军才对敌开始行动，落款是本庄繁。

这时候张学良在东北其实一无所有，但是他自己没意识到，东北军不抵抗带来的是什么后果。有一个人在这其中一直未让人遗忘，他就是被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的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当天，他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组织沈阳警察与日军进行血战，后来他成了抗日义勇军的领袖。

黄显声，1896年生于辽宁凤城，1921年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由于治学严谨，他深受张学良的赏识，1930年春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奉天公安局长，九一八事变之前，黄显声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他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回到奉天立刻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枪支弹药，这批枪支后来成了东北各路义勇军主要的武器来源之一。黄显声还对奉天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他把两千名警察组织起来变成一个总队并且发枪。自己在事变前的9月初，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警察总队就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战斗中。他指挥警察依托简单的街垒，与日军进行顽强对抗，但是警察只有轻武器，面对日军的坦克大炮，警察队伍伤亡惨重。最后被迫撤离，不过由于他们事先有准备，沈阳警察部队动作最快、伤亡最小的撤离到了锦州部队里。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随时准备抵抗，另一方面采用把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由于他们不是正规军，所以只能称自卫军或救国军。之后，黄显声把新编部队改成辽宁抗日义勇军，自己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源。在这之后，黄显声就一直想办法扩充自己的义勇军。

随着东北三省的沦陷，日军的铁骑踏过了东北肥沃的土地。原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全面侵略中国的日本人，肯定没有料到，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支支抗日小分队正在崛起，日军将会在这里遭遇最为坚强的抵抗！

座落在琼山区府城镇中心占地仅有三、四亩的翠绿的三角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规模不大而意义深刻的"毋忘九一﹒八国耻纪念碑"，纪念碑的造型如同一个台历，台历上的日期鲜明的翻到了1931年9月18日这天，主柱三侧附着了3个形状相同的曲折构件，代表着东北三省。整个碑形巧妙地构成了刚劲有力的"东北"两个大字，无论世易时移，这面纪念碑都是在警示人们，要将那铁蹄下腥风血雨的年代，那国破家亡的悲惨情景时时浮于脑海。也同时在警告日本的侵略者，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和歪曲，中国人也绝不会容许帝国主义的战争再一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