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后结局
个人日记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们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共同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一大会后,他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纷纷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过早的为革命牺牲;有的成为叛徒汉奸而与我党为敌;有的脱离出党最后又回到党的怀抱;当然还有一直坚持党的最初信念而迎来最终胜利的。在路卫兵看来,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各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他们最终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
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7人。
张国焘:一大的风云人物,另立中央的叛逃者。
这个主持一大会议,并在一大进入中央三人局,出任组织主任的风光人物,最后却走到了另立中央与党为敌的境地。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1年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反对北上并擅自率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并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奔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张国焘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李达:有理论之才,却无政治之能。
一大中央三人局成员,宣传主任。一大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并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未能选进中央,从此淡泊明志,渐渐与党疏远。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酝酿国共合作时,李达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遂于1924年9月脱党。之后他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李达重新入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会会长。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李汉俊:学者型的理论家,特立独行的革命者。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一大的筹备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董必武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存有意见分歧,离开了中共中央。1925年彻底脱离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陈公博:中共一大的懦弱逃兵,叛国投敌的二号汉奸。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没有开完全程会议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时,受到法国巡捕搜查,陈公博在受到盘问盯梢后受到惊吓,当夜他所住的旅馆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惊魂未定的陈公博便于第二天便溜之乎也,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回到广州后便开始与中央作对,支持陈炯明叛乱,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之后又在广州党组织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1923年陈公博被开除党籍,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任立法院长,汪精卫死后,他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日本投降后出逃日本,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于1946年6月被处决。
周佛海:利欲熏心最终脱党,汪伪麾下三号汉奸。
周佛海是留学日本的海外代表,一大后,他奉党的指示,参加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周佛海有着强烈的个人欲望和政治野心,1923年在他毕业回国苦于找不到工作之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邀请他去当秘书。1924年冬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代行政院长之职,汪精卫死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包惠僧:情绪化的性格注定了他道路上的曲折。
包惠僧实际上是替陈独秀参加一大会议的,这个被陈潭秋戏称为“暴徒”的情绪化的热血青年,在大革命时代也同样表现的狂热。一大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之后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并于1930年恢复国民党党籍,一度升任人口局局长要职。1948年离开国民党后举家迁往澳门,解放后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
刘仁静: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御用枪手的最终回归。
刘仁静是一大中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他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之后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团中央书记。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重又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87年8月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为党牺牲的一大代表4人。
陈潭秋:持枪杀敌的战场英雄,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
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枪杀敌在疆场浴血的革命战士。一大后他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秘密配合南昌起义。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在反“围剿”中保证了部队供给,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中被子弹打中右耳。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王尽美:积劳成疾而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
一大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1925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邓恩铭:用热血演绎传奇一生。
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5年他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
何叔衡:默默无闻的革命志士。
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并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11月,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2人。
董必武:对党忠诚一生的革命志士。
一大后历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
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初期在党内几经沉浮,最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思想得到认可,从而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按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国共产党“一大”已离我们远去了88年之久,当时这个只有13位代表参加,在组织准备上还略显仓促的会议,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辉煌,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新纪元。大浪淘沙,13位代表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最后的洗礼。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缔造的伟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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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13名代表最终的结局
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最终有五种结局。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有两人:毛泽东、董必武。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病故,也算是烈士。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两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又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是解放后回来了。从“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寻找组织、迷途知返的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当然他们不能再重新入党了。叛党变成反革命的三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而陈公博、周佛海成了汉奸。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这些人都没有想到将来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些不同观念的人以一种学术研讨的形式参加了党的建设。1982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研时曾访问过当时唯一在世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我问他,为什么您当了“一大”代表?他说,当时只是说要开个会,李大钊有事儿离不开,罗章龙和邓中夏又很忙,就让我和张国焘去了,我根本没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会。那时,就像在茫茫黑夜之中,50多个知识分子,选出10多个代表开一个会,将来的前景怎样谁能想到?那时他们确实没有感到他们从事的将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业。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的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中共“一大”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中共“一大”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召开的吗?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以往学术界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的回忆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还有学者提出,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针对以上说法,最近有学者予以了否定,并认为中共“一大”的发起者更不可能是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筹备召开的。虽然在名义上马林协助尼克尔斯基,完成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马林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另外从两人的经历来看,马林赴华时已经拥有了在东方殖民地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这一点远非尼克尔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难理解马林在实际工作中对中共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尼克尔斯基来华身份与中共“一大”的召开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中共“一大”的召开,既不是马林的建议,更不是尼克尔斯基建议召开的。
“中共一大”13位代表合影(《建党伟业》)
中共“一大”的开幕仪式是在哪里举行的?
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学术界本来已是共识,没有异议。但是,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会址之一。他们的依据是:陈潭秋在1936年《共产国际》上著文:“7月底大会开幕了……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张国焘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交流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这些都说明了“一大”开幕于博文女校。另外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7月23日和7月24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哥哥家继续开会。不过,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怎样看待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和身份?
在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有两位外国人,即俄国人、共产国际使者尼克尔斯基和荷兰人、曾担任过列宁工作秘书而由列宁推荐来华的共产国际正式驻华代表马林。
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据主要来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忆。包惠僧回忆:“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他到上海之后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近年有学者撰文客观评价了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认为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尔斯基工作,参与了‘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并及时识破了闯入会议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这次会议得以继续异地举行。会议期间,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主要观点并未被多数代表接受”。
而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一大”期间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一大”代表包惠僧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而张国焘则认为尼克尔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很多党史专著、教科书或者干脆不提尼克尔斯基这个人,或者提及也只是承袭包惠僧或张国焘的说法,而关于尼克尔斯基的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
不仅我国学界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知之不详,即便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对尼克尔斯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档案材料。
近年来,关于尼克尔斯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俄罗斯和蒙古学者查到了尼克尔斯基的档案,终于将尼克尔斯基的身份给搞清楚了。原来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在尼克尔斯基去中国时担负的任务主要有这么几项:⑴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⑵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⑶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尼克尔斯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另外,尼克尔斯基照片同时也被发现,弥补了长期以来所有历史书籍和陈列展览中,中共“一大”15位参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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