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

进入七十年代，武斗基本结束，打打杀杀的场面不见，那些穿着喇叭裤，身上挂着一把长刀，整天游手好闲、没事找事的武士们已经逐渐改行；社会相继走上正规。

这时公社领导已经换届，五八年大跃进大兵团作战窝工现象早就忘记，一大二公、共同富裕又在一些人的脑海沸腾，觉得“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核算体制是中央规定，但是体制太小，一个小队二三十户人，几十个劳力，三四百亩水田，怎能显示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于是研究扩大核算规模，决定在三个比较大的大队搞试点，董源这个村子，原本是十六个生产队，现在合并为八个生产队，董源居住的这一块，原是三个小队，现在合并为一个小队，有九十多户人，水田千亩，旱地两百多亩，支部派一个很有魄力的齐姓支部委员担任该生产队长，原来三个小队的队长，担任队委委员，董源此时的体力、体质都是上呈，为人处世已很成熟，人缘极好；支部开恩，让董源加入领导班子，成为五个成员之一，董源年轻，总是冲锋陷阵在前，承担起小队中大部分事务。

人们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等长达十余年动荡的可怕日子，觉得稳定是多么的可贵。此时兴致满高，每天早晨排着队，挑着农家肥，抗着红旗，唱着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田头走去。

党支部为了有个新气象，从开春起，要求小队在山边盖一栋茅厂， 上百劳力吃住在田头。不过不是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作战的模式，而是每天分组分任务，这种管理办法看去不错，其实存在许多弊端，首先，百余号人吃住在山边茅厂，要做饭、要买菜、要烧柴、这里无形中要花费不少劳力，而且无法关顾家中老少，其次是由于土地分散，尽管居住在山边，百余号人，仍然是难以操作，没法子指挥？窝工现象十分严重。这种形势主义的做法，根本不符合实际。

伟大领袖号召：农业学大寨，社会上掀起狂热的学习大寨的风潮，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每天只记下出勤，到月底采用政治评分。先由群众评选出全队最优秀的人，定出最高标准得分，然后各人对照标准分，自己与标准人对比，自己报出值得多少分，最后由队委干部根据思想觉悟高低定夺，这就叫：“学习大寨，自报公议！”大家一致觉得董源做事最卖力，每一次都推选董源为标准分，董源的一个朋友叫翁西珍，是富农的子女，但思想很上进，做任何事都跟随着董源，一样卖力，队委会研究工分时，觉得应该可以与董源同一个等级，这时 贫协组长站起来发言：“你们的政治觉悟到哪里去？四类分子的子女就应该自觉改造，做事卖力这是应该的，这是改造他的机会，怎么也能评为最高分？毛主席也说过：有成分论，而不为成分论，咱们应该政治挂帅，他做事卖力，本来就是应该的，评为最高分，你们还有没有阶级立场？”贫协主席一般都是穷的叮当响，生产不内行，手面功夫一般化，但口才绝对是一流，说话很算数的人。没有人敢与之辩论。

政治评分是新生物，在实际操作中，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得低分的人怨声载道，得高分的人却大喊吃亏！董源是最高分，每天十分半，而最低分是九分，相差一分半，董源一天割稻是六七百斤，一般人只有三四百斤！这一年，大多数人都想争取个好名声，自家的自留地，几乎没有认真的光顾，但是由于没法子指挥，窝工现象严重，一年下来，人累的非常，生产搞得一团糟，产量反而下降，干部累，社员也累，集体经济没增加，个人收人严重减少，人们的生活愈加艰难。

第二年，支部也看出核算单位过大，近似大跃进时代兵团作战的样子，的确存在指挥困难的弊病，于是召开班子会议，重新研究操作问题，群众提出 ：“一，恢复原来的核算单位，二，分组作业，以产定分”。这些意见立即遭到贫协主席的反对！理由是：“既然三个小队已经组合在一起，这是趋势，不能再倒退；以产定分，是路线方向问题，与刘邓路线的包产到户有何区别？决不允许！”群众意见自然不算数，党支部只好决定：“分四个小组作业，由队长统一部署种植。按耕种面积计算报酬。”。其中董源带领一个小组。

这一年的夏天，遇到十分罕见的干旱，董源小组有一块山排田严重缺水，双季晚稻很难复种，组员老蔫鼓动董源：“咱们是按面积得分，有收无收无所谓，你不插下去，年终就得不到工分呀！”董源觉得，明知无收而去投工，这不是把集体劳力浪费？可董源又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为了取得全年粮食丰收，很果断地把劳力安排到山垄里的田间管理，主攻单季晚稻。结果还真见到效益，秋收时，虽然面积比其他组减少五十亩，产量竟是四个小组中最高！

年终结算开始了，报酬问题就出现矛盾：其他组是年初就定下的：按种植面积领取报酬，心安理得！董源的小组因为干旱，种植面积最小，得分自然也是最小，这让董源心里十分地不平衡：“交给集体的稻谷最多，报酬反而最小，公理何在？”可是齐队长说：“按面积计算工分，是年初就制订的，并没有说联系产量呀！”董源不服，将情况反映到大队支部，要求支部做公正的决断。支部书记也犯难了，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按产吧，那是刘邓路线，绝对不行！于是只好对董源说：“你是大队唯一的青年标兵！而且是大队的培养对象，按面积报酬，是年初制定的，如果联系到产量，不是与六十年代初的刘邓路线相似，被人抓住把柄咋办？你应该以大局为重呀。”董源没有让步：“按面积我没意见，但是我不是故意不种，而是天干旱，无法种植晚季，我才把劳力重点主攻晚稻，我组二十几个劳力，也是经历汗水才获得的丰收，四个小组，我组的产粮最多，我自己吃点亏还不是大事，总不能叫跟随我的二十几号人跟着也吃亏吧？今后还如何指挥他们？”支部书记想一阵子，也没找到适合的句子，勉强一句：“这些你要去做工作，以大局为重嘛。”董源也看出书记的话语多么乏力，经不起驳斥，再辨下去也许伤害到书记，于是撂下一句：“无论你们怎样评，我组得分不能排在第二！”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啦。董源的犟脾气，支部书记是有知晓的，这个小队，不论是耕地面积，还是人口，都是排在全大队最前的，一百多个劳力，上千亩耕作面积，此时的董源的确是本小队的顶梁柱，董源的话虽然不多，但很强硬，很在理，队里的工作，要是董源不支持，还真难开展，照道理应该按董源的要求办，可是万一被人抓住把柄捅出去，说是与刘邓路线的定产有近似的嫌疑咋办？必定不好收场，可又想不出绝妙的解决办法，推延半个月后，无奈勉强同意：董源的小组得分与最高分的小组齐平。

董源胜利啦，但是在支部书记的脑海里，从此多了一个结：这是头很会拉犁的牛，但又是还没驯服的牛娃，不是犁田好把式，难以使用这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