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牛。

  采风活动文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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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景星两个历史事件的评论

                    作者：任中恒

1945年8月中下旬，在苏联红军到来前，从景星县政府仓惶出逃的副县长柳赖正官，带着同族同伙坐着两挂汽包车和血债累累、不可饶恕的罪恶，跑到景星北山根的李家大院附近。怒不可遏的村民，满腔怒火、义愤填膺，要为受了十四年耻辱、压榨，十四年的当牛做马、低人一等的生活讨回公道。李家大院的当家人（现在街基村书记李峰的爷爷）面对至今不肯放下武器如丧家之犬的日本残兵败将，回想起以柳赖正官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在景星血迹斑斑的罪行和丑恶嘴脸，日本人恶魔般的对经济进行严厉控制，推行统一“配给制”，对人民生活必需品限制，限量。掠夺者那种贪得无厌的心态表露无疑，以“粮食出荷制”的荷政，掠夺粮食资源，规定要把60%的粮食交给他们，并用酷刑逼百姓交粮，柳赖正官说：“谁欠，用谁的脑袋添秤”。残酷旳暴政，残忍的手段使得多少百姓家园满目疮痍，多少家庭流离失所。更为催命的是日本人的“勤劳奉仕”抓劳工，征调大批中国劳工为日本人筑工事、挖山洞，修秘密军事要塞，那些劳工饥不饱腹，皮鞭下日夜劳作，多少积劳成疾者，还没有死去就地被他们以传染病的名义埋掉，景星出去的劳工没有几人回来。一堆堆历史血痕,一条条年轻的生命，一笔笔苦泪账，一家家蒙难史，一汪汪酸楚的泪水，点燃了李家大院东家的那股燃烧的民族情绪之火，激发了他报仇雪耻决心，给他带来了巨大冲动，他带领着一帮景星民众对柳赖正官展开了围堵、追杀，血染镇北。以两死两伤的代价终于取下柳赖正官的项上人头，仁慈地放走了那些放下武器的日本文职人员和妇女。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二十几岁的日本女人走进了景星，她叫杨米子。那场战争如同一波汹涌的浪潮，她就是那退潮后丢在沙滩上的贝壳，使她流落到景星的街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只是有人猜测她是头站开拓团的农妇，也有人猜测她是随军军妓，一直扑朔迷离，直到她七十年代死在景星，都没人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杨米子在景星电影院附近挂上了“助产士”的牌子。在上失其根，下失其路的迷茫之中，她找到了一个为那场战争、为同族恶魔赎罪的机会，并在此为此终其一生。她也有思乡归去的念头，眼睛里也有过忧郁、迷茫，而她每当听到一个新生儿落地高歌时，产房里那惨淡的微光反射到她的瞳仁深处就会发出炯炯闪烁。这就是她人性的光芒，女性的本能，她不为钱，只为生存，接一个新生儿，产妇之家给她几个鸡蛋或两碗小米就行。她在景星20--30年里接生的孩子超过300人，当下，那些被接生的人正值40--50岁。那些孩子对杨米子把他（她）们拉入这个世界充满敬意。杨米子她决意在远离家乡的外国，吃苦受罪，在拯救别人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的良心。平平安安在景星度过了最安宁的晚年。很大程度上她是为他们的国家、民族在纠错，良心发现，尽自己微薄之力扭转民族仇视，想用她的人性来化干戈为玉帛。

杨米子通过自己终身努力向世界宣告，她绝不是日本法西斯，她们是两种人。也告诉景星人，日本不仅仅只有军国主义、法西斯，同时也有普世的慈悲为怀，那些人性的光芒也在闪烁。

我们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一个褊狭的民族主义者，更没有仇外的民族情绪。但是对景星人表现出的那种人性的纠结和人的善与恶两个方面事件，我都会给予坚定地支持。柳赖正官那种赤裸裸的掠夺暴力，那种狂暴狰狞面目，那种欺男霸女的兽性，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都不会让人谅解，受到的报复理所应当，死有余辜，况且在那个法制与强权同流合污的时代呢？更为让人难以原谅的是他在投降后还私藏武器，勒索钱财，表现出不知悔改的顽固军国主义分子的姿态，对他理应斩立决。街基村的李峰书记，我们感知了你爷爷的民族气节、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硬汉精神。

杨米子与那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她对中国人古道热肠，她用她的善良和终老到死之举，纠偏了前半生的罪恶，换取了景星人的原谅和理解。那场战火和炮声已经远去，那些哀伤的悲歌已经曲终人散，而景星人特别是那些被杨米子拉到这个世界来的人都会记着她，并每到自己的生日都会默默的祈祷杨米子“安息吧”！杨米子与柳赖正官两人都留下了名声，一个令人咬牙切齿，一个令人留恋不舍。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景星人已不在纠结，为恶者、为善者理应有不同的结局。李书记我为你爷爷点赞，杨米子我为你的普度精神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