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红柳

 

 

1915年到1972年，蒋介石每天都写日记，写了57年。他写第一篇日记时28岁，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72年7月21日，他写下最后一篇日记，这时他85岁，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的战争、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

192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实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但是国共两党很快反目为仇。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透过蒋介石的日记，人们也许能够了解更多国共两党关系的秘密，还能够对中国抗日战争前前后后的复杂情况理出一条更清晰的线索。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从一开始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合作兄弟，到后来变成敌人，因为一系列的事件反目为仇，最后促成两党的决裂，其中一件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年轻时是个左派，非常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经常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读了很多有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他特别在1923年的秋天去莫斯科访问时大量阅读此类书籍，从此每天还学习俄文。但那次访问对他来说是很深刻的心灵之旅。他亲眼目睹共产社会的理想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在日记中有很多的反思。他回来之后跟他的好朋友廖仲恺通信，谈了很多他所看到的他发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比如不是说是工人的天堂吗？可工人的生活并不好；不是说世界民族都一律平等吗？可他发现少数民族在莫斯科受到歧视等等。即便如此，他还是很支持社会主义。孙中山要联俄容共，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也是非常支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到了1926会发生中山舰事件是有原因的。那时的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在国民党里面的份量和权力还不够。因为孙中山过世了，他要继承遗志进行北伐。可是当时的苏联顾问叫季山嘉不赞成北伐。所以他们两人为此出现很多争执，甚至出现拍桌子，彼此恶言相向的情况。那时汪精卫比较倾向于季山嘉。孙中山过世以后，汪精卫一直都是党的名义上的领导人，真正的变化实际是到了抗战以后。此时国民党里就有左派跟右派的问题了，在黄埔军校里国民党的右派跟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中间也有很多的心结。有人就利用蒋介石的这种不安、矛盾和怀疑开始造谣。在中山舰事件之前的两个礼拜日记显示，他非常的惶惑，恐惧，忧伤，甚至在2月19日那天他想自杀。

中山舰是清朝时中国从日本定购的战舰，原名永丰舰。1922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曾经在这艘军舰上避难长达一个月有余。因此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舰”。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中山舰的调动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党可能发动兵变，于是下令扣押中山舰，逮捕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并且包围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共产党人认为蒋介石是故意制造这场事件，藉机清除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蒋介石则认为，共产党当时是想同国民党中的左派携手发动针对他的兵变。目前的史实则表明，双方实际上都有误解。然而，这次事件的客观效果的确加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地位，为他取得军政最高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中山舰事件，大陆官方史书说是蒋介石故意制造的，是他下令中山舰调动，然后又说这是共产党要谋反。实际上这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了，因为中国大陆有几个学者已经研究过，蒋介石那天人在广州，中山舰到了黄埔又回到广州。回到广州的当天晚上一直没有熄火，其实没有熄火是有其它的原因，因为有外国的商队要来参观。不巧的是，因为之前彼此已经有很多疑虑，蒋介石已经非常不安，偏偏那天汪精卫就一连打了三个电话给他，问什么时候去俄国。蒋介石本来想退让，因为羽翼未丰，所以就说到俄国去修养算了。汪精卫那天又问。所以他那天日记就说，某人一日三次问我什么时候去俄国，加上中山舰当晚不熄火，所以他觉得奇怪，是不是半夜想把我虏到海参崴去？他的疑虑进一步加重。实际上2月19日那天他是想要走的，他跟陈立夫的秘书已经买了回汕头的船票。车子已经开往码头了，在路上陈立夫对他讲，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他日记也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车子已经到了码头，后来我又想既然革命人们为什么怕死？所以又掉转车头回来布置，第二天清晨就把中山舰上的人都抓起来，同时把俄国的顾问季山嘉也监视起来。第二天早上汪精卫发现这个事情大怒，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但是后来蒋介石也发现误会了，并没要把他虏到海参崴。所以后来又把这些人都放了。

这些事他日记都有写。他跟汪精卫因此也就交恶了。汪精卫非常生气。汪精卫后来一气之下就出走了。蒋介石也很后悔，觉得他太孟浪。杨天石教授就讲，这是一个偶然的必然，也就是说彼此的疑虑已经非常的深，加上左右两派之间互相的猜疑，有人就在中间藉机生事，利用蒋介石的疑虑和不安，制造这样一个事件，打击左派。如果没有中山舰，也可能还有别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事件尽管不是蒋介石故意要制造的，但实际上是有人故意制造的。

其实这都不是他期望的，因为他的日记是想退让。他其实船票都已经买了要走了，因为他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仅仅是黄埔军校校长而已。在军事、政治和党务方面在他上面的大有人在。他最后从码头又回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当人们谈论可能不清楚的历史事实时，总是会提到抗战初期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不放一枪一弹就把东三省让出去了。根据大陆官方的说法，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下的。但包括张学良自己都否认这样的说法。实际情况正如张学良所说，不抵抗政策不是蒋介石下的。张学良在三个场合都郑重的否认。他在台湾接受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访问，以及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都很明白地说完全没有这回事。实际上对蒋介石来说，“9.18”事件发生他还不晓得，第二天才知道。所以他的日记在9月19日写道：“昨晚倭寇无辜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恕我为亡乎？”他第二天才晓得这事，然后赶快赶回来。第三天9月20日他才写：“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我祖宗之子孙。如不收回东北，则永无人格矣！”所以说不抵抗真的跟他没有关系。

9.18事变之后，尽管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在日本入侵时继续围剿红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导致了东北的沦陷。蒋介石日记解开了“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因为蒋介石是了解日本的。他说：“倭三日可亡我矣”。他没有立刻抗日，有他的考量。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跟日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只要日本封锁长江和沿海一带，三天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不可贸然而战”。他在日记中考虑了很多。9.18之后他考虑了很多，必须抵抗，但事实上不知道怎么办。他甚至在9月20日立下遗嘱，说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也打不过人家，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为遗嘱。”他认为要争取时间抗日，争取时间备战。等到1932和1933年时，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和蒋百里有很多的讨论，慢慢地眉目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要进行持久战，争取时间备战。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在真正抗战爆发中间，国民党做了很多事情，但只能做不能说，他要掩饰，就是人们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当时就考虑要迁都，因为他晓得上海很快就要失去，南京没有办法守，考虑迁都洛阳，迁都西安，最后决定迁都四川。中国那个时候是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蒋介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中国，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几个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记中就说，我怎么进入四川呢？特别是四川、云南和贵州都是军阀势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并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商量。有一天就“得一计”，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借剿共以收复西南”，故意把红军留下一小股，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红军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从江西往西南走，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进入四川。这是他的一计。所以有一天他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这就是说他当年要缴灭红军，实际上是要抗战的一个策略。他有时故意把红军放过去，所谓的围追堵截也是有控制的。当时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或者是不抵抗政策，大陆官史说是蒋介石不顾外敌侵略的威胁要打内战，要剿灭共产党。这事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国家不团结是不可能打仗的，可是在当时红军只剩下不到两万五千人，蒋介石当时认为他只要收复西南，立刻就可以把红军剿灭。他还真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所以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够收复这些军阀，让军阀团结起来抗战，这是他的考量。问题是他这么做但不能说，就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借剿共以掩饰抗战之决心，这对所有的学者，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学者，是个很大的颠覆。他一方面是收复西南，准备要迁都重庆，另一方面又让蒋廷黼、宋子文、孔祥熙、陈仪到欧美各国去结交，希望能够得到军事上的支援。其中孔祥熙的成果最好，他在1934年跟德国签订了秘密协定，所以德国就派了军事顾问到中国来，还有很多的兵工厂和武器都给了中国，德国甚至于他的参谋总长塞克特将军都担任我们陆军的总顾问。他的副手法肯豪森上将亲自到中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中国在此之前没有国家军队，军阀的军队各自为政，而且都没有什么训练，真正一点点训练就是黄埔的，但黄埔的人数非常有限，也仅仅是短期的训练。1934年德国的顾问法肯豪森来了以后，才开始训练，这时才开始编定陆军宝典，步兵手册。蒋介石希望能够争取时间，希望有五年或六年甚至更久，他希望能训练60个师。蒋介石同时推行新生活运动。这个生活运动以教育掩护动员，实际上是要国人动员起来，精神上要准备抗日。他的日记里有很多这些话语，比如怎样以教育来掩护动员，以外交来掩护他的各种远交近攻，通过发展实业来备战。所以这几年有人说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实际上是备战。因为他在日记中说：“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他心里非常清楚，但问题是他做的所有这些都不能讲。

他在日记里多次说“中日之战必不可免”。那时有很多人反对他，不但东北流亡学生反对他，左派人士骂他，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批评，他很痛苦。但他有时就自我鼓励，“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辱”。当时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仗是没办法打的，因为中日太悬殊。所以当时汪精卫的口头禅就是：“这个仗怎么打？”国民党里面的于佑任、居正和孔祥熙，都认为不能打，因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打，包括民间的知识份子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他们都认为不能打。所以北大的学生抗议，蔡元培出来跟学生解释说，我们要忍，现在还不能打，结果蔡元培被学生打倒在地。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蒋介石明白以当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战胜日本，中国只能进行持久战。在当时的战场上，中国军队往往在数量上超出日军，但却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华东、华南相继失守。中国军队为何在这一带投入如此大的兵力，承受如此大的牺牲？蒋介石日记道出他的苦衷。蒋介石在9.18之后的前两三年，是很矛盾的。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可他晓得日本绝对不会以东北跟华北为满足，一定要整个中国。实际上日本当时也是在打这个算盘，希望成立傀儡政权，因为东北已经有一个满洲国，接下来就是要成立华北的傀儡政权。蒋介石知道这个仗非打不可，但怎么打？何时打？他在斟酌。但从他决定迁都以后这个战略就很明显。国民党当时在1936年曾经有个党内的会议，制定了持久战的方针。因为要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抗战两个重大的原则就是要诱日军南下，改变日军的战略轴线。日军本来从北平往西南斜线一条，直捣西南，那整个中国半壁江山就完了。蒋介石为了持久战，开辟淞沪战场，才会打了那么惨烈的1937年8.13淞沪会战，让日军硬是从北往南走，改变它由东向西的战略，拉大战场。蒋介石也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日本人打，有的只是血和肉，以及民族之精神和生命。他在日记中说：“此战不在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8.13的淞沪之战，中国数十万军队阵亡，日本也是如此。这是蒋介石主动求战，主动挑衅，就是为了开辟淞沪战场，引诱日军南下，因为在1937年的8.13之前，日本在上海驻军只有不到6000人。因为上海都是租界区，日本也不想再那边打仗，而且之前都有协议，不要侵扰租界区。可蒋介石为了开辟淞沪战场，日记中就讲他命令张自中堵塞吴淞口，故意要张自中封锁扬子江口，并要“谨慎挑衅”。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发生的战斗，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日军投入37万人，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万人，死伤30万人。三个月以后的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淞沪会战结束。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利，但却实现了蒋介石将战线引向华东华南地区的战略设想，为中国的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

所以，日本吓了一跳，没想到敢在上海打起来。日军本来只有6000人，后来不断从日本本部、华北、台湾调兵，最后在上海和后来的南京的日本军队到达37万人。当然中国军队大概动员了70万。蒋介石在德国顾问手中所训练的最精锐的部队四分之三都在淞沪之战中阵亡了，大部份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可是因为有惨烈的淞沪之战，接下来首都沦陷，又有南京大屠杀，损失惨重，可因此争取到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武汉到1938年10月才沦陷，日本本来沿平汉线就要拿下武汉三镇的，但蒋介石硬是把日本军队牵制在淞沪和南京一线，整个中国的学校、工厂、机关，全部都乘这个时候沿长江西迁，争取到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到第二年日本才回头打武汉。

说到蒋介石的抗战谋略，提到了持久战。大陆方面认为持久战是毛泽东提出的，因为他对此有一篇专著。事实上，蒋介石在1933年和1934年的日记中已经多次提到持久战，蒋百里谈持久战就更早。而国民党在1936年的洛阳会议为抗战定调，就是说要打持久战。这是见诸于文字的。蒋介石的持久战就是要拖下去，蒋介石日记就讲：“败而不降，拖垮日本”。他认定日本是个小国，没办法撒遍全中国。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他在七七事变之后说，“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每人都抗战，每个地点都是战场。这是日本要极力避免的，日本需要速战速决。当年的日本外相重光奎是投降书上的签字人之一。他在回忆录里就讲，日本当时没有很好的战略，日本根本就不应该被国民党拖到淞沪，37万大军在淞沪一拖就是一年，因为南京沦陷后已经是12月底了，长江已经相当的冷，很多的行动就不便了。重光奎说本来是应按照原来的方式行动的，没想到被国民党拖着走了。

说到“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这就涉及到国共两党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到西安监督剿共行动的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蒋介石日记有很多记载。他对西安事变的日记人们后来看起来就像看小说一样精彩。

首先他为什么要去西安？已经有人警告他，西安不稳定，不要去。他还是去，因为他相信张学良，待张学良如“子侄”。但故事中还有故事，因为中共在张学良这边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了，要他胁迫蒋介石抗日。张学良去跟蒋介石说你不应该花时间打内战，应该抗日等等。蒋介石拍桌子把张学良大骂一顿。张学良火了，回去以后就兵谏了。蒋介石的日记也很精彩。他说突然间外面枪声大作，他就要侍卫去看发生什么事情。侍卫回来说大事不好，他马上就说赶快从后面的窗户跳出去。侍卫先跳下去，他接着跳。他在日记中说跳下去以后三分钟站不起来，因为他不晓得后墙是里高外低，外面是一个沟。他跳下去以后脊椎跟腿都受伤了，侍卫只有背着他往山后走。后面怎样搜索，怎样抓到他，日记中都非常的精彩。这里面就谈到中共在事件中的角色。蒋介石在西安见到了中共的代表。蒋介石日记里面记得非常清楚，与周恩来见两次。蒋介石的日记很感人。有一天他就写：“十时三十分，余已就寝，妻携周某来见。多年不见故人，宁无感慨乎？”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失望，愤怒，对张学良如此不能原谅呢？是因为他已经打算一切都布局好了，迁都完毕之后，陈诚和卫立煌的军队已经在百灵庙准备一举歼灭红军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差两个礼拜了，结果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他写道：“汉卿误我大事矣”，“汉卿坏我一盘好棋”。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没有料到这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但起码这件事把蒋介石剿共灭共的企图被打掉了。此外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抗日。他本来希望有60个师，结果很快就仓促应战了，1937年就跟日本宣战了，整个的训练都还没有完备。大陆的官史把所有这些都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表现，准备好当汉奸。

其实，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曾经尝试过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内部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甚至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依附于日本的政权。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与日本和汪精卫政府暗通款曲？蒋介石日记为人们揭开谜底。

首先是国民党里面当时很多人都主张和谈，觉得没有能力跟日本抗争。汪精卫就提出曲线救国。汪精卫、胡适等很多人当时就组成“低调俱乐部”，主张尽量维持，能够和谈就和谈，但也不投降，尽量维持低调，希望能够撑下去。国民党里面的大员，不只是汪精卫，包括孔祥熙、于佑任、居正、陈布雷，他们都觉得这个仗是不能打的。蒋介石本人也支持和谈。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也参与和谈，支持和谈。他支持和谈有几个目的，一是要维持双方联络的线，第二个他想知道对方到底在搞什么，第三就是要拖延时间备战。等到了1936和1937年，他知道时机差不多了，不能再拖。特别是1937年对日抗战正式宣布以后，还有人在和谈。那时汪精卫还透过德国驻华大使等人跟日本讲希望能够和谈，尤其是在南京失陷以后，这时国民党里面觉得要完蛋了，这仗真没法打，和谈声音随着又起。这个时候，蒋介石比任何人都坚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倭所要我者，不仅是我之经济，我之交通实业，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脉”，“委曲不能求全”。

南京失陷以后，和谈的呼声非常高，国民党里面的压力也很大，大家都要和谈。蒋介石就说，要和谈，那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必须恢复9.18之前的状态，不但退出华北，还要退出东北。日本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有趣的是，孔祥熙和蒋介石是连襟。孔祥熙主张和谈，他有两条线在做。有一天孔祥熙又写信给蒋介石说，必须和谈。蒋介石这天非常生气，他说：“肖孔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结果孔祥熙又来劝他，结果他火了。他说：“还有人再来劝我和谈，以汉奸论罪，杀无赦。”有一天白天，于佑任跟居正去找他，又在谈。居正就说，我知道你是委员长，代表国家。你不愿去和谈，因为是屈辱，我愿牺牲我自己，我去签字，你不要去签字。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别的事情都可以谈，“抗战方针，不可变更，始终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蒋介石还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那么大。

汪精卫从孙中山去世以后一直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双方有合作，也有纷争。以大陆的历史来说，汪精卫是左派，蒋介石是右派。但最后汪精卫叛变了，真正坚持抗战的是右派蒋介石。

汪精卫最后是所谓曲线救国，现在公认的汉奸。但在中国大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蒋汪是同流合污，抗战后当年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要职的人很多都没有受到惩处。中国大陆很多的说法跟史实有相当的距离。其实，汪要走，蒋介石也知道，他想尽办法留他，甚至于汪到了云南、到了河内，蒋介石还托谷正纲和谷正鼎拿钱给汪，劝他不要去跟日本人，还说如这样就会身败名裂。他们还说：“你去法国好不好？甚至还拿出10万美元，希望汪到法国去。后来发生河内的刺杀事件，汪也火了，因此就走下去了。蒋介石汪两人因此就分道扬镳了。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同流合污的问题。蒋介石之前的日记，他一直都知道日本对中国不怀好意，日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当成傀儡，当成日本的势力范围，把中国所有的资源提供给日本。所以蒋介石非常反对而且极力阻止汪精卫跟日本合作。很来为什么很多汪伪政权的人又跟国民党合作，那是因为抗战末期他们也知道日本拖不下去了，就存在接受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真正的主力部队在西南，而东南一大片都是汪伪政权的。所以戴笠当时就跟他们联络说，你们如果帮助我们有秩序地接收沦陷地区并维持当地的治安，那人们愿意让你们戴罪立功。

这里面就涉及到底相信谁的问题。国共在抗战期间是合作的，共产党的军队全部改编成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正规的国军，而汪伪政权是伪军。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和汪精卫政权有所联系，让他的部队维持治安。日本投降以后，根据大陆的说法，国民党部队下令伪军维持治安，不得向共产党的部队投降。共产党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北，抢着来接收。蒋介石和毛泽东心里都很清楚抗战的结束就是内战的开始。蒋介石在抗战末期知道日本快要失败了，就开始谋划下一步怎么办。他首先要求汪伪政权就地维持秩序，要向国军投降，而不是跟共军投降。蒋介石同时跟日本合作，要求日本驻华总司令岗村宁次让日军就地维持秩序，等待国军来交接，而不是交给共军。日方也同意了。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复员和交接基本秩序井然。

蒋介石开始时与苏联关系相当密切，苏联当年对中国的支援主要是对国民党。但蒋介石能够面观全局，对整个国际形势和各方面的势力消长非常关注。他在日记里很仔细地策划联英美，还是联苏。他首先寄望于苏联，因为有长期合作的关系。当时国民党里已经有人比如宋子文等，1930年代就多次对蒋介石提出，不要寄望苏联，应该联合英美。可是国民党里大多数都认为英美这么远，谁会来管我们？但最后还是宋子文这条线发挥了作用。珍珠港事变后，宋子文就大展身手了。他代表蒋介石在美国华府大展身手。宋子文也是一位被大陆官史扭曲的人。他很了不起，很聪明，真正是才华横溢的人。现在来看，抗战时期中美之间的贷款、援助、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科技、武器以及交流合作，宋子文几乎就是最关键的人。飞虎航空队也是他创建的。……

很多历史学家看了蒋介石日记后认为，蒋介石是在艰苦卓绝困难之中能够坚忍不拔，矢志不移。实际上蒋介石当时没有能力打仗，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是持久战，拖、战，败而不降，要拖死日本。蒋介石在日记中希望一边拖，一边就是“寄望国际形势有所变化”，这样中国才有生机。他开始是寄望苏联能够参战。但斯大林很诡诈，他虽然给中国很多的军事援助，但就是不参战，是让中国军队去打。但他一直给蒋介石一个幻想，就是他可能会出兵。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面一直期待，所以很失望。可没有想到日本后来去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所以珍珠港事变当天，蒋介石的日记写得很清楚，他非常地欣慰。他说：“抗战之阵略，本日达于极限”，“终于峰回路转”。他对整个世界的形势相当掌握。

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希望蒋介石日记能为后人判断和评价中国的那段历史真相和提供公论，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