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蒙蒙

　　因此，在研究民间剪纸的范围时，切不可只从表面形式去看，认为凡是用纸剪出来的都是民间剪纸，而忽视了是否为民众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须，是否被群众普遍理解和接受，是否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民间艺术的基本条件。当下民间文化基础理论的薄弱，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使得不少人认为，凡是生活在民间的艺人或工匠所作一诸如象牙雕刻、鼻烟壶之类，都可归类于民间艺术的范畴，这是应予纠正的。包括民间剪纸在内的民间美术，其创作、审美、应用与劳动者生活的土壤不可分离，使之和与其并存的其他艺术品类清楚地区别开来。

　　民间剪纸最能体现自身本色精神的作品，大多保留在偏乡僻壤的山区农村，即以农村妇女为基本队伍的劳动者应民间习俗和个人审美喜好而传承或创作的。这也是本文所重点谈及的内容。

 

 

        民间剪纸之所以能够历经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而不失其纯净和清新的特质，与中国农村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自身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互为矛盾，又互为统一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其对于不断变革侧自然选择方式，从而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拉开了间距。

　　民间剪纸是附合民间习俗的必不可少一种艺术活动。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家中有白事，窗户上不能贴得红红火火；娃娃不生病，老奶奶也不肯剪一串吊魂的小人人；用于摆衬礼品的，要看是办喜事、丧事还是做寿；一对老夫老妻的屋里如果贴上一对坐帐喜花，那肯定是年轻人的戏耍；久旱无雨，如果剪的不是求雨的“独女捣棒槌”，而是求晴的“扫天婆”，那不知要遭多少人的咒骂。这种受存在目的作用制约的依附性特征，表现在具体作品的构图处理上，也就是作品的装饰性特征。如悬空吊挂的门笺、碗架云子之类，必须线线相连；贴在窗户上的则要求与窗格适合，并多镂空，否则迎光看去只是一个大纸片片；贴作炕围的，就最好少剪零碎花纹，否则时间长了很容易损坏。

　　诸多的限制，也形成了艺术上的独特语言。民间剪纸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极力显示着自身存在过程中的独立性----即美的特性。一张剪纸，不论它用于何种场合，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贯注自己的审美感情。只要人们以美的标准肯定了它，它也就有了存在中的审美价值。当然民间剪纸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对于民俗的限定不是抛离，而是充分驾驭民俗形式的随心所欲。因而。其存在价值也超越了陪衬民俗的行为目的。

　　这种艺术上的独立性，正随着社会变革和旧民俗的逐渐消失而渐趋明显。

　　从绝对意义上讲，任何艺术创造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纯属个人的产物。人的社会属性，使之必然地反映着一定阶层的艺术趣味。而个性，只是在集体，或传统基础上的发挥。

　　民间剪纸的集体性特征，明显表现在其作品的最后归属上。作品不再是作者个人的私有，而属于整个社会和集体。因而它的最终面貌，必定是直接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融汇千百人艺术才能和审美喜好的产物。特别是一些已流传千古状态凝固的作品，是经过许多代人的反复雕琢和修改才基本定型，而被普遍承认、流传和保存。如《车马图》、《织布图》，其作品原型如何，已无法细究。在各地均有流传的类似作品，其面貌大相径庭，就很难说哪一件作品完全是某一位作者自己的创造。那么，形成集体性的一个重要成因，则应该是民间剪纸的匿名现象。民间艺术与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不同，作品既不标明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个人的著作权。好的作品流传于世间，一经传播便成大批临摹、变体作品的滥觞，作者就被融入“劳动者”这一群体概念之中了。

　　诚然，这种劳动者无个人功利的艺术的确建立在民间文化牢固的集体意识上，但是凭这一点并不足以作为对民间剪纸艺术家艺术个性的否定。正如专业艺术家争取艺术的自我表现，却终将不会失去自我在社会和历史上的位置一样，民间剪纸在表现民族集体心理意识的同时，也当然不会没有艺术中的自我。如果说文人艺术家个性的体现是“小我刻意追求“大我”中的位置，那么，民间剪纸艺术家个性的体现，则是置身“大我”之中小我”的自然流露。且不谈东西南北地域的艺术风格和特性，即使同一地区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分明有着自己明显的个性。若怀着鄙视心理地走马观花，自然难以看透。

　　以陕北的巧手张林召和王兰畔为例，二人相距不过百里，年龄相近，风俗习惯基本一致。张林召幼年家中富庶，喜看戏听书，受过封建中产阶层礼教的训育。但一生多磨难，三次丧夫，四次嫁人，生过13个孩子全部夭折。因之，外部性格忧郁、孤僻、不善言谈，对人生多唯心思想。其创作是为了“能忘掉乱七八糟的事”，而很少受别人的干扰。可见内心的焦辣苦疼与其含而不露性格的矛盾。创作过程中急於通过情感的泄流，取得心理平衡。王兰畔，她觉得“人活着就要忙忙活活，这样才快活。”对人生和世界没有过高的奢望，而重视自身对社会的贡献，属于“知足者长乐”的类型。她的老伴李新安是把苹果引进陕北高原的有功之臣，但她从没想到应该得到什么报答。因之，其性格开朗活泼，直爽豁达，自信要强，任性好动，又往往不拘小节，丢三拉四。她剪花是因为“人家都让我剪，就是说我剪得好，是抬举我。干别的没大本事，就能铰个花花，铰起花来心里就美美的。”可见其内心世界有着强调自我价值的倾向。她们的作品中，都有着个人形象和心灵明晰的影子，可谓“画如其人”。这种个性的存在，既符合本地区文化传统的集体性特征，又毫不掩饰作者的精神世界，与文人艺术、宫廷艺术个性表达中的吞吞吐吐、无病呻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长期以来，民间剪纸一直被认为是重复性的劳动或传统纹样的复制，忽视了劳动者艺术家的个性创造，这是历史的不公。

　　毕竟不是每个用纸剪刻的劳动妇女都能获得艺术上的成熟。一个村，一条山沟，出那么一个或几个被社会公认的巧人，她们的作品就自然会四处流传。其传播方式一种是烟熏替样的方法，一种是靠记忆模拟的方法。流传中，常常是张家的媳妇用李家老婆的样子，王家的女儿又把花样传到姓刘的婆家，人们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审美爱好对原稿随意改动。作品的最初形态必然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这种传承中的变异现象，也不断地调节着民间剪纸与其流传的时代、民族、地区、习俗之间的差异。

　　同时，由于民间剪纸所担负的民俗形式的滋延传承，及基本纹样程式化手法的相对固定，传承方式的世代相袭，又使其具有外在形式相对稳定的特性。有些作品相当于戏曲中的保留剧目，哪个地方漏了一句台词，少了一个动作都会引起观众的哗然，是不能随便改动的。民间剪纸也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件好的作品，经过一个无知人之手变成一张难看的破纸片，再经过一个有经验的老婆婆之手，又使它重新恢复了原先耀眼的光彩，甚至更胜一筹。

　　民间剪纸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与其赖以生存的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一次大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必将会导致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的波动和调整。从而形成新的态势，所以，挖掘和整理包括民间剪纸在内的民间美术，应是今天有民族责任感的艺术家重要的课题。

 

         远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和运用了以影像做为形象表记的艺术手法，并继而创造了在各种材料上镂刻、透空的艺术语言。这在诸多的原始社会彩陶岩画、商周青铜器、汉画像石艺术中，都体现了远古艺匠运用这一艺术手法的完善。今天的民间剪纸与之在造型方式和外部特征极其明显的一致，充分说明他们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关系。

 

        由于剪纸只是应民情风俗的需要而存在，其材料又不易保存，所以，很少有真正代表不同历史时期面貌的作品传世。我们不妨从历代的典籍载记和文人的字行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 ----- 唐·杜甫《彭衙行》

　　楼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 ----- 唐·李商隐《人日》

　　吴越践王于行吉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以代。----- 五代《武林梵志》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有少年能手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 ----- 周密《志雅堂杂钞》

　　嘉靖中制夹纱灯，刻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罩色，熔蜡徐染，用轻绍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芳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 ------ 明《苏州府志》

　　石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柳，罔不入神…… ----- 清《保定府志》

　　我国长期民情风俗的稳定和许多边远地区文化上的封闭，剪纸的某些纹样还较为可信地保持着初始的基本形态在民间流传。如壮甫诗中提到的陕西白水等地一带的招魂剪纸，至今仍在那里仍可见类似形式的作品。

　　有人说，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有其道理的。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及民间剪纸某些体裁样式作品的相对稳定，使今天的民间剪纸中仍保留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同层次，我们得以从其中领略民族艺术初始期的神秘、上升期的雄浑和成熟期的神韵，从劳动者的创造中获取历史的启迪。

　　民间剪纸作为民俗的陪衬，在民间独自顽强地生长，延续到了今天的时代，显示了它生命力的旺盛不衰。正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乡村巧手，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谱写着民族艺术史中无声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