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如水

张爱玲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凄风苦雨，处处弥漫着沦陷区的寥廓凄迷。寂寞的文坛上，她是轰轰烈烈的满山杜鹃，灼灼的大红色，既突兀又自然;她是姹紫嫣红的罂粟，颔首低垂里，带着诱惑和神秘;她是开在阴暗角落里的玫瑰，凄红而妖艳，藏不住浮世的悲欢。她的小说集叫《传奇》，而她自己也正是上海瑰丽的传奇之一。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祖母李菊耦，外曾祖父更可谓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的李鸿章。张佩纶夫妻恩爱，以花草诗赋为乐。但他们的儿子张志沂（廷重）却是个与花酒和青楼为伴的浪荡公子，他妻子是新潮女性黄逸梵。一个晚清遗少和一个西洋化的现代女性，一对怨偶，生下了扬名中外的才女——张爱玲。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

       两岁的时候她随全家迁居北方，直至8岁才搬回上海。8岁以后的日子对于她来说是残缺不全、黯淡凄楚的——父母失睦离婚，不久父亲再婚。因为看过太多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她认为世上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和她想的一样，她的后母待她很不好。17岁那年，年少的张爱玲终于受不了后母的虐待，从父亲软禁她的黑屋中逃了出来，逃到母亲那里，从此和那个封建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幻想中的幸福与美满。她的母亲是一个新式女子，颇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几度与她的姑姑一起远赴法国留学。对于张爱玲，她的母亲一心想将她培养成一个淑女。但她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对于骤然要在窘境中学做人，而且是学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难。因此，母女间也开始产生了隔阂。

       如果说她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什么轻松愉快的部分，那就只有她的姑姑张茂渊和好朋友炎樱了。她在《姑姑语录》中说：“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在《炎樱语录》中她则记录了这个黑皮肤女孩的许多有趣的奇思妙语。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她不幸的童年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天真，偶然也有一丝生活的甜蜜。但过往的肃杀岁月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的心间，那些稀有的甜蜜仍是不足以抹去心底深处的悲凉。

       幼年的诸多苦难，使张爱玲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悲欢离合，养成了坚强、孤高的秉性，也因此成就了这个瘦削女子40年代的一段上海传奇。

       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对生存的无奈与悲哀更使她如云的才气成了不可仿造的奇迹。

       9岁，还在上海黄毛小学念书的时候，张爱玲的写作才华已初显端倪。她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刊登在英文大英晚报。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留做纪念，但任性爱美的她用5元钱的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及至中学时代，她已是颇具成熟写作才华的女中学生了。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上世纪30年代中叶在法国

       她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国文老师是重视国教之道的教育家汪宏声。这一时期，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一系列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其文思、笔致、才情令人瞩目。当时，她喜欢读张恨水和张资平的小说，深受鸳鸯蝴蝶派的熏陶。14岁那年，她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由她父亲拟订的。这本书情节并不连贯，也没有什么寓意，是地道的游戏之作。但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功力已经是出手不凡，看不出有什么斧凿的痕迹。文字的老练、圆通远远超过了一个刚入中学的女童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人们只能称她为天才。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正如人们常说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剥夺一些就给予另一些。置身于那样的家庭，虽然令她苦闷不堪，却也使她很小就感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体验到世态人情的冷暖，为她在文学创作上发挥自己的天才积累了许多素材。

      “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她是一个天才，天才都是早熟的，从而也是痛苦的。她的聪慧让她明白，要想成名就要加倍地努力。经过刻苦的学习，1941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考上伦敦大学(因最后受阻于战争，只进了香港大学)。大学期间系统的学习为她23岁的横空出世、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为了生存，张爱玲被迫辍学，回到了令她倍感亲切的上海，和姑姑生活在一起。

      上海，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十分喜欢上海，称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还说：“我为上海人写一本香港传奇……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相克相生，上海，这个带给她所有痛苦记忆的地方也带给了她所有的辉煌与灿烂。

儿时的张爱玲

       最初回到上海，为了谋生，她开始“卖文”。在成为中文作者之前她是一位英文作者，她用英文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过不少文章，以后又都自行翻译为中文发表，这些文章构成散文集《流言》的重要篇章。而她真正的创作高峰是从1943年开始的。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她经亲戚介绍，拜访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同时毕恭毕敬地拿出了她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这是两个关于香港的故事，仅看题目，周先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张爱玲告辞后就细细阅读，一边读，一边为她的世故冷漠惊叹不已。于是，文章很快就分别在《紫罗兰》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刊登了。从此这位传奇女作家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传奇写作生涯。

       随着“两炉香”的发表，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陆续在《紫罗兰》、《杂志》等刊物上面世。一部《金锁记》更是使她成了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三四十年代，几乎人人都读过她的文字。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了。” 从1943年5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她共创作发表了1个长篇、6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另外还有两部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和《创世纪》。

       这一年，她只有23岁，这么年轻的女孩面对众多的溢美之词，面对复杂的大上海，有些招架不住。张爱玲的师长和前辈柯灵先生以及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劝她不要在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上乱发表作品;傅雷先生也对她的某些作品的创作倾向提出中肯的批评。可这时的张爱玲已经听不进去这些帮助和批评了。她认为要趁热打铁，“痛快地去享用，去欢快，去成功和出名”。

张爱玲

       然而，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时，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对象偏偏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张爱玲在上海的公寓旧居，坐落在静安寺附近一个热闹的十字街头，常德路195号，当时被称为爱丁堡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楼。这种粉色已经陈旧得有些发黑，像被遗忘了的，因为已经过期而显得发黑的粉饼。粉色的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两边对称伸展出来的阳台仍然排列出一种平和的节奏感，楼前一排梧桐也长出了鲜嫩的绿叶，生机勃勃地在春风中摇曳。

       这楼里的第六层就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他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中华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曾经写过许多与汪伪政府意见不合的文章，并因此受到监禁。而他的这种复杂的身份恰恰增添了张爱玲情史的传奇色彩。

       1944年初，刚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百无聊赖地躺在藤椅上看书。恰好翻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刚看了两节，他就不觉直起身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又介绍给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看。在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中张爱玲对人性的理解及其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他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苏青，从她口中得知文章的作者竟是一名女子。此后，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张爱玲

       同年2月初的一天，他第一次前往拜访张爱玲。她没有开门，因为她通常不见生人。胡兰成见敲门不应，便从门缝塞进去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第二天，张爱玲很有礼貌地回访了他。她很感激他关注她的作品，他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个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无话不谈的知己。胡兰成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张爱玲笑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她在如花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枝花朵。她说得那么欢喜，仿佛映衬出她一生的寂寞。

       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爱河里。胡兰成给予她的是成年男子的呵护和旗鼓相当的欣赏。他曾在《论张爱玲》中赞道：“她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远的、远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正是这种格外熨帖的赞美，让张爱玲可以在他面前更多地袒露自己，不论是幼稚还是与年龄不相称的世故。他们之间靠一见钟情建立起来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说教所不能压制的。1944年，在热恋半年后，他们终于在上海结婚。那时流行的是西式婚礼和集体婚礼，但他们却抛弃了一切仪式。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也为了享受一份恬淡的幸福，他们只有一纸婚书为两人的结合作证，而证婚人则是张爱玲的姑姑和印度籍的好友炎樱。张爱玲在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实话，而胡兰成的话却是蕴涵深意的。

张爱玲

        在上海公寓里的日子是美好的。他们在这里相恋相爱，爱得如火如荼、如梦如醉，爱得伤心、伤情、不能自拔。以至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道：“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私语未完，忽又天晓，连欢娱亦成了草草。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我与爱玲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张爱玲为了这段感情也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即使在战后胡兰成逃往温州从而结识新欢范秀美时，她仍不远千里觅他而去。当抗战节节胜利，日伪政权的末日来临时，胡兰成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张爱玲依旧一脸信赖，沉迷地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牵你招你。”

       可惜，她所有的忍耐都未能挽救正在逝去的爱情。1946年11月，在人民高涨的反日声讨中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这所公寓里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他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叫了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或许她已预感到，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的确，他对她的爱情已经燃尽了。她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她说，她将只是萎谢了。茫茫人海，修得千年万年才与他相遇，却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对爱的保留与自持，缘起缘灭，也只有她知其冷暖深浅。其实，她又怎会不明白呢?《金锁记》里的季泽，《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振保，《桂花熏阿小悲秋》的哥儿达……有的怯懦，有的薄幸，有的怯懦又兼薄幸，这些人偏偏外表看起来颇登样，可哪一个又有一点真心?对女人来说，真心都是来之不易的。

张爱玲

       张爱玲要的是婚姻的本义——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和信仰，世俗、坦然。她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人们通常轻易能够得到的爱，成年的她渴望的只是成熟男子的爱情。遇到胡兰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他成了她情感的栖息地，抚慰创伤的良药，因此她投入了自己，殊不知却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骄傲。比起张爱玲的义无返顾，胡兰成在这段婚姻中，则左顾右盼，心中发虚。他以为她不在乎什么名分，什么婚姻，但他忘了张爱玲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滚滚红尘中心高气傲的女人。

        1947年，在得到胡兰成脱离险境的消息后，张爱玲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这番话决绝中透出些许苍凉。张爱玲开过花了，她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当假花。曾经沧海难为水，为他，她曾经几乎哭尽了毕生的眼泪，也几乎哭尽了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却始终再没写出如《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终究是一个难圆的好梦。许多年以后，胡兰成在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时，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一场传奇式的婚恋就这样降下了凄冷的帷幕。

        “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态度无疑是冷漠、悲观的。她的作品洋溢着她传奇的一生，繁华而苍凉的文字，一寸一寸写的都是女性的感觉：漂泊，流浪，隔离，封锁，荒凉，伤痕累累……人生的悲剧是她永恒的主题。她习惯叙说女性卑琐的命运，语气平静得叫人战栗;她了解女性的全部弱点，一一将它们折射到自己的笔下。

张爱玲（左）和李香兰

       她说，她热爱写作如同热爱生命，只有在写作时她才感到思维的愉悦和生命的狂喜。她坦承自己是个俗人，热爱市民的俗美，编造都市男女们俗不可耐的婚恋离合，更称自己的名字为“恶俗不堪”。正是这个俗人，对于自己的文学艺术天分有着清醒的自知自觉，“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喜欢将生活艺术化。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却从不让外人窥测其内心。她的故事总是一面明亮一面灰暗，冷眼看花开花落、缘起缘灭，流逝的青春、老去的红颜，下一代一个个地被生出来，这一代一个个离去。而她永远是讲故事的人，总是那样隔着一层玻璃在其他人的故事外静静地注视着，带着一身冷淡的高傲和悲悯的温柔。如此精致的世俗自是叫人不得不喜欢。

      “文如其人”这个词有些绝对，但张爱玲的篇篇作品又确如对自己人生的诠释。《传奇》就是最好的明证，它的内容令人感到十分压抑。《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一个旧式人家的小姐，她穿着旗袍，说的却是现代话，追求的是自由的空气。她与柳原的恋爱就像一场锱铢必较的角力赛：一座城市沦落了，却成全了一段原本令人叹气的婚姻。《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对金钱的欲望使她身不由己地从被虐、自虐到大肆虐待亲子，像秋风一样带着凉意的描写看得人直把生离死别都抛开。《多少恨》里的男主人公宗豫似乎并不像她笔下的那些男人那么可恶，那个天真的女主角家茵也不卑不亢——她痴情，她爱，但她自制——但这样美的事是注定要成为传说的，所以，张爱玲给了它一个凄迷的结局：情是真的，是动人的，但他来送她，她已走了。惟有屋顶那灰色的天空好像是一声凄凉的船鸣。

        她是这样解释它们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些作品反复而深刻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感受：人生是残酷的，人的渺小无知更映照出现实的不可抗拒性，而这些，正是我们每个人不断感受着又好像浑然不觉的。

      《传奇》出版几个月后，她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流言”意思是水上的文字，即流传不了多久，但同时也喜欢它像谣言一样飞快流传。这本散文集流传的速度虽然比不上谣言，但也不是水过无痕。

张爱玲

       与她同时代的人相比，她的散文少有他们所着力经营的空灵、清丽、隽永的氛围，更多的是对世俗生活的细节描写，没有丝毫的诗意却也别样诱人，读罢总是回味无穷。胡兰成认为那是“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此后，陆续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如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流言>》、柳雨生的《说张爱玲》等等，在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其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而张爱玲的反应是冷静平和的，她说，“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她喜欢“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传奇》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苍白、瘦削、忧郁、敏感的张爱玲，而打开《流言》，一个乐观、好奇又善于制造生活情趣的张爱玲又向我们走来。如此一动一静、一乐一悲，一同构成她融古典、现代于一炉的雅俗共赏的传奇艺术世界。她亦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张迷”，包括读者和后来的小说、散文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这些模仿学习她的人不无成就，但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难怪李碧华叹道：“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张爱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张爱玲的处境可想而知地尴尬起来。她从没考虑过政治，但早就凭自己的直觉预言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夺去了爱。”与胡兰成的婚恋使她的政治立场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迷雾，文化汉奸的嫌疑让她领教了时代不容分说的性质。对于各种各样的评论，她不屑于去辩解，仍保持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把指责自己的人晾在一边，不予理会。她的创作不再引起人注意，但她依然笔耕不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勤奋。

       在经历了大绚烂大哀愁之后，她蕴蓄了太多难以言明的人生感慨。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30年前上海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了，和30年前璀璨美丽的传奇一起，“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她于1950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她坐在会场的后排，衣着典雅，神情沉静，仿佛透出一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这以后，她便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到了美国，从此闭门生活，一待就是30多年，直至逝世。

张爱玲手迹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个女子带着她在17岁写下的机智、幽默且不乏善意的自嘲，独自如流星般在天空中辉煌而过。也许真是应了那句“传奇在中国不算什么，但是都没有好下场”的俗话，张爱玲——一个40年代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传奇，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