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A-偉大少爺

我们不妨一个一个地看过来，南非的民主化转型有公民力量在种族主义政府的默许下渐进成长吗？如果一定认为有成长，那么就是像曼德拉这样的“公民力量”在牢狱中成长（大笑）！

韩国的民主转型有军事独裁政府呵护的公民力量成长吗？光州起义，电影《辩护人》中金大中的经历已给出了答案。
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有强人政府的默许成长吗？美丽岛事件给出典型回答。
缅甸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转型有军政府的默许成长吗？昂山素姬的经历给出了答案。

因为不是个案，所以这其中反映出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就是由博弈论给出的。从专制或类专制社会到民主社会的变革毫无疑问是一场零和博弈，原权力拥有者在变革中逝去权力，换来普通民众基本权利的回归，因为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形，专制者归还了民众的权利之后，自己对国家权力的独占仍然可以维系，我之所得必以彼之所失为前提、代价，所以是且只能是零和的过程。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和平转型可以在宏观上改变社会变革的零和性质，现实情况摆在那里，即便那些实现了和平转型的国家，原权力拥有者最终仍然失去了权力，所以，以为和平转型就改变从专制到民主的社会变革的零和性质是不负责任的妄言。

正是因为社会变革在本质上是零和的，所以，在民众谋求社会变革之初，都毫无例外地服从零和博弈的基本特征——即强势方（权力拥有者）无情打压意图做大的民众一方的力量，从来没有强势方与弱势方之间“善意的”互动，至于对弱势方打压的程度，则是由不同专制或类专制政府的道义底线决定的，一般来说，私有制专制或类专制政府，尤其与民主国家结盟的专制政府，在打击民众力量方面都受到相对较强的道义制约，这无形中也鼓舞了这些国家的民众抗争的勇气，故民众力量的做大相对更容易一些。而极权政府的道义底线是极低的，在权力地位受到危害的时刻，使用血腥手段保卫政权的意志更强，零和特征更加突出。但无论是专制还是极权，都不存在在社会变革发动之初权力集团故意承让，默许民众力量壮大的情形，也就否定了在一切情况下从专制到民主的社会变革存在“渐进”的实例。

所以，总结和平转型的国家有如下之特性：
第一，这些国家的专制者从来没有在民众要求变革之初表现过“渐进”转型的主观意图，并有意识有目的地与民众力量互动，培养“良性的”、将来可以取代自己的民间力量，它们实际上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打压欲望并都付诸实际行动；
第二，在被打压（而非被鼓励）的大前提之下，民众力量顽强不屈（而非以善意或诚意向专制者献橄榄枝），以自己的不妥协不断壮大，这是一种“被打压下的成长”而非“互动下的成长”，由于在专制力量仍然强大之前，它可以有效压制民众显性的抗争行动，所以，这种被打压下的成长在社会表现方面又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的，即表面上的抗争看起来都是不成气候的、零散的。这也与“渐进”所描述的图景是不相符的，因为如果是渐进过程，民众力量的增长会是一种线性的形态，而非长期维持一种低水平；
第三，和平转型虽然具有双赢性质，但并没有改变社会变革宏观上的零和性质，在维系权力方面，专制者是失利方，民众是获利方，这无法改变。双赢仅仅体现在，于民众一方而言，是社会变革的代价降低了，于原权力拥有者是获得生命财产方面的善待，和平社会变革的双赢是有限的、局部的，是零和大背景下的双赢；（真正、彻底的双赢应该是，专制者仍然独占权力，而民众又获得了自己的权利——这是不可能的）
第四，可见，和平转型一般都经过权力拥有者最初的坚决抗拒与无情打压，然后在民众力量与转型的意志、共识不断增强以后，被动顺应社会转型而求得有限双赢的结果，当然即便被动顺应社会变革也需要勇气与良知，也值得肯定。但他们的出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是社会变革不能依靠的，否则就彻底交出了社会变革的决定权，反而更难让权力拥有者感受民众的坚定意志，更难做出被动顺应民意的抉择。
正是因为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是零和的，推动双赢也只是零和之下的有限双赢，而渐进变革的图景描述了虚假的、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全面双赢，如果他们以为权力拥有者把自己出卖掉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那我就真的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