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A-偉大少爺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

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诗句准确地预言了那一年的轨迹。一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身亡，像是平地传来一声惊雷。再过两月，为处理海子身后事心力交瘁的骆一禾本人，在广场上忽然脑出血倒地，18天后不治身亡。这仅仅是雷暴季节的序幕。当秋天雷声停歇，庄稼被收割，一个时代已经灯火阑珊。其中逝去的，既有诗人海子年轻的面容，更重叠着整整一代人悲欢交集的面貌。

诗人自此不再是时代广场上的主角，昨天拥有魔力的缪斯诸神，像是一夜之间退位了。但海子却像他自己预言的那样，在野蛮的悲伤之后复活了过来。他复活得就像一朵春天无需穿戴的野花。

25年后的初春，北京花家地的中央美院北区略显荒凉，西川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王莽篡汉时期的摩崖石刻拓片，字体古崛浑朴，被他称作“最伟大的书法”。这幅石刻拓自他的出生地苏北海岸，上有文字“东各承无极”。西川轻轻说到：“‘无极’就是大海。——面朝大海”。

这是他少见地提起亡友海子的这句名诗，却并不像今天的地铁站房地产广告那样，缀上后四个字“春暖花开”。相反，那是一片冲击拍打崖岸的怒涛，至今并未从时代的顽石面貌上散开。

“这是好诗，但这不是最好的海子。”已经被无数次要求谈论亡友的他，有些微微激动。更好的海子存放在他的心里，像是扑向永恒天空的一头豹子，更是黑漆漆睡着的财宝。

他和逝者海子一同亲历的八十年代，在许多人的追忆中是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催生了诸多怀旧的文字，但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不为人了解，其中还多有误解。

从十五岁离开家乡到二十五岁去世，海子在北京的十年，正好与整个八十年代同期。今天在遥远的安徽怀宁査湾，海子漫生青苔的墓地已经被划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不足以安慰他的母亲和那个逝去的十年。为自己的日子/ 在自己脸上留下伤口/ 因为/ 没有人为我们作证。海子预先在一首诗里说。

海子的死，为时代之谜保留下来一件可靠的物证。围绕这件证物，又产生了诸多人事喧嚣，成为一个时代复杂的回声。今天找寻和辨认这件证物，只能遵循海子在那个春天的脚踪。

未名湖

我年纪很轻
不用向谁告别
有点感伤

——海子《小站》

臧棣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见到海子，弱小的身个上顶着一个大头，一圈怒发和络腮胡子围住天生的娃娃脸，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谈吐起来，臧棣觉得他脑子里囤积的哲学远远超过年龄。

这圈络腮胡子或许是为了掩护过于柔弱的青春。海子的同学回忆，十五岁的海子初到北大时，身量不足一米六，只有一个头显得特别大，像是从乡下田野飞出来的蜻蜓。

开学后不久，季卫东在上课时第一次注意到同学査海生，在课间抱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在阅读，季卫东感觉他稚气的脸庞、矮小的身体和这本大书对比，“很有诙谐感”，因此走过去与他攀谈。此后二人被分别称为“老夫子”和“小夫子”。

起初“老夫子”喜欢摸“小夫子”那又大又圆的头，以后遭到海子不满而作罢。在海子四年的大学生涯中，一直面临这种“被怜爱的尴尬”，直到他在诗歌中找到完全不同的自己。

海子所处的班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招生，和前两届一样不限年龄，其中不乏一举改变命运的插队知青和街道青工，有人的年龄超出海子的一倍，是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里走出来的一辈。这个50来人的班级像是文革历史的叠压，1964年出生的海子只是摸到了这份历史的底部。

海子学的是法律，最初爱看的是武侠侦探小说，喜欢的是德意志哲学。但解冻的未名湖溢出的诗歌潮水，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这个时常坐在岸上草地出神的少年。大学四年级那年，他由浑然不觉转而一头扎进诗歌，面对一个由盛极一时的朦胧诗和纷纷传入的外国现代诗汇成的海洋。

回忆起类似的经历，西川说：“在未名湖旁边坐着，不知怎么就忧伤了，开始写了------有点可笑。”

相比起管理不松不紧的校方，缪斯是这时燕园和未名湖的真正主宰。即使是在法律系的小宿舍里，海子也不是第一个写诗的人。用一句俗语来说，十个馒头砸到北大学生头上，九个砸中的都是诗人。

“三剑客”中的骆一禾、海子和西川来自的中文、法律和西语系，分别拥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启明星》《晨钟》和《缪斯》，这远比另一些诗刊产自的系别听起来正常：地球物理系、计算机系、数学系。这些油印刊物只是整个中国弥漫的油墨气味一角，美学家高尔泰形容为“凄红骇绿，异俗殊音”，人人唯恐落后。

大小油印刊物背后围绕着数不清的诗歌朗诵会。对于那时未名湖旁的北大礼堂来说，“水泄不通”经常是个贴切的形容词。诗人之外，自然还有思想界热门人物，《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即在未名湖边留下了一张于学子簇拥中激情挥洒的照片。学者严家其、李泽厚和记者刘宾雁，也是北大的讲座熟客。

各种社团招新和讲座信息海报，以及发表意见和争论的大小字报，贴满了北大三角地，在五颜六色裱糊的外表下，隐隐接续着消逝的西单民主墙的余脉，以至北沙滩红楼的五四血统。

曾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的臧棣说，诗歌是一个空间，在中规中矩的校园生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重要性相当于呼吸。当时齐秦的一首歌“给我一个空间”，因此在校园里传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校方对此的态度显得若张若驰。和整个的官方机构一样，他们需要一种活跃的气氛，但又想限制实质，“鼓励社团活动，但并不支持写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西川曾经被校团委副书记约谈。

团委和学生会成了调节的阀门，邀请校外诗人朗诵名单要报他们审批。西川和海子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北大团委的一间办公室兼宿舍里。

教室规模的大小，是控制活动规模的一个方便手段。在礼堂的朗诵会可容三千人。一次邀请杨炼来的讲座，却被安排在化学系一个4、50人的普通教室，原因是他写“寻根长诗”《礼魂》，已经受到过与“清除精神污染”有关的批判。

官方的态度，在学生之中也有投射。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中，一位中文系的同学担任评委，发言指责西川的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建议朗诵会不让西川上台。

这正是在外地同样上演的故事。海子的安徽同乡、诗人叶匡政当时在合肥的高中就读，小有诗名的他，赶上了合肥市教育改革，在小小年纪拥有了多个半官方的头衔：合肥市学校报刊交流中心理事、合肥市艺术中心观察员，可以持证到合肥市各个中学自由听课、走动，“观察”。这些理事和观察员全都是中学生。叶匡政还是官方组织的诗歌夏令营会员，远赴苏州无锡参观。

86年上大学之后，叶匡政又是系学生会外联部主任。在一次“自由化”活动后，整个学生会的成员被校方清理干净，叶匡政本人被迫退学，从中学开始的与校方的蜜月期至此结束。

如此气氛中埋头读书，海子可谓不够敏感。但据说他一开始写诗，同宿舍那位开风气的诗人就此搁笔，却把海子介绍给了骆一禾。二人以一次“投名状”式的酩酊大醉订交，以后海子又结识了不喝酒的西川。小圈子里还有一个伙计叫老木。圈子之外海子沉默如昔。据季卫东说，海子经常在教室和宿舍写诗，但从不出声朗读。

这个小圈子和很多别的小圈子围绕诗歌的圆心转动和碰撞，朗诵和油印诗歌，喝酒和争论，讨论哲学和美，很快成了校园里某个嗡嗡发声的核心。三人据说还有写作上的分工：海子写天堂，骆一禾写地狱，而西川写炼狱。海子写诗始于毕业前不久，但离校后他不停回到这里，继续参加圆周运动。

在一次清华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政法大学学生王俊秀第一次见到海子。在评委席上，牛仔裤络腮胡子的海子和谢冕邻座。当一个女学生上台朗诵时，身为评委的海子听到某一句诗竟拍起了桌子，让王俊秀觉得他“特别暴躁”。海子的暴躁受到了女学生的反驳。当她继续念到一句“我的爱人，你的脸像食堂的烧饼”，海子又开始拍桌子，众评委则掩面大笑。

王俊秀向正好站在身旁的骆一禾打听。骆一禾告诉他这就是你们政法大学的海子。久闻其名的王俊秀这才目睹了真人。

当时也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写诗的方向（化名）说，只有在那个年代，你可以把一个人批判得体无完肤而不伤友情。海子就是这样一个毫不掩饰的批评者，同时也受到别人毫不掩饰的挚爱和批判。

据王俊秀回忆，当时他一到清华就被学生围住，问海子来不来，说“不来就没意思”。可见当时海子已在学生圈中成名。王俊秀背诵起海子的“亚洲铜”，还像当年一样眉飞色舞。“祖父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这太猛了。一般人不敢这么写。”这是海子离开未名湖后不久的成名作。

臧棣在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诗歌负责人期间编《未名湖诗选集》，把海子放在第一位。海子也是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一同的获奖项者除了兄弟西川以外，还有前辈芒克和北岛。这份手写的奖状，一直保存在海子的遗物里。

对于为激情裹挟的诗人来说，摇篮一样的未名湖，虽然处于校园诗歌的中心，却显得平静。

校园外的诗歌朗诵会现场的疯狂，可以北岛、顾城等人在成都的一次经历为证：在听众的蜂拥冲击下，北岛等人不得不躲进厕所，对搜寻者谎称“我们不是北岛、顾城”，随后翻窗逃跑。即使是学者刘再复和李泽厚的美学演讲，也曾由于听众太多三易讲坛，台下尘土飞扬，索求签名的听众差点掀翻了桌子，李泽厚还由于“讲得太少”遭遇强烈指责，二人在保护中撤走。

全民性的诗歌热，把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混合在一起。文革“打倒走资派”和上山下乡造成的各阶层打乱，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一局面，譬如北岛、芒克都是干部子弟，本身却是工人，芒克以后失业。创办《今天》的团体是包括护士、团支部书记、造纸厂工人等各个出身人群的混合，这在其他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今天》的“管家”鄂复明，是一个从内蒙古插队回来的公交系统工人，自己并不怎么写诗，一走进《今天》就变成了印刷工人和财务、后勤“总经理”，成了朦胧诗人背后的服务者，包括给几乎每一个读者亲自回信。大陆《今天》停刊后，鄂复明继续上班，却始终珍重保存着《今天》所有的资料，包括读者来信和每一期样刊。

多年来他为了避免资料被有关部门拿走，一直保持绝对的沉默，直到近年将手中资料捐给图书馆，“这以后我才敢讲话”。此外，他还管理过为诗人食指募集的救助基金。他从来没有分享过朦胧诗人的荣光，却甘心做了保存历史的“持灯者”（査建英语）。这也说明了那个年代诗歌的巨大魅力。

一个例子是，朗诵舒婷的《致橡树》成为婚礼上的必备节目。北岛的“路啊路，飘满红罂粟”则成了一句港台味儿的流行歌词，被城乡青年不明就里地哼唱。

在喧嚣又热烈的时代面前，北大燕园只是海子诗歌出发的“小站”。些微的伤感之余，“三剑客”终将依次离开未名湖，“到草原去晒黑自己”。从这个时期开始，査海生给自己起名“海子”——草原上的湖泊，或者更像一滴水。连挚友骆一禾，也是几年后明白其含义。

只是，海子没有去到意想中纵马驱驰的牧场，而是到了北京郊外的小县城昌平。

在昌平

孤独是一只鱼筐

是鱼筐中的泉水

放在泉水中

——《在昌平的孤独》

2014年3月，昌平西环里15号楼5单元的楼道里，从底楼到顶层贴满了像苍蝇一样密麻的小广告，从开锁、疏通、除尿碱到办证、妇科男科，无奇不有。被京城核心区严密的物业管理逐退之后，它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疯狂的发泄之地。以后海子迁居的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4号家属楼也不能免厄。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是30年前诗人的故居，对于逝去的那个时代，连一点点气息的暗示都没有。法大学生也只知海子其人，无人知其旧居。

毕业后一年来到这里，海子像是被那个过分喧嚣的时代放逐了。相比于北京城里的拥挤，昌平校区太过空旷。最初两年没有学生，教师租住在西环里的宿舍，每天回城上课。校区长达数年未竣工，几座贫瘠的小山脚下一片旷野，临时的一圈铁丝网之中，几幢新立起来的教学和宿舍楼里少有居人。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这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校园。

这有点像是邻近的秦城监狱，初创时期同样是一道铁丝网隔开。战犯们的劳动号子和卫兵吹号，则被共享场地的北京市歌舞团的吊嗓和锣鼓声代替。

地处燕山脚下的昌平，建制始自汉代，似乎从古摆脱不了放逐之地的角色。明代有罪的太监宫女，惯例是发配到偏远的十三陵守墓，老死荒郊。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出逃，曾携光绪皇帝在这里的旧庙借宿，啃食玉米棒子充饥。建国以后昌平的建制，在建区和立县之间来回摇摆，难以确定和北京的关系。

秦城监狱之外，关押右派劳教分子的沙河农场、六十年代“反动学生”和右派下放的南口农场都邻近这里。律师张思之下放到燕山脚下的清凉洞劳动，又在80年代中期离开全国律协再次来到昌平，创办《中国律师》。

法大昌平校区也曾卷入“自由化”风波。文革之后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以后升格为中国政法大学）地皮多被割据，教师宿舍逼仄，年轻教师蜗居于简易棚，终究引起了集体请愿，负责安抚的副校长江平煞费苦心。学校为解决难题在昌平拓殖新区，却也遭到“偏居昌平，会对那里的新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质问。这些请愿的年轻教师，以后不少人像海子一样迁往昌平家属区。1988年5月，昌平校区又发生了学生罢餐事件。江平当上校长后又在海子去世的那年秋天去职，成为政法大学史上任职最短却又“永远”的校长。

在法大的校园里，诗歌的氛围与未名湖并无二致。1986年入学的王俊秀作为“星尘”诗社社长，成为与海子交往的人之一。在海子同事李秀云的记忆中，当时的政法大学“校园诗歌就象今天绽放在校园里的玉兰花一样，文学青年写诗，文艺青年弹吉他，革命青年谈民主自由。”

但王俊秀回忆，海子自己慢慢地疏远了法大校园诗歌，这或许已不足以容纳他的文学抱负。当昌平校区土生的“345”诗社在学校蓝屋饭馆里聚餐以庆祝成立，他们并不知道身后一桌上坐着诗人海子。次年海子自杀时，诗社刚刚准备聘请他为顾问。

这或许与一个悖谬的现象有关：海子做校报副刊编辑扶持的83——85届法大学生诗社成员，经常在主流刊物《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海子自己的诗却缺少这种机会。厕身崭露头角的“学生辈诗人”当中，身为老师的海子或许会觉得尴尬。

诗人海子并不适合教严谨的法律，校方将他从校报调入哲学教研室，这算是那个时代“爱护人才”的方式。年轻助教海子的课程中，既有生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离诗歌最近的美学。前者使他生涩窘迫，后者则助他灵感挥发，在第一堂课上提示学生们将海鸥想象为上帝的游泳短裤。另外的节目还有课间朗诵诗歌。

和不受学生待见的马哲一样，引人入胜的美学，当时同样处于新旧争议的风暴中心。海子和他的一位女学生朱惠萍，就在课堂上发生争执。期中考试“美的本质”的论文陈述中，朱惠萍认为美的本质是一股大力，不由分说地注入人的心灵。海子有些急躁地打断了她的话，引起了她“以海子之矛攻海子之盾”，一位男生也加入，批评海子在压制不同的观点。海子的脸红得“超过了身上半截鲜红的羽绒服”，讨论会黯然收场。

这个发生在课堂上的小小冷场，毋宁是当时美学界白热化争论的缩影。海子崇尚的美学来自希腊与德意志的和谐静穆、理念与感性统一，喜欢的国内美学家是宗白华和朱光潜。这和蔡仪等人的官方美学自然判别，但当时最能引起年轻人热情的是李泽厚和高尔泰。

曾经的夹边沟囚徒高尔泰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相互烘托，成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信条。李泽厚《美的历程》则成为大学生人手一册的经典，书中奔放的辞采和激情令人动容，使人感到注入心灵的“一股大力”。在不同的美学观点之间，发生尖锐冲突，混杂着政治酵母，从五七年反右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之后，高尔泰黯然出国，李泽厚也因为“毒害青年”受到批判，二人之间也由同仁到陌路。

刘再复接受邮件采访称，他当时有感于“在文学中坚持党性原则”的老套，认定要冲击这种局面，大讲“文学主体性”。“八十年代拥有思想自由，这种自由又激活了生命，激活了思想，激活了创作。”

在法律院校教授美学的海子，职称始终停留在助教的台阶上。在北大报考法理学研究生失败后，海子曾在未名湖边散步中对季卫东吐露，他怀有创造“诗意的法理学”或者“法律的诗学”的抱负，但这项抱负显然并未受到体制鼓励。

美学的争端之外，将海子卷入的还有气功潮。这曾经是和改革新星李向南、海灯法师以至钱学森的控制论一同流行的时尚，最著名的文学界卷入者包括柯云路，海子是不声不响的身体力行者。亲历者回忆，发功者第一次来到昌平，当场震倒政法大学的几个学生，带给海子和其它观者震撼。这个反对异化的时代，相信人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体，将肉身变为超越的“气”，开天眼，甚至散发芳香。海子自信，他已经打通了“小周天”，冬天可以穿一件单衣走在昌平校园里，双脚泡着冷水写作。

昌平的酒馆是宽容的，海子可以和西川、骆一禾以及新结识的苇岸们像叶赛宁一样赊账喝酒。昌平的大街是空旷的，可以容许海子在失恋后夜夜游荡，不必遇到巡警的阻拦。昌平有限的文化底蕴，对海子也是友好的，他生前获得的三个奖项中，其中一个是“昌平县1986年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

但昌平不同于北京或莫斯科，这里的酒馆也是孤独的，老板可以赊账，在海子打架时袒护他，却不高兴他朗诵诗歌。爱情从课堂上到来，又在现实中离开他，像渔网中漏掉的水。

这有别于瘦哥哥梵高在阿尔绝然的孤独，更近于高更在塔希提。但由于拒绝生活，三人最后走到了一起。或许这正是诗人和时代之间需要的距离。在昌平以外的世界，多数的诗人却和时代走得太近。

1986年，深圳举办了诗歌大展。这个由红极一时的《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推出的集体展示，是一次全国各流派诗人成名的机会，过期不候。为此各种门派一夜出世，譬如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撒娇派，共达88个，以后人称“中国诗坛挂起的88片尿布”。众多名号奇特的诗人一夜成名，又集体蒸发：京不特、肥山、男爵、泡里根------连好兄弟西川也未能免俗，被人安上一个“西川体”。今天的西川回忆起往事，还不免荒谬之感。

海子却对此似乎浑然不觉。他还缺席了同等重要的“青春诗会”年度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