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构成了国家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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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两会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透露，为应对养老压力，将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延长交费年限，相应缩短领取养老金年限。
尽管一些代表、机构和政府部门纷纷提出延迟退休建议，但是，延迟退休绝不应该是破解未来职工社保困境尤其养老金支付困境的优先选择。延迟退休年龄涉及到很多人切身利益，很难达成共识的问题。在延迟退休问题上，党政官员、一线工人、知识分子、女性等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利益迥异，观点歧异，有人欢喜有人愁。强行推行必致一些人群的利益受到危害，因此严重撕裂社会。
除了利益千差万别，很难形成共识之外，更关键的问题是，延迟退休年龄，构成了国家违约。1997年国家实行社保改革，等于是国家与广大参保者签订了一份长期契约。当时的退休年龄这个既定的政策，成为契约的重要框架，是国家和职工彼此接受和认可的制度背景和对话前提。人们理解，在这种退休年龄的制度框架内，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金，到退休年龄后，就可以退休且从社保机构领取养老金了。但是，当年积极参加养老保险的年轻职工，有些已经接近退休，这时候，国家却说，养老金存在缺口，按照现行的退休年龄退休，将没有足够的养老金领取，因此，必须继续缴纳养老金，推迟领取养老金，推迟退休。这显然是一次违约，它推翻了当初的契约，国家单方面改变了契约执行的条件，给职工增加了义务而限缩了职工当初按照协议应该享有的权利，打破了当年参保职工对未来人生的合理期待和安排。
推迟退休年龄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又一重要变局。国家作为强势一方单方面改变契约，使弱势的职工一方权利受损也无法得到有效救济，他们既不能退出社保，也无法让国家赔偿违约损失。如果政策变化不定，从根本上说，就是国家不能遵守承诺，不能认真对待与职工签订的协议，以行政强势单方面改变协议，将义务强加给弱势的职工群众。国家不能稳定政策，信守承诺，不但伤害职工的利益，而且必然丧失公信力，使社保制度的改革更加难以取信于民，更难以得到公众的信任、配合和支持。
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1997年社保改革时国家并未支付转型成本，把此成本转嫁给参保者，参保者不堪重负，也未真正消化掉转型成本；二是人口结构的逆转，使中国快速进入老年社会，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比例失衡。这两个原因叠加起来，造成未来养老金支付的危局。所以，从长远来看，釜底抽薪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第一，国家负责任地承担转型成本以解决养老基金支付压力；第二，改变目前的人口政策以缓解人口结构过快老化的趋势。
1997年社保改革之时，一些老年职工和其所在企业并未缴纳过养老保险，但又无法补缴，于是实行“视同缴费”的政策，此后还有为数不少被纳入社保的单位，也以经营困难等名义缓缴、免缴养老保险，最终实际上都享受“视同缴费”政策。大量实际未缴费却“视同缴费”而且很快从养老基金中领取养老金的人群的存在，使得养老基金存在巨大支付压力，为此设计了全世界最高的社保费率，并且为了当前的支付，挪用了大量参保者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使得这些账户徒有名义却无资金积累。这些问题都是历史造成的，而广大参保者是无辜的。参保职工已经以高费率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应再将负担继续转嫁职工，企图通过让他们延迟退休，多缴少领而弥补亏空。国家应该负责任地支付此转型成本，至少负责任地做实个人账户。
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妇女文化水平提高，就业率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大为下降，去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人数大大低于政府预料的数字，充分说明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严格计生政策，只能导致未来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赡养率越来越高。此危机根本无法通过不断延迟退休年龄而化解。此严重局下，应立即调整计生政策，通过生育率回升缓解人口老年化的速度，逐步形成良性的合理的人口结构和赡养比例。此次两会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有实行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惯常表态，或许证明国家有意进行人口政策调整。由于人口调整的迟滞性和既有生育意愿的强大惯性，现在进行调整，其效果也只能在二三十年后才能够逐步显现。所以，政策调整必须迅速及时，毫不拖延。
此外，政府有意实行的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增加覆盖面等措施，对于化解养老金危局也有一定作用，应该尽快出台实施。总之，社保保险的养老金问题危机重重，任何单独措施都不可能扭转这种危局。多管齐下，组合出牌，方能化险为夷，让人们此前的缴费不是白白付出，使人们的将来不致老无所养。
文章评论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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