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映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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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 雅与俗之间的关系
雅与俗是中国画格调的一个范畴，一个学画的画者，他的学识 阅历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个人的胸襟宽阔与否，都决定着这个画者的绘画格调。这样就同时显出来了每个画者画出来的作品的不同品味和格调，这也成了一个画家作品高低雅俗的一个原因。

怎么样避开俗气是最重要的，应该在文学 历史、哲美等方面，还要有宽广的胸襟。高尚的品格。这些都是奠定作品格调的重要因素。

北宋画家韩拙的《山水纯全集》中有：“作画之病者众矣，惟俗病最大。”

黄庭坚在《豫章黄先生文集》中也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雅与俗 是并列存在着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每个人的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产生的。

一个画者如果单纯的从笔墨 技法上 单一的提高和改善，是改变不了其作品之俗气的。这是个心灵上的，思想上的问题。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提高个人的修养与阅历，具备高尚的人文品格与审美情操，才能或有所改变作品中的俗气。

雅和俗最早的分野是出现在我国的奴隶社会时期 贵族为雅 平民为俗。它代表着一种统治阶级的规范之内的阶级区分。

《荀子．王制》中就有：“使俗邪音，不敢乱雅。”这里的俗特别指的是那些不懂规矩的平民。在当时的社会来看 那些贵族人 统治者认为自己是高雅之人，他们认为自己是高尚的，文明的。有礼仪的人。而那些平民百姓就是俗鄙之人。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慢慢的进步 俗这个字眼在社会中又发生了变化。因为文人士大夫的介入，致使雅与俗的内涵和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于是就形成了那些追求功名利禄、市侩、目光短浅的人，其中也包括达官贵人在内，都被文人看做“俗”。

而只有那些追求远大、品德高尚、学问深厚的人士才可以称“雅”。这样雅的内涵就发展为文人逸士的代名词了。成了文人的专属名词了。

那时的人，品评人物不仅看外表，更重内在精神气质。南齐谢赫在《画品》中说：“夫画品者，蓋众画之优劣也。…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在他看来，画的高下，首在品格。而传统绘画中的“雅”，实际上就是品鉴之风的延续。

在文人学士眼里，如果眼界不高，识见不明，则不足以言画、言书；而俗则更是不入品鉴了。有修养的画家崇尚自然之性，追求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怀洗涤自己的胸襟。

为了准确推敲“雅”与“俗”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得要弄清楚历代画家所贬抑的“俗”在中国画中的含义。历代文人们所称的“俗”，实际上是指绘画中取媚于人、装腔作势和附庸风雅的绘画作风。画家心地不干净，人俗而导致的画格之俗。

只要画工做到了“心淡若无”，只求艺术的表现与情感的抒发，也一样会去愚而生智，去俗而至清的。

无论是雅与俗，如果是出于天性、出于肺腑者，必臻于雅；而出于某种庸俗的目的，并刻意去追求的必趋于俗。一些文人所作的画，也是天然为雅，做作为俗的。从上面的剖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画的雅与俗实际上是画家文化内涵与学养在绘画中的独特体现。

一个画家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其对绘画的领悟也会大打折扣，而画品的高低又决定了画家水平的高低，真正的艺术需要学养的全力支撑。
 “画，心之文也。学画当先学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合而能学画者！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不读书能臻绝品者，未之见也。”
 
【子愚聚沙4】
《蒋勋说唐诗》摘:北朝后期，“宫体诗”盛行。
这是在宫廷中形成的一种文体，非常华丽，讲究词藻的堆砌。可到了唐朝，格局变大了。诗人总是在跟月亮、太阳、山川对话，整个生命都被放大了，放大到巨大的空间中之后，就会感觉到骄傲、悲壮。生命意识放大后，就会有宇宙意识，同时又感觉到如此辽阔的生命并不多，所以就出现了巨大的苍凉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是把自己置放在时间的洪流当中，看不到前面的人，也看不到后面的人。但前面不可能看不见古人——陈子昂前面有很多诗人，可是他为什么会说“前不见古人”？比陈子昂小一点的李白与杜甫也快要诞生了，那他怎么可以说“后无来者”？可是彼时彼地，他讲的不是人，而是自己视觉上的辽阔。只有在辽阔当中，才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状态跟平常不同。如果在城市当中，在人群拥挤的环境里，你会碰到很多是非，会纠缠在那个是非当中。安史之乱”之前，李白与王维都有很大的孤独感，都在面对绝对的自我。在整个华文文学史上，面对自我的机会非常少，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环境，要面对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太太、孩子，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人的情感联系的状态里。我们不要忘记人情越丰富，自我就越少。我们读唐诗时，能感受到那种快乐，是因为这一次自我真正跑了出来。李白是彻头彻尾地面对自我。在他的诗里面读不到孩子、太太，甚至连朋友都很少，他描述他跟宇宙的对话：“五岳寻仙不辞远。”就是为了要成为仙人，在五个最有名的山里跑来跑去。李白的诗里面一直讲他在找“仙”，“仙”是什么？其实非常抽象，我觉得这个“仙”，是他一个完美的自我。只有走到山里去，他才比较接近那个完美的自我。到最后他也没有找到，依旧茫然，可是他不要再回到人间。因为回到人间，他觉得离他想要寻找的完美自我更遥远。他宁可是孤独的，因为在孤独里他还有自负；如果他回来，他没有了孤独，他的自负也就会消失。李白一直在天上—人间之间游离。他是从人间出走的一个角色，先是感受到巨大的孤独感；然后去寻找一个属于“仙人”的完美性，可是他并没有说他找到了，大部分时候他有一种茫然。
农业社会是将种子放到土里，等着它发芽。只要是农业的个性，一定是稳定的个性，稳定同时可能是保守，也可能是封闭，会使人有很多东西无法割除。在农村，人们的道德观念一般是很保守的，因为必须稳定，所以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难。只有开始冒险，才能打破农业的固定性与封闭性。唐代很有趣的一点是开国的皇族有意识地去接纳外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因为皇族的母系当中有许多鲜卑族，等于是汉族的军人世家李渊与鲜卑族的皇族之间的联姻构成了唐朝的历史。
唐朝开国时的那些女人都不是汉族，汉族的女性在农业社会当中一定是扮演在父权结构当中被压抑的角色，不可能有自主性。大家回顾一下唐代美术史里面的女性造型，肉体本身那么饱满，可以暴露出来，放到其他朝代都令人侧目。大概当汉族的文化伦理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从来没有那样大胆的服装。武则天、杨贵妃，她们身体的饱满性根本就是“胡风”。
文学与艺术有趣的一点是使单一角色变成多样角色，从而使生命获得宽容度，对人有更多的了解。
“边塞诗”非常重要。中国文人很少有机会到塞外去，很少有机会把生命放到旷野上去冒险，去试探自己生命的极限。宋朝以后，文人写诗都是在书房里。我觉得唐诗当中有一个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感。当时的诗人到塞外是非常特殊的经验，因为有很多危险，可是在危险当中，诗人们同时也激发出自己生命的巨大潜能。今天也是一样。一个在温室般的环境中长大，一直受到很好保护的孩子，跟一个不断被带到高山上去行走的孩子，写出来的诗绝对不一样。初唐诗的内在本质，很大一部分是诗人与边塞之间的精神关系。
文学与艺术或者说美的世界，对人生最大的贡献，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功利的状态。所谓“功利”，就是每个人囿于自身的角色定位，无法去理解他人。文学与艺术会使人转换，从他者的立场与角度来观察生命现象。设身处地是最合适的爱的基础。只有设身处地才会产生爱。那些攻击、对立，都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因为只有一个自身的立场，所以对方都是错的。创作的伟大就是在不了解与隔阂时，设身处地去感知对方的处境。创作与心理学有很大关系，也是因为会解开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结。艺术最大的功能就是转换角色。
 
【摘录几段有趣的文字】
 创造产生于错误之中。(郭强《大研堂谈艺录》)
 
 有个学生在回答“我最爱的电影是什么？”时，他用了犯罪的“罪”代替“最”。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很像一个白字。可是当我接着往下看，看到他回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时，还是这么写。接着又写“我最讨厌什么？”时也还是如此。看到这么高的重复性，我不敢说这是白字了，就问这个学生。他说，用电脑打字时，感觉在一些同音字中，这个“罪”字最重、最强烈，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字。由此我想到我们的文学语言，可能也处于一个几乎完全失控的状况。过去如果写白字，就等于是写错了，老师要罚写一百遍的。我觉得用白字是错的，这个学生却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在键盘上打出音以后，同音字会出来，所有的同音字当中他对这个字的感觉最强烈，就选了这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的价值系统有没有被他打垮。也许你会感叹文学没落了，可是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创作起点？也许一个用错的字，会成为新文学的开始。这种用错字也许是他改换文学形式的一种调皮——用这种方式来打破旧有模式。也许未来我会比他更厉害，有一天真的用“罪”字代替“最”字。“罪”，犯罪，这个字有忏悔感，有很强烈的被惩罚的意义。我用这个“罪”去代替原有的副词时会产生什么感觉？(《蒋勋说唐诗》)

 当有一个声音被发出来叫Bodhisattva，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翻译的人就要努力把它翻译出来，告诉大家这个声音的意思。好，那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是那个生命在觉悟生命的一个道理，一个有情的生命在觉悟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做了这么多的解释之后，这个Bodhisattva被翻译成“菩提萨埵”。这当然是一个很怪异的名称。这时要把这个词变成文学很难，因为它还很怪，就像我今天要用“可口可乐”去写诗不是那么容易一样，因为“可口可乐”是一个新进来的词汇。那时的“菩提萨埵”也是一个新进来的词汇。可是今天“菩萨”这两个字绝对可以用来写诗了。“菩萨”不但是两个美丽的文字，还会给大家很大的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菩萨”是什么。(《蒋勋说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