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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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的空间性
向卫国
文学或诗歌的一切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的观念问题，此问题支配着文学活动的全过程。而文学观念必然地与文学的目的相连。我们为什么要有文学？为什么要有诗歌？我觉得文学和诗歌的产生乃是根源于人的生命自觉，生命自觉的最重要表征乃是时间意识。也许正是对时间的恐惧导致文学、诗歌和艺术的创造。如此说来，诗歌乃是对抗时间的一种意识和方式。诗歌或者艺术何以能够对抗时间？我们只是做了，但从来没有说清楚过。现在，我的认识是，诗歌以空间对抗时间；不仅仅造型艺术，诗歌也是对空间的创造。
中国诗人中最早最明确地提出诗的空间性的是杨炼。杨炼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写下《智力的空间》一文。种种迹象表明，这篇文章是杨炼所有思考和创作的总纲，他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诗歌“取消时间”的观念，同时对汉语的空间性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在国际学术界，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有所谓“空间的转向”。它针对的是人类文化、思想和社会意识中对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单向强调，而对空间性严重忽视的倾向，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历史感乃是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核心。对“空间”的重新发现，最早是法国文化地理学家列斐伏尔，他在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研究中，发现空间并非先在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它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出来的，社会生产空间，空间亦生产社会。后来美国学者索亚从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总结出一种包括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和空间认识论。大名鼎鼎的福柯写有《异托邦或另类空间》一文，也是探讨空间的问题，他认为在任何文化和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另类空间，即异托邦。所谓异托邦就是由人为创造的，在客观空间和“不存在的空间”乌托邦之外的另一种空间，它总是有着特殊的目的。他列举了特殊的休息的房屋、精神病诊所、监狱、剧场、花园、公墓、图书馆、博物馆、殖民地、船等各种异托邦场所，并且归纳出异托邦的六个方面的特征。再一个重要的人物，美国学者索亚的《第三空间》在第一空间（客观空间）、第二空间（纯粹想象空间）之外提出“第三空间”有概念，他把第三空间看作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解构和重构，它同时包容二者，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全部融聚在一起。
“空间”的思想正在影响着对文学观察和研究。但迄无特别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多半还只是对文学中传统的“背景”理论的换个说法而已，将传统文学研究中关于地域、地理、文化的差异性换个角度再说一遍而已。文学或诗歌的空间性问题远未得到认真的对待，我觉得它其实直接关涉文学和诗歌的本质问题。我从三个层次来观察诗歌的空间性：
第一，文学史的空间性。文学空间生产同时消解所谓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文学史其实就是文学的空间。文学史是由空间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时间。任何文学产品一经产生就进入文学的空间，从而得以永久存在；如果只有时间维度，那么一切发生的同时就是消亡，比如音乐就是如此。文学空间使得所有存在过的诗人、诗歌都并列地永久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取消了时间。屈原和海子、李白和谭克修都是同时的诗人。尤其是对读者而言，屈原并不先于海子，因为他进入图书馆碰巧先读了海子，后来才遇到屈原。如此看来，文学史其实可以转换为一个地理分布图，它是空间，因而没有先后，我们进入这个空间的入口和路径都是随意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图书馆，还是文学选集或总集都是一样，所有的作者在同一本书中和不同的书中并存。
第二，文学文本的空间性。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空间，符号的数量和组合决定了它的封闭性，符号意义的多样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在任何已经生成的文本中，所有符号由空间性决定了其等时性，阅读不必总是同一个先后顺序，也不必完全是线性过程，它可以回顾、可以进行总体性或局部性的空间观察。
第三，文学对象的空间性。文学表现的任何现实或想象对象都是特定空间中的等时对象。作家或诗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有先后顺序的，但一旦完成，其中的所有对象便等时性地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对文学和诗歌来讲，这个层次的空间性是最关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文学和诗歌的创造具有多么大的可能性和随意性，因为作为一种空间对象，不管是生产还是阅读观察，都有数不清的入口和方向。即便是叙事性的文学，也并不是只有一种时间的线索，它可以在特定的人物关系已经确定的前提下，从空间的角度任意选择叙述的路线。如果把时间性叙事还原为空间性的地理关系，迄今所有的文学叙事手段都可以轻松地理解和把握了。诗歌的写作呢？难道一首诗不也正是一个“异托邦”或“第三空间”？作为诗歌最典型的空间样态，西方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样式是戏剧，希腊悲剧将历史浓缩在舞台空间中，实际上显示出历史的空间化趋势，因为只有抽离时间，将历史人物和事件在空间中进行关系的还原，才可真正的观察和比较，所以戏剧性乃是西方文学（包括诗歌）在结构与存在方式上的主要形态；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诗歌结构类型和存在方式则是“意境”一词所意指的空间构造，它本身就是建构性的语词空间，融客观之物与主观意向于一体。汉语现代诗虽然借鉴西方为主，不再强调古典式的意境，但其空间性不变，尤其是汉语本身就具有符号的空间性。
第四，文学符号的空间性。在这方面汉字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汉字本来就是空间构造，汉语的句子是由汉字“砖块”砌成，因而它没有时态和复杂的人称，天然具有空间的永恒性。我们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既不知道是谁的声音，也不知道今夕何夕，把它看成是现在的某人站在河边说话也无不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怎么就不能看成一个现代诗人的诗呢？更为重要的是，汉字和词的空间性决定了汉语诗歌的一切对象都呈空间分布状态，它们对读者而言不是持续地到来，而是同时呈现。即使是西方的拼音文字，虽然是线性的关联结构，但只要文本生成，所有的词和句子同样也获得了空间上的同时性。
总之，文学的永恒性依赖的是空间性对时间性的对抗与消解，人的生命时间通过文学、诗歌或其它方式的空间生产，转换为空间性存在，方是真正的存在，消逝的并不消逝，到来持续到来并将生命空间无限延展。
向卫国
文学或诗歌的一切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的观念问题，此问题支配着文学活动的全过程。而文学观念必然地与文学的目的相连。我们为什么要有文学？为什么要有诗歌？我觉得文学和诗歌的产生乃是根源于人的生命自觉，生命自觉的最重要表征乃是时间意识。也许正是对时间的恐惧导致文学、诗歌和艺术的创造。如此说来，诗歌乃是对抗时间的一种意识和方式。诗歌或者艺术何以能够对抗时间？我们只是做了，但从来没有说清楚过。现在，我的认识是，诗歌以空间对抗时间；不仅仅造型艺术，诗歌也是对空间的创造。
中国诗人中最早最明确地提出诗的空间性的是杨炼。杨炼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写下《智力的空间》一文。种种迹象表明，这篇文章是杨炼所有思考和创作的总纲，他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诗歌“取消时间”的观念，同时对汉语的空间性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在国际学术界，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有所谓“空间的转向”。它针对的是人类文化、思想和社会意识中对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单向强调，而对空间性严重忽视的倾向，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历史感乃是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核心。对“空间”的重新发现，最早是法国文化地理学家列斐伏尔，他在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研究中，发现空间并非先在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它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出来的，社会生产空间，空间亦生产社会。后来美国学者索亚从他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总结出一种包括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三元辩证法”和空间认识论。大名鼎鼎的福柯写有《异托邦或另类空间》一文，也是探讨空间的问题，他认为在任何文化和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另类空间，即异托邦。所谓异托邦就是由人为创造的，在客观空间和“不存在的空间”乌托邦之外的另一种空间，它总是有着特殊的目的。他列举了特殊的休息的房屋、精神病诊所、监狱、剧场、花园、公墓、图书馆、博物馆、殖民地、船等各种异托邦场所，并且归纳出异托邦的六个方面的特征。再一个重要的人物，美国学者索亚的《第三空间》在第一空间（客观空间）、第二空间（纯粹想象空间）之外提出“第三空间”有概念，他把第三空间看作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解构和重构，它同时包容二者，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全部融聚在一起。
“空间”的思想正在影响着对文学观察和研究。但迄无特别重要的创造性成果，多半还只是对文学中传统的“背景”理论的换个说法而已，将传统文学研究中关于地域、地理、文化的差异性换个角度再说一遍而已。文学或诗歌的空间性问题远未得到认真的对待，我觉得它其实直接关涉文学和诗歌的本质问题。我从三个层次来观察诗歌的空间性：
第一，文学史的空间性。文学空间生产同时消解所谓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文学史其实就是文学的空间。文学史是由空间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时间。任何文学产品一经产生就进入文学的空间，从而得以永久存在；如果只有时间维度，那么一切发生的同时就是消亡，比如音乐就是如此。文学空间使得所有存在过的诗人、诗歌都并列地永久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取消了时间。屈原和海子、李白和谭克修都是同时的诗人。尤其是对读者而言，屈原并不先于海子，因为他进入图书馆碰巧先读了海子，后来才遇到屈原。如此看来，文学史其实可以转换为一个地理分布图，它是空间，因而没有先后，我们进入这个空间的入口和路径都是随意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图书馆，还是文学选集或总集都是一样，所有的作者在同一本书中和不同的书中并存。
第二，文学文本的空间性。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空间，符号的数量和组合决定了它的封闭性，符号意义的多样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在任何已经生成的文本中，所有符号由空间性决定了其等时性，阅读不必总是同一个先后顺序，也不必完全是线性过程，它可以回顾、可以进行总体性或局部性的空间观察。
第三，文学对象的空间性。文学表现的任何现实或想象对象都是特定空间中的等时对象。作家或诗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有先后顺序的，但一旦完成，其中的所有对象便等时性地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对文学和诗歌来讲，这个层次的空间性是最关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文学和诗歌的创造具有多么大的可能性和随意性，因为作为一种空间对象，不管是生产还是阅读观察，都有数不清的入口和方向。即便是叙事性的文学，也并不是只有一种时间的线索，它可以在特定的人物关系已经确定的前提下，从空间的角度任意选择叙述的路线。如果把时间性叙事还原为空间性的地理关系，迄今所有的文学叙事手段都可以轻松地理解和把握了。诗歌的写作呢？难道一首诗不也正是一个“异托邦”或“第三空间”？作为诗歌最典型的空间样态，西方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样式是戏剧，希腊悲剧将历史浓缩在舞台空间中，实际上显示出历史的空间化趋势，因为只有抽离时间，将历史人物和事件在空间中进行关系的还原，才可真正的观察和比较，所以戏剧性乃是西方文学（包括诗歌）在结构与存在方式上的主要形态；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诗歌结构类型和存在方式则是“意境”一词所意指的空间构造，它本身就是建构性的语词空间，融客观之物与主观意向于一体。汉语现代诗虽然借鉴西方为主，不再强调古典式的意境，但其空间性不变，尤其是汉语本身就具有符号的空间性。
第四，文学符号的空间性。在这方面汉字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汉字本来就是空间构造，汉语的句子是由汉字“砖块”砌成，因而它没有时态和复杂的人称，天然具有空间的永恒性。我们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既不知道是谁的声音，也不知道今夕何夕，把它看成是现在的某人站在河边说话也无不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怎么就不能看成一个现代诗人的诗呢？更为重要的是，汉字和词的空间性决定了汉语诗歌的一切对象都呈空间分布状态，它们对读者而言不是持续地到来，而是同时呈现。即使是西方的拼音文字，虽然是线性的关联结构，但只要文本生成，所有的词和句子同样也获得了空间上的同时性。
总之，文学的永恒性依赖的是空间性对时间性的对抗与消解，人的生命时间通过文学、诗歌或其它方式的空间生产，转换为空间性存在，方是真正的存在，消逝的并不消逝，到来持续到来并将生命空间无限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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