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蚂蚁

            9月21日凌晨，头疼的达坂城之夜总算是结束了，不能不说带给我很多遗憾，驱车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那首《达坂城的姑娘》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
    途经吐鲁番没做过多的停留，只是在那里吃了个午饭--------丸子汤，就驱车赶往哈密。

            刚刚进到哈密地区，就被道路两旁的哈密瓜所深深的吸引，可是为了和哈密的大姑子姐姐一家联系，连停下来拍照的机会都没有！
    哈密成了几个孩子狂欢的场所，我那个小侄子和大姑子姐姐的几个外孙子孙女们玩的家都不想回了！

 

      小侄子快乐，妈妈自然十分的开心，一路的颠簸，没见到妈妈有丝毫的疲累感，如此行程应该是最完美的！
    9月22日清晨，告别大姑子姐姐一家，驱车赶往甘肃瓜州，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都是戈壁荒滩，毫无生气，突然一道山峦横挡在面前，两边是两座凸起的山峰，国道恰好从山峰对接的山谷缝隙里穿过。原来这就是星星峡，312国道延伸至此，空旷的天地间，一个只有几十米长的小镇沿着国道排开，除了镇政府、几个相关的检查站和驻防部队外，就只有接连开着的一些饭馆、简陋的旅店、汽车维修点和加油站。20余座烽燧碉堡耸立在两边的山头上，南侧山上竖立着西路军纪念雕像。

          据说，在 1937年5月，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在杨秀坤、李卓然、李先念等的领导下到达新疆哈密的星星峡，与中央代表会师，漫漫西征路从此结束。

                从小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结的我，看到这幅雕像，立马下车，没来得及换掉高跟鞋，就爬上山，去近距离的触摸这尊历史的雕像！

            李先念：从祁连山到星星峡——西路军左支队浴血奋战记
                    中国网 | 时间： 2006-07-13  | 文章来源： 新华网
 1937年3月，西路军经过4个月的孤军奋战，浴血河西走廊。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歼敌2万余人后，终因寡不敌众，处境艰难而归于失败。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三个游击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几场恶战，最终于4月底抵达星星峡，为革命保存了400余人的火种。本文记述的就是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率左支队所经历的40余天转战跋涉的艰难历程。

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后，指挥剩余红军打游击的重担落在了李先念等人的肩上，他所面对的是无比艰险和漫长的征程

1937年3月14日，被敌重兵包围、与敌人拼杀了几天几夜的红军西路军余部3000余人，终因抵挡不住强敌的进攻，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地的石窝山上。

傍晚，夕阳斜照，山头日影昏昏。敌军停止了对红军的攻击。

面对西路军有可能全军覆没的险恶局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决定召开师、团干部会议，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他让通讯员通知全军所有师、团以上的干部到石窝山顶开会。在山垭口指挥部队刚击退了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正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接到通知后，便拖着疲惫的双腿，向石窝山顶走去。当他们赶来时，会议已经开始了。

夜幕降临，寒风呼啸。望着四周七零八落的剩余部队和躺倒在山坡上的一具具红军烈士的遗体，李先念的心情十分沉重。

陈昌浩用哽咽的声调，向大家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三项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位同志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三、全军尚存的部队分为三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援西军会合。红三十军剩下的五个营和总部直属队人员共1500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到西面大山游击；红九军剩下的3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共700余人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率领，到南面大山游击；伤员、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人编为一个支队，由毕占云率领，就地转移。

徐、陈离队的决定，由于陈昌浩事前没来得及征求徐向前的意见，使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他向陈昌浩提出：“我不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在一块嘛！”

陈昌浩不同意，他坚决地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同志，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陈昌浩说完，其他的同志也都劝徐向前同志离队回陕北去。散会后，李先念来到徐向前的跟前。徐向前对李先念说：“我实在不想走！”“总指挥，我们也不愿你走。别着急，我再和昌浩同志说说。”说完，李先念便找了陈昌浩，他说：“昌浩同志，徐总指挥不想走，还是留下他和我们一道打游击吧！”但陈昌浩一口回绝。

李先念无奈，只好回来告诉徐向前。徐向前双眼含泪、拉着李先念的手深情地说：“先念，这3000来人的队伍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带着他们冲出去，能多带走一名战士就能为革命多保存一份火种。你的担子不轻啊！”

望着面容憔悴的西路军总指挥，李先念动情地说：“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带着队伍突出去！能多带走一个是一个！”

其实，这支队伍能否突出去，李先念自己也没有底。西路军虽说还剩下了3000多人，但伤员、妇女、小孩及非战斗人员就占了近一半，有枪的也只剩下几颗子弹，要带着这样的队伍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冲出去，谈何容易！

当天夜晚，李先念、李卓然、王树声等人怀着沉重、难舍的心情，送走了陈昌浩、徐向前后，立即集合部队准备转移。临行前，李先念作了动员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但并不是无路可走，出路就是要快速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摆脱马家军骑兵的跟踪追击。只要我们能突围出去，就有回旋的余地，就有办法可想！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河东的红军还在战斗，党中央还在陕北，革命并没有失败，暂时的失利吓不倒我们，天大的困难压不倒我们，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红军！”李先念这铿锵有力的声音，震撼着山谷，也深深地鼓舞着指战员们的斗志。

随后，左、右两个支队同时朝不同的两个方向出发了。王树声、朱良才率领右支队向东山方向转移；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左支队向祁连山西部转移。李先念率军西越祁连山，是经过了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决定。当时东、北面都是马家军重兵集结、搜剿的地区，南面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则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红军如果到了这些地区都将无法生存。西面虽然是渺无人烟的冰山雪岭，但敌军的兵力少，容易摆脱追敌。事后证明，李先念的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3月，正是祁连山最寒冷的季节。高耸入云的山峰，披冰戴雪，寒风夹着鹅毛大雪从山头扑向峡谷，像利刀似地刮着战士们的皮肤。1500来人的左支队指战员，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踏冰履雪，跟着向导朝祁连山西部行进。向导是肃南县的一位牧农，他看着这支衣不遮体、骨瘦如柴的队伍，不相信他们能活着走出祁连山。为了提高向导的信心，李先念一路不停地向他解释红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意志坚强，吃苦耐劳，一定能胜利走出祁连山。

翻过了一座山头，部队便停下宿营。干部、战士三人一堆、两人一伙地在石崖边、枯树下背靠背地坐着，头上顶着一块羊毛毡片，在狂风暴雪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雪停了，风也住了。李先念、程世才带着部队又启程西进了。他们走了不到200米，前面又是一座陡崖，有两名红军哨兵，一个双手持枪依着崖壁站着，一个坐着，枪横在双膝上。他们双眼警惕地注视着前方，一动也不动。

程世才走上前去问道：“你们是哪个连队的？怎么还站在这里？”

然而，当他走近跟前看到的却是两个冻僵的身躯，他们就像两座塑像，一动也不动地静候着他们的首长来检查岗哨。

李先念伸手摸了摸一位哨兵的脸，仿佛摸到的是青紫色的岩石。他痛苦地摇了摇头，随后含泪摘下自己头上的破军帽，跟在后面的战士们也都摘下了军帽或包布，一齐为这两位英勇的战士默哀。

警卫员说：“政委，把他们埋了吧。”

“就让他们这样吧，让他们看着我们出征、远行！”李先念知道，冰冻的泥土比石头还硬，无法掩埋他们。

程世才说：“把他们的枪取下来，不能留给敌人。”

两名警卫员上去取哨兵的枪，但枪已经和他们凝结在一起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枪取下。程世才拉开枪栓，膛内各有一粒子弹。他取出子弹在手里掂了掂后，又放进了枪膛内，然后举起枪朝天空打了两枪。军长用这两颗宝贵的子弹为两位烈士鸣枪致哀。震耳的枪声在沉寂的山谷中回荡。

李先念领着红军队伍走了。那个站着的哨兵仍然睁着眼张着嘴，似乎欢送着首长和战友们远去；那个坐着的哨兵坦然地望着远方，好像憧憬着红军队伍凯旋归来……

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经历了几次恶仗后，李先念率部终于彻底甩掉了追敌

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经过十来天的行军，翻过了海拔五千米左右的祁连山雪岭，彻底甩掉了敌人的追踪，于1937年3月下旬到达祁连山西面山下的河谷地区。这时，西路军只剩下900多人。

山下的景色与山上的冰天雪地气候形成鲜明对比。这里阳光明媚，河谷两旁生长着绿油油的青草，数不清的野生动物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或觅食或嬉闹，战士们像是进入了动物天国。

为了获得食物，增强体力，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组织战士猎杀了一批动物。他们不仅填饱了肚子，还剥下了不少兽皮供御寒用。

在部队休整期间，李先念召开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议，研究左支队下步的去向问题。会上，西路军参谋长李特提出：“我看，部队就分散行动算啦，谁想去哪儿就去哪里，不要再拢到一起了。”他还要求自己脱离部队，单独行动。他的意见遭到了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的坚决抵制，说分散行动等于是把近千人的部队往敌人虎口里送，部队集中在一起才有力量，才能避免被敌人一口一口吃掉。最后，李先念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部队不能解散，继续西进，争取早日出山去敦煌。

3月23日这天，电台人员将仅剩下的一部电台由汽油发动机改为手摇发电机发电成功，意外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喜讯传来，李先念兴奋不已，他立即起草电文，向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报告西路军余部的情况，请示下步的行动方针：“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多宿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势被困。但我们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动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电报发出后，很快就传来了中央的回声，党中央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前进的方向是新疆或蒙古，去向由你们自己决定，但不论到哪里，中央都派陈云、滕代远同志来迎接。”

党中央的指示，使左支队像在夜海里看见了灯塔，在沙漠中看到了路标，有了前进的方向。李先念当即代表西路军工委会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李先念集合部队，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路军工委会的决定。战士们听到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的消息后，立即高兴得又跳又笑，山谷里顿时沸腾起来。有的同志说：“这下好了，有了中央的指示，我们什么都不怕！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见中央代表！”

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又带着这支900余人的队伍，沿着野马河谷向西继续前进。由于缺粮、患病，每天都有战友倒下。看到这种情况，李先念跑前跑后作动员工作，鼓舞大家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4月中旬，左支队翻越龚岔大坂，出龚岔山口，来到肃县鹰嘴山南麓的石包城。

石包城的城墙系岩石堆砌而成的，一面临水，三面石包，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城内虽然只有十多户人家，却是个山里山外的商旅和牧民物资交易之地。李先念考虑到部队行军已达月余，人困马乏，决定在此休整三天，恢复体力，而后出山。李先念等还从一位从安西来石包城做生意的湖北商贩口中得知，位于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安西，只有敌军一个排驻守，左支队攻克该镇不成问题，还能取得较大补给。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兴奋，便改变了原定经敦煌进入新疆的计划，率部直趋安西。

4月20日凌晨，李先念率领部队离开石包城朝着通往安西的戈壁平川上前进。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全是黑色的砾石，就像大火烧后的焦炭。举目远望，一兜兜骆驼刺在微风中颤抖，一簇簇芨芨草在风中摇曳，给戈壁滩平添了几分凄凉。忽然，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座“黑山”，而且越来越近，转眼间大地变成了一片黑暗的世界。

向导惊呼：“沙暴来了！赶快找地方趴下！”果然，遮天蔽日的暴风卷着沙尘、石粒，狂啸漫舞，刮得战士们睁不开眼，站不稳脚。根据向导的建议，李先念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让战士们互相拉紧，就地卧倒，以免被飞石砸伤。这时，他看到身边的一位小号兵被大风刮倒，急忙大声喊道：“快抓住马尾巴！”边喊边把那位小战士拉过来，让他抓住了自己战马的尾巴。

“沙暴”狂舞了几个小时后过去了，阳光又照射在戈壁滩上。战士们慢慢地睁开眼睛，抖掉掩盖在身上的沙石，抬头望去，只见戈壁滩上积满了厚厚沙尘，每个人的脸上、身上像是涂了层墨炭似的。李先念检查了下人数，竟无一人伤亡。他长长地松了口气。为了争取时间，部队昼夜兼行，于22日抵达离安西县城仅140余华里的蘑菇台。

蘑菇台不仅风光秀丽，而且还有座远近闻名的道教古刹。红军到达后，李先念、程世才等会见了道长郭元亨，向他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任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这位道长对西路军左支队的处境十分同情，慷慨捐助了上千斤小麦、200多斤面粉及油、盐、牛羊、骡马等一批物资，使红军指战员们十分感动。临别前，程世才军长特地给郭元亨道长打了个收条，并深情地对他说：“郭道长，这张收条请你留着，将来你凭这张收条就能找到红军，就能得到红军的帮助。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归还这些物资！”

4月24日，左支队进至安西县城南二十五华里的十工村，准备攻城。

在这之前，马步芳就通电河西各路驻军：“剩余红军一千四五百人，深入祁连山，经过陶苏勒地区。似将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他令驻防肃州的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尽快派兵防守安西。马步康接到电令后，不敢怠慢，立即派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手枪连于4月14日从肃州连夜赶到了安西。原在石包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那位湖北商贩，发现敌人增兵，便赶忙出城，步行20多里向红军报告。

听了这商贩情况报告后，左支队的领导人都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红军的行踪和行动计划，更不会这么快就会增兵安西，并认为这位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便不容分说地将他抓了起来，决定仍按原计划午夜攻城。

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向安西运动，第一梯队攻东门，从东城墙的斜坡强行登城；第二梯队攻西门。没想到，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到守敌的猛烈反扑，敌机关枪像雨点似的向我军扫来，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炸起一根根尘柱。

李先念、程世才感到不对，看来那位湖北老乡说的是实话，守敌不是一个排，至少是一个旅。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他俩迅速交换了意见，决定立即停止攻城，退出战斗，率领部队连夜向通往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屯庄转移。

天刚放亮，敌人就出动2000余人从两侧迂回包围了王家屯庄。李先念、程世才等指挥战士以新挖的临时工事和围墙作依托，顽强地阻击着敌人。经过一天激战，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入夜，敌军在王家屯庄的四周燃起堆堆篝火，并不时地向红军阵地放枪，为自己壮胆。李先念命令严密注意敌人动静，随时准备突围。半夜时分，当敌人在火堆旁东倒西歪地进入梦乡时，李先念一声令下：“突围！”枕戈待发的红军战士从西面豁口迅速突出，向西北方向疾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敌人甩掉了。

夜晚，天上的皓月把大地照得灰蒙蒙的。李先念率部队走着走着，突然，前面隐约传来了女人的哭泣声。他走近一看，只见在岔路口上停着一辆翻倒了的马车，拉长套的两匹马在路旁啃着枯草，车上拉的箱子、柜子翻倒在地，白花花的银元撒得满地都是。两个穿戴很讲究的年轻女人，坐在车旁蒙着脸哭泣。不知是哪一位地主老财，听说红军来了，连夜拉着金银财宝，带上妻妾逃跑，半路上却翻了车，恰巧红军从这里路过，他连自己的女人也顾不上带就慌忙逃走了。红军战士们从这辆马车旁匆匆走过，银元被踢得满地乱滚，但没有一人弯腰去捡。

李先念率左支队急行90里，于4月26日拂晓到达白墩子。这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沿街只有几处泥巴房，村口有一个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古时这里是新疆与内地传递信息的驿站，而今已成为过往行人歇脚喂马的地方。李先念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放了警戒，正准备做早饭，追敌又至。部队只好且战且走，下午到达白墩子西北方50里的红柳园。

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路，因石缝里生长着一丛丛红柳而得名。这里只有几间低矮客栈供来往的旅客食宿，周围全是沙石戈壁和历经风雨侵蚀的岩石沙丘。红军刚到红柳园，后面就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枪声，尾追的敌人又逼近了。敌骑兵分左右两路，把左支队紧紧夹在中间。红军再次与敌人展开激战！

李先念、程世才等研究决定：一定要坚持到黄昏再突围，否则就会全军覆没。战士们利用沙丘作掩护，持枪一齐朝敌军开火，冲到前面的敌人纷纷从马背上栽了下来。一时间，喊杀声、枪炮声和战刀的砍杀声震撼着沙漠荒原。

战斗持续到黄昏。红军歼敌几百人，但他们也损失了200余名指战员，二支队政委曾日三、团长刘雄武等英勇牺牲。天黑后，李先念见突围的时机已到，遂下达了突围命令：“以二支队留在山口担任阻击，掩护一支队和西路军总部突围后再撤离，两路人马到星星峡会合。”为了防备万一，他命令将仅有的一部电台砸毁了。

随着李先念的一声令下，西路军的战士们挥刀向敌人冲去。敌军惊愕一阵子后，很快集中兵力包围过来。突围的部队被敌骑兵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冲向甘（肃）新（疆）公路，沿着路两旁的电线杆子西进；另一部分人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率领下，跟着向导翻山进入了茫茫戈壁沙漠。他们马不停蹄地一气走了大半夜，终于甩掉了追敌。

红柳园一战，是西路军的最后一场恶战，也是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

走过漫漫的戈壁滩，李先念带领400余名战士回到了党的怀抱。虎口余生的他紧握陈云、滕代远的手，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辽阔的戈壁沙漠一望无际，被当地人称之为“死亡之海”，起伏的沙丘仿佛是黄色海洋里的波涛，易进难出。白天，烈日当照，气温骤升，地面的砾石滚烫，烤得人汗流浃背，如坐蒸笼。夜晚，月光清幽，气温骤降，达零下二三十度，冻得人如堕冰窑。一日之内，天气数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风沙弥漫。

李先念一行五六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强忍着疲劳、干渴，一步一步地行走在戈壁滩上。有的渴得实在受不了，就喝自己的尿。为了维持同志们的生命，李先念下令杀了两匹战马，让大家分着喝了点马血，以解燃眉之急。

李先念边走边问向导：“老大爷，这戈壁滩可真不小啊！我们明天能不能走出去？”向导是当地的牧民，穿着手缝的牛皮靴，虽年岁比较大，但身板还结实。

向导惊异地说：“明天？出玉门关，过星星峡，到迪化城，这叫‘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十八站’。眼下正是‘穷八站’，不要说两条腿走，就是骑马至少也要六天才能到星星峡。”

李先念说：“我们红军个个都是飞毛腿，我们走三天就行了。”他们日夜兼程地走了不到两天，一阵风沙吹过，老向导也迷失了方向。好在李先念身上带有指北针，走一程就掏出来看看，一直朝西北方向前进。走累了，就倒在地上躺一会儿，爬起来再走。

当时，看到茫茫无际的戈壁沙漠有人曾提出：退出戈壁滩，沿着甘（肃）新（疆）公路向星星峡前进。李先念经过反复考虑，不同意退回去。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能走到这个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步棋得慎重啊！与其退回去遭敌追杀，还不如忍受一时的困难，走出这段沙漠地带。”他征求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回答得很干脆：“李政委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再苦再累也不怕！”

听到大伙儿的这一回答，李先念的双眼湿润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好的战士啊！他决心一定要带领大家走出沙漠，早日到达新疆，回到党的怀抱！

走到第三天晚上，部队躺在沙滩上休息。有匹枣红军马，见主人躺在地上，就偷偷地跑出去找水喝。它喝足了水，又洗了个痛快澡，便跑回来站在那里不停地嘶叫，把李先念他们都吵醒了。李先念担心马叫会引来敌人，便对身边的警卫员巴方廷说：“去看看，怎么回事，马再叫就把它打死，免得招来麻烦。”

巴方廷跑到马跟前一看，只见它浑身是水，连马鞍上的布也是湿的，还能拎出水来。巴方廷高兴地叫了起来：“军长，政委，马找到水了！马找到水了！”

李先念、程世才一听，连忙起身对军部参谋简佐国说：“快，骑上它，跟它走。”

简佐国、巴方廷等人跟着马走了两三里路，在山脚下果然看见一个水塘。战士们高兴得一拥而上，一下子趴到水塘边，有的用口杯，有的用手捧，喝了个痛快。有的同志还用茶缸装满水，带给不能走的同志喝。一些战马见状，也都挣脱了缰绳跑到水边痛饮。

大家喝够了水，吃了干粮，恢复了精神和体力，行进中的队伍又充满了活力。不久，他们就进入了新疆的关口星星峡。老向导伸出大拇指，翘着麦芒似的胡子，笑着对李先念说：“我算服了你们！六天的道，你们只走了三天。真是佩服！”

走着走着，只见前面尘土飞扬，过了一会儿，有人说：“那是一辆汽车！”

李先念迅速拔出腰里的手枪，命令道：“有情况，准备战斗！”

随着李政委的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即卧倒在地，拉开枪栓，瞄准前方的那辆汽车。只见车上有人扯开了一块大红布，来回摇晃着。李先念用望远镜看了看，兴奋地说：“是自己人，车上那不是杨秀坤吗？”大卡车很快来到跟前，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杨秀坤等从车上跳下来，与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人紧紧拥抱，热泪盈眶。他激动地说：“军长、政委，我们找得好苦哇，这下可找到你们了！”

原来，杨秀坤等人从红柳园突围后，顺着甘新公路西行，于4月 27日到达星星峡。与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的盛世才得知后，指示星星峡边防站部队全力寻找、营救红军西路军战士。杨秀坤等人日夜惦记着军部首长的安全，每天坐着友军的汽车，带着食物和水果，到戈壁滩上来回寻找，这天终于找到了他们。

当天下午，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人乘车行进30多里，抵达星星峡，终于结束了47个日日夜夜的艰难征程。

1937年5月1日这天，是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最难忘记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抵星星峡，看望死里逃生的西路军将士们。

历尽无数艰险、虎口余生的李先念，此时就像离家在外的孩子忽然见到自己的父母，心情特别激动。他紧紧握着陈云、滕代远的手，泪水像断线似地直往下流。

陈云对李先念、程世才他们说：“党中央一直很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了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好共产党员嘛！”他还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经历了艰苦战斗、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的西路军同志们表示慰问。陈云讲完后，又将带来的衣服、碗、哈密瓜等生活物品分发给大家。

5月4日，李先念率领换了新装的四百多名西路军战士，登上汽车，跟随陈云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稿件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党史博采》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