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

2014年国庆前夕，一生崎岖的作家张贤亮因病逝世，终年78岁。随着的时间流逝，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右派作家们，如丁玲、冯雪峰、艾青、萧乾、傅雷、刘绍棠、流沙河、吴祖光、王蒙、丛维熙、邓友梅、高尔泰、刘宾雁等等，一个个已经作古或者风烛残年。一个时代这么快就翻过去了，在人们的记忆中洇灭成灰。我和右派们的时代是没有交集的，只是在他们经历八十年代短暂的文化辉煌之后，才零零散散接触他们的著作。因为语言和思维的阻隔，期间对张贤亮先生有过一次冒犯，至今心有愧怍。

二十年前，商品大潮业已席卷中国各行各业，张贤亮也已投笔从商，他的文化产业经营得风生水起。我当时也就二十郎当，头脑还没有被时代之风开化，挟大学时期的无知与威猛，爱写一些针对文化现象的胡言乱语四处投稿。话题指向过文坛的不正之风、小小说的杂乱无章、现代派的模式化写作、批评的沉沦等。那时的报刊杂志还真是认文不认人，一篇篇就给发出来了。小到一些报纸如《青年晚报》、《质量技术监督报》、《甘肃经济日报》都采用过我的不少文章，大到一些专业文学期刊如《飞天》、《中国西部文学》，文章也一投即中，还和文章编辑陈德宏、胡康华有过书信交流。其中冯骥才主编的《文学自由谈》，当时是个季刊，传承了民国上海滩《申报自由谈》风骨，不拘一格，文风辛辣。这个杂志和《读书》一样，打堆的全是名人，当时实际主持者是四川才人任芙康，对八方有识之士的文章是来者不拒，有时他甚至亲自用笔名捉刀，文风锋利，见解入骨。杂志颇有民国时期万马奔腾百家争鸣的气势，一时名声大响。有一年《文学自由谈》出版的四期中就发过我三篇文章，有时我的名字甚至排在文坛大家的前面呢。前几天，我小孩在北师大做国家创新基金课题，我一看他的导师，对他说，你看你看，你的导师现在多牛，当年发的文章还没有我的长呢。小孩一脸惊讶，连说你就吹牛吧。牛还真不是吹的。不过，针对文化现象，肯定绕不开那些著名的文化人。这不，年轻气盛的我，无意中就和张贤亮先生在《文学自由谈》顶上了。

当时文化人下海经商很正常了，大文化人下海，小文化人也下海。我们单位一个学美术的，造诣很深，成立了一个装潢公司，立马过上了美好生活；诗写得很好的张精锐，开了一家书店，生意红火得很。这是离我近的。远的，作家瘦马当时是令人向往的《青年文学》的编辑，有一天就突然下海了，现在成为举世瞩目的收藏家马未都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青年文学》，责任编辑是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青年作家康洪伟，我们还通过两封信，后来他也云游商海了。张贤亮下海是文化界动静最大的一个，有赞赏的，有批评的，一片哗然。张贤亮似乎很冷静，他明确的告诉大家，他下海就是因为缺少钱，在宁夏所有的正厅级干部中，他是唯一没有专车的人。为了有车坐，为了有钱花，也为了文化人的尊严，他必须下海。于是，他义无反顾的下海了，当然他是红顶商人，厅级干部照样做，不料一下子就成功了，在镇北堡搞的西部影视城名扬四海，并且开创了中国真正的文化产业的先河。

当时文化人下海还真不是说下就下的，首先得放下架子，撕掉“文化”的脸皮，把心里那道几千年的“立德立功立言”、“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坎儿迈过去。知识分子的可爱也在这里，当时就提出不少的理论来支撑文化人下海的正当性、必要性，哪像二十年后呀，有的科学家不声不响，就编一个“汉芯”的谎言骗走国家二个亿；有的人挂着博士教授的头衔当了部长省长市长，另一面就变成小老虎大苍蝇了。为了给下海的文化人鼓劲，当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名曰“儒商”，引起一片叫好，并且都排出了电视剧和出版了一系列书籍。还有人把“晋商”、“洋务派”混搭起来了。我当时有点捉急，花几天时间写了一个长文，就给《文学自由谈》发出来了。文章大意是：儒早死光光了，哪来的儒商，商就是商，儒就是儒，把两者硬捏一起只能是恶心作家意淫这个时代而已。当然，当时好像还没有流行“意淫”一词，不过意思差不多。本来我这个无名之辈，和喧嚣的文化现象唱唱反调，不啻在壶口瀑布吐了一口唾液，激不起什么风浪，也无人在意的。关键在于，我说儒商本质是文人们在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同时，附带分析了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并点了一大窜当红作家和人物塑造，当然包括张贤亮的《习惯死亡》。评议张贤亮的作品本来也没有什么，因为他的作品普遍触及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灵魂，偏偏我笔锋一转，说《习惯死亡》对知识分子剥皮抽筋式的挖掘所用的艺术形式有所背离，叙述方式有点“崇洋媚外”。又偏偏，“崇洋媚外”没有加引号，显得少了语言调侃而多了是非判断。又偏偏，这篇文章立马让张贤亮看到了，他立马写了一篇《睡前絮语》长文，发在下一期《文学自由谈》头条，其中涉及对我的回应近一千字，对《习惯死亡》采用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做了说明。并说：“崇洋媚外”的帽子不能随便扣，这在以前是要死人的，拜托批评家手下留情！张贤亮以前对冯骥才主办《文学自由谈》抱有怀疑，曾当面说你能自由得了吗？没有想到，人家自由得更远了！张贤亮还说，相对而言他喜欢北京的《读书》，中和而不张扬，内敛而锋芒不外露。《睡前絮语》后来收集在《张贤亮文集》中，几年后的一天，我在我客居的南方小城中的一家新开张的大书店中无意翻到了（我注意到那个大书店没有支撑两年，现在变成什么CBD了），打七折，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掏钱买。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二十年间，才华横溢的文化人层出不穷、照耀着那个时代的天空（许鞍华谓之《黄金时代》，国庆节和另一部电影《心花路放》同时放映，前者回忆萧红的命运，后者是时尚搞笑片；前者票房惨淡，后者七天突破十个亿。两部电影我都偷偷摸摸去电影院看了。）鲁迅为一个二十岁的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作序并推荐于世，初中时代我从家里翻出来的一本鲁迅杂文集，其注释说叶永蓁后来背叛鲁迅，做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师长，于是记住了这个大名。我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一百年后好事者研究张贤亮全集，说不定有人无聊透顶，还能人肉出我这个蚍蜉撼树般的小丑呢，因而青史留名呢。当然，张贤亮只是张贤亮，他不是鲁迅，他是悲剧时代的亲历者、记述者，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注定在不远的将来会消逝殆尽的。而我，一个小小的教书匠，更比上叶永蓁的一根毫毛，更会早早泯灭人世的。

张贤亮对我在文章中批评他是“崇洋媚外”反应那么激烈，肯定是触动他内心的伤痛。1957年，20岁的张贤亮因发表《大风歌》一诗而被打为右派达22年之久，其间遭遇外逃流浪、大饥荒、劳改、监禁、批斗等非人磨难，摘掉右派帽子时人已过42岁，他调侃说还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说实话，现在看当年的《大风歌》，也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无病呻吟，根本扯不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那茬上。挟改革开放和思想大解放的东风，张贤亮焕发了青春，一连发表许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小说，在文坛和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著名导演谢晋根据其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全国公映后，张贤亮的名声蒸蒸日上，他很快就走上宁夏和全国文化界的领导岗位。这段时间张贤亮的小说有很深重的时代痕迹，不少歌颂改革的小说政治色彩很浓，艺术水准说不上太高。倒是那些写实性的、挖掘非常时代人性美的小说，如《肖尔布拉克》、《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等几篇，现在看来还是新时期文学不可多得的佳篇。

真正给张贤亮奠基文学史地位的，是他以自己苦难经历为蓝本、反思知识分子30年心路历程的系列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外加受到冷遇的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小说的主人公“章永璘”在几十年右派生涯中，无时不受“饥饿、冷冻、劳役、性饥渴、恶环境”的摧残，而且受到精神贫瘠、人性沉沦、理想幻灭、形而上困扰的多重打击。可以这样说，用文学的形式揭示那个苦难年代知识分子沉沦命运的，张贤亮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直接、最深入骨髓、最惊心动魄，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作家。但很可惜，这样的描述和反思对于一个群体和民族的苦难史来说，是很表层的、远远不够的。后来包括张贤亮、也包括巴金和许多大难不死的右派，甚至整个思想界、整个社会都停止了对那个苦难时代的反思，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张贤亮逝世前不久，有记者问他，如果现在还可以写，能写到什么程度？张贤亮轻松的说，现在这个时代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么写，没有人拦着你，我有着充分的自由，但再怎么写，也写不出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原来如此，中国作家和苏联作家的文野之分就在这里，正如旧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我怕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而我们，包括你和我，右派和左派们，上上下下，把那个时代的苦难轻轻抹掉了。张贤亮也在努力忘记过去的一切，他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但他不记恨任何人，不记恨党，不记恨国家，他发明了著名的“娘打儿子”理论，说权当把右派的经历当成娘错打了儿子，儿子能反过来恨母亲不成？张贤亮在出版《习惯死亡》之后，逐渐淡出文坛，转型成商人了。从当代文学的实验史来说，《习惯死亡》堪称我国现代派文学的巅峰之作，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叙述方式上，全方位超越和覆盖了自1968年香港刘以畅《酒徒》之后，大陆80年勃兴的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不能改变我》，及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莫言等等所有现代派作家的创作成就。张贤亮在1989年出版《习惯死亡》后，几乎就终结了自己的创作，而中国现代派文体实验也走向了尽头。莫言也终结了自己的实验文体，20年后他意外获得诺贝尔奖，当年几乎颠覆中国传统文体的小说《欢乐》和《红蝗》，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了；格非和余华坚持折腾了几年后，余华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回归传统，格非直读了博士，竟然作了清华中文系的主任；洪峰加入当时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布老虎丛书”，马原不晓得干什么去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实验响当当的人物都风吹浪打去了，《习惯死亡》被文坛冷落、忽视也在情理之中。有意思的是，张贤亮从来没有被文坛归于现代派作家，更有意思的是，1989年之后不到三四年，商品大潮席卷一切，文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祝时务的张贤亮赶紧下海。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开始了，虽然这个不期而至的时代并不是当初大家热烈憧憬的时代。

张贤亮离开了我们，那个时代也即将随风而逝，陀思妥耶夫斯基怕自己配不上他那个苦难的时代，张贤亮们也是一样的，张贤亮之后的我们更是轻若鸿毛。明初，开国功臣、大智者刘基被朱皇帝半囚禁于京城，离死前二月写下《无题》“黄鹄高飞云路遐，野凫谋食但泥沙。山中樗栎年年在，看尽西风木槿花”，苦尽甘来的张贤亮们，也许根本不会有当初刘基临死前后悔做栋梁而羡慕庸材的感受。而我，只不过是这个可笑时代的一株臭椿歪栎，和张贤亮仅有一次文字上的交集而已，现在一切都化在饱含木槿花香味的西风里，归于无，归于虚空。于是，在拖拖拉拉两个月后，我结束了这篇无厘头的文字，打开电视看完《爸爸去哪儿》后，接着又看《中国好声音》和《非诚勿扰》，把一只臭脚惬意地摆在出租屋的茶几上，一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