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冷月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中心。处在文化中心的茫茫“人海”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主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说到儒家文化，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孔子。然而，孔子的思想并非是他的独创，而是师承了500年前周公的思想成果。中华民族从野蛮向文明过渡过程中，视野不断扩大，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经过夏、商两代王朝一千余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时代。历史赋于西周初年那一代精英以文化开创者的神圣使命——殷周之际注定会发生什么。“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语）。正是以周公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为中国打造了坚不可摧的文化框架，并且逐渐形成了影响中国3000年历史进程的文化基因。

周公是谁？

周公，姓姬，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因周地（今陕西岐山北）为其封地，故称周公，是西周初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殷周交替之际，周公辅助周武王伐纣灭商。建周不久，武王即逝，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他立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令其弟管叔、蔡叔监国。管叔、蔡叔等人不服，造谣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蔡叔等勾结武庚及东方夷族叛周，周公奉成王命出师东征，“降辟三叔”，伐诛武庚，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作《大诰》，收殷遗民。摄政期间，周公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广封诸侯，制礼作乐，完善了各种典章制度。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

周公究竟做了些什么？

周公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传统文化？

让我们“回到”西周初年的中国。

周公与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的构建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大陆国家，如何有效地对控制和管理在古人看来几乎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土地和人民，是中国传统文化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中华民族因而出现大迁徙大融合的局面。

西周初年，正是通过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并且将两种制度有效地融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制度。

周公摄政期间广封诸侯，先后封了宋、卫、鲁、齐、燕等71个诸侯国，以藩屏周。分封制是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使王室能有效地对整个领土进行控制。分封制使统一的社会制度在诸侯国中得以普遍实行，周王室用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使周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之君，改变了夏商时代国王为诸侯之长的状况。诸侯的君位世袭，在其国内拥有统治权，但对天子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等义务。分封制促进了诸侯国社会历史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受分封的偏远诸侯国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一些大诸侯国不断向周围的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用兵，进而兼并其土地，进行了文化渗透。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朝的事情。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

在周朝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体现为部落与部落联盟文化，部落与部落联盟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是极其有限的，国家实际上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实施分封制与宗法制的重大意义在于，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家族式政权对一个更大区域上的土地和人民进行一体化管理成为可能。家族膨胀为一个利益共享的庞大集团，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最终确立了血缘关系的金字塔式等级制度。这是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部落与部落联盟脱胎换骨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国家，从而使文化实现了从家族内部控制的区域向整个国家的有效传播，大陆政治文化制度的框架由此形成。

周公与“无神”宗教文化的构建

殷、周之际是中国社会从神权时代走向王权主导下的“人权”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在殷墟考古遗址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与成千上万的卜用甲骨共存，可见在高度发达的殷代物质文明之上，耸立着一个事事占卜、迷信鬼神的精神世界。人，似乎只是为着鬼神而活着，或者以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鬼神打造祭器，或者随时把生命和鲜血变做祭坛上的供品。人祭、人殉的盛行，表明人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殷人相信“君权神授”，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天”—上帝，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但牧野之战，却使偏处一隅的小邦周国竟然推翻了盛行“天命”的商王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成为周初政治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周公总结商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根本原因是商王失德滥罚。

针对殷人的“天命”说，周人认为“天命靡常”，只有敬德才能得到了“天”的保护。德既是“天”对人的要求，也是人对天的敬仰。只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才能维护周的长治久安。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也就是实行“德政”的政治纲领，把人民的反应作为为政得失的标志。从《尚书》可知，周公所说的“民”，包括社会下层的“小民”在内。在中国历史上，人的价值第一次从理论上得到论证，政治思想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人祭、人殉逐步退出历史，这无疑是一次中国文化史上质的飞跃。

天人关系在殷周之际发生的重大变化在于， “德”成了天人关系之间的“第三极”。德对人的要求几乎是无限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一种宗教观念。“德”的状况如何，成了天人关系之间的一个标准与规范。“德”潜藏于人心，是人的理想品格的代表。周人将“德”神圣化，“德”成了天人关系的媒介，甚至等同于天人之间的阶梯。

那么，“德”的观念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呢？

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在洛邑建成之前，周公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所谓礼，指的是阶级社会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礼非常复杂和繁琐，几乎包括了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一切规则。概括起来有5类：一是吉礼，用于祭扫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是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是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是嘉礼，用于饮宴婚冠。所谓乐，就是在什么场合用什么音乐，不同的音乐有着严格的区分，不可滥用。乐是文明的象征，威权的标志。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周公依据周朝的特点对殷礼进行损益，完善了各种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后来被称作“周礼”或“周公之典”。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尊卑贵贱的区分；“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个方面。

“德”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核心，是“本质”，是“里”； “礼”与“乐”是“德”具体化的一整套制度，是形式，是“表”。周公开创的事业，正是从神权到王权时代的转变，让人们看到了真正早熟的“人”。礼乐制度实际上是对“人”的各种行为的规范化管理。有了规范化，人才能拥有统一的文化。“德”的观念、礼乐制度不仅与天人关系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可以泛化到现实生活的一切领域，不可不谓精致也。中国人只要有了好的德行，社会生活中严格遵守礼乐制度，就不需要通过具体的形式敬天。这样，无神崇拜逐步取代了有神崇拜。

“德”与“神”相比，虽然都表现为中国人的共同意志，但等级制度是这一整套理论的核心，因而，一切的德与礼乐制度都与现实社会的利益占有关系相一致。西周的文化维新，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神学独断，走向了人本文化，这样，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就不再如西方那样浓烈了。

宗教文化是人类历史必经的阶段，但由于政治力量一次又一次主导了中国宗教文化发展的进程，宗教、哲学与政治三位一体的格局逐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色，民间创造的“神”再也难以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中国人今天的社会生活与精神风貌，其实从周朝开始，就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周公：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关于周公，历史上有无数种对周公的描述，本文无法以有限的文字把周公的事迹一一表述。周公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开创者，而且在他的那个时代以及在他之后若干年后，儒家文化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已经很讲究礼义之道，这正是日后儒家文化能够大行其道的社会基础。

周公对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进程实在太重要了，他是儒家文化理所当然的开创者，这也是汉唐以后周孔并称的历史根源。

由于西周初年很多史料的可信度是令人怀疑的，其中有些说法可能只是“假托”周公之手。作为周朝的开创者之一，周公拥有文化开创者的优先话语权为他赢得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丝毫不必令人怀疑的。我们更愿意相信，3000年前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文化变革是周公组织下的一次大规模集体创作。周公不仅提出了众多的文化课题，而且与天下诸侯、诸子百家们共同做起了文章，再经过若干文化精英的共同努力，从而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结构。

周公所建立的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系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试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套系统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并且在大破坏中得到重建，从而拥有了更强的生命力，最终成为中华民族2000年里难以改变的主流文化。

周公不仅是西周初年最杰出的思想家，而且在自己的行为中也始终如一地贯穿着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周公一生行走在欲望与苦行之间，各种美德与善行集于一身，几近完人。他维护正统，放弃王位的做法更是令后世敬仰。他为这个“国家”规定了秩序，而且完全出于自己善良的心愿。周公在后世儒家看来，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象征。

物资匮乏的人类远古时期，人欲与苦行是一对矛盾。思想家们总是希望更多的人接受苦行的观念——很少有哪个民族会将纵欲的思想当作主流文化来加以传播。人类各民族或者如古希腊人那样选择偏人欲一点的文化系统，或者如古印度人那样选择偏苦行一点的文化系统。而周公在人欲与苦行之间为中国人选择了以金字塔式等级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结构，他幻想的中国，团结和谐，安定有序，然而，历史证明周公的理想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

周公的思想是王权意志的代表，他所开创的儒家文化主要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这一点也代表了周公思想乃至儒家文化的局限性。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种种不平等制度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挥之不去的魔咒。

周公“德才兼备”，堪称“圣人”，近乎中国人心目中“宗教领袖”。然而，他的善行遏止不了仇恨、血泪与死亡。历史上的周公实在太少——甚至不能说是太少，而是一个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历史性人物。后代的君主、皇帝们如果真正按照周公的思想去做——都像周公那样从政，中国差不多在任何时候都能算得上是最完美的国度。

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创世纪的周公没有充分认识到他开创的文化理念对后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也许更没有想到自己开创的文化会将人的私欲变成政治的灵魂——贯穿后代中国政治的总是恶的逻辑，因而政治往往成了邪恶的载体。

谁都不喜欢苦行，人欲却是人人都需要的，谁也阻止不了恶的逻辑在中国3000年历史上的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