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革产物仍招摇

说的空间

 2015-07-12 
摘要:知青这一代人,论资质,论虔诚,可以专注做事业,可以出很多博士,但几千万知青风华正茂之时,正是上大学深造的大好时机,如果不是上山下乡,他们之中应该出很多科学、经济、实业人才,出很多中国制造的“XX之父”,但现在却只是盛产官员。



近两年,“知青”忽然热乎起来,知青剧集,知青组歌,知青专访,知青晚会,连我微信上的几个老知青群,都常有知青话题。似乎国家的一号、二号人物出道于知青,已寿终正寝的 “上山下乡”又死灰复燃,恍如进入了“后知青时代”。要知道,上山下乡是文革“十年浩劫”中的产物,知青也是文革的牺牲品。而文革已终结近40年,中共中央宣判文革死刑也有30多年,“上山下乡” 及“知青”还以诸如“无悔”、“感恩”之类的正面形象堂而皇之招摇于市道,真有点莫名其妙。


我本身也是一位知青,随着岁月流逝,新的社会、新的生活之改变,知青身份于我是渐行渐远了,只埋藏于心底。首次将我这个深层记忆再次翻抖出来的,却是前两年的《岁月甘泉——中国知青组歌》。


激情,还是悲情?


朋友苏炜随美国合唱团来悉尼,他们要在悉尼歌剧院上演“中国知青组歌”。苏炜邀我们去观赏,因为他是该组歌的歌词作者,更因为我俩都有海南军垦的知青经历,曾是农友,也是文友,同移居海外。客观地说,演出是精彩成功的,美澳同台,华洋共唱,效果当然很好。据说,这个知青组歌,曾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


激昂而带点温馨的旋律,响彻音乐殿堂,也回荡在南十字星空下,让我回到了当年背朝青天,泪洒黄土,屯垦戌边,穿梭胶林的难忘岁月。应该说,这个《岁月甘泉》组歌是颇有艺术感染力的。艺术感染力源自于对一种情怀的捕捉和表达。无论是当年开山辟地的豪情,思念家人的亲情,贴心工农的温情,重返乡土的欢情,都演绎得很到位。如果从纯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可以令我陶醉,但我毕竟是个过来人,对知青所处的年代有切肤之痛,所以尽管组歌情感饱满,但我仍感到欠缺一种情,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情,那就是国情,是知青所处的文革时期的那种民族灾难、国家濒危的社会悲情。


是的,在那铭心刻骨的知青岁月,我们有过追求,也陷入迷惘,有过欢乐,也饱受苦难,有过梦想,也趋于幻灭,有过汗水凝结的硕果,也有过鲜活生命的付出。无论你怎样理解知青时代,感受知青生活,当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基于十年浩劫这一国情。如果有意无意忽略这个时代基调的国情,那么,哪怕你唱得风情万种,都会与时代真实有种疏离感。


我问苏炜兄,知青题材很敏感,最近有部电视剧《知青》在中国热播,但也招来骂声。你这组歌又如何?他说,我们在世界各地巡演,反响不错,骂声当然也有,但还不多。知青是个特殊产物,但唱歌总不能弄得悲悲切切呀。


说的也是,听音乐,是一种欣赏,一种陶醉,而不是一场控诉,一场教育。艺术表达一种情感,也不能所有情感面面俱到。当晚演出中,一对洋人青年男女,牵手轻唱月夜胶林情歌,特别逗,招来了暴风般的掌声。我也和全场观众一道尖叫喝彩。不过,此时的我,并没有把这一刻与知青联想,纯粹是一种娱乐。他们唱得再过瘾,毕竟与我当年所经历的月夜下的橡胶林大异其趣。我的意思是说,知青组歌是一种有意味的艺术情调、艺术角度,但不能看作是知青生活深刻而准确的映照。它确实调动了当年场面的记忆,但却把当年复杂难言的情感表面化、单一化,甚至虚拟化了。


当晚的观众,应该有不少老知青,大家都会在艺术欣赏中寻找难忘的记忆。对于当年的生活场面,大家的记忆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对于那段时光的评价,也许会各有不同。悉尼的一位知青朋友,就在互联网上与中国的知青农友为知青岁月的是非功过、价值评判争论不休。我想,恐怕也是这代人挥之不去的心结吧!


知青生活,到底是颂歌,还是悲歌?知青年代,究竟是激情,还是悲情?的确是一个颇值深思的问题。


知识青年,可以说是社会毁掉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时代造就的一代。在他们该好好读书,汲取知识的时候,被领袖巨手一挥,赶到了农村、边疆。他们被毁掉了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毁掉了眩目真诚的理想追求;但他们呼吸了大地的气息,延续了工农的血脉,在逆境生存中,熔铸了脚踏实地、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对大多数知青及其家长来说,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噩梦,只不过,在这场噩梦中,被激情燃烧的知青们,并没有沉沦,而是在挣扎中奋进,在磨难中走向成熟。


在回首知青岁月,张扬知青精神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忘掉特殊年代的社会悲剧、时代悲情。如果一味放歌一时的激情,而忽略深藏的悲情,那么,这种激情与悲情还有可能发生在下一代身上。难道老知青还愿意自己的孩子重走“上山下乡”之路吗?


当年在海南岛,我也受命写过点宣传小品,当时笔下的基调当然是激情。哪怕心里阴沉,也只会歌颂朝阳。今天我若执笔,还会有那样的激情吗?当年身在其中,社会只有一种声音,一道光芒,愚忠遮目,有激情,也是虚无、扭曲和变态的。那是一种崇拜领袖的盲目激情,实质上,是一种迷失自我的无奈悲情。我们曾有过真诚,有过激情,但在荒诞的年代,这种真情也变得有点荒诞。所以,激情是表层的,是与世隔绝、封闭愚昧所产生的虚无情感;而悲情却是深层的,是历史倒退、人性毁灭,而你又身陷其中却无力自拔的悲哀情感。


不管是当年告别知青生涯,还是今天回首青春岁月,我们都有某种抑制不住的感伤,为什么?因为我们明明白白意识到,我们并不希望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群体,特殊的际遇重现。虽然当年的青春岁月和人间真情,包括对年轻人的磨练,与工农的友情,永远记怀,但那个浩劫的年代不值得歌颂,那场毁掉一代人求学追求的运动不值得唱赞歌,那种培养年青人喊口号、表忠心的愚昧不值得自豪。如果还要说“青春无悔”,无悔的不是当年的付出,当年的愚忠,而应该是付出之后、淬打之后的浴火重生。


我并无意去评说知青组歌,只是因听歌而引发对“知青”的记忆,对历史的思考。对于知青的颂歌,也许不必太多指责,那是一代人的历史印痕;对于知青的奋取精神,我们也要延续,还要张扬,那是血泪的凝聚;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生悲剧、社会悲情,我们更要正视,决不容许下一代重蹈我们当年“上山下乡”之覆辙。那是人类历史的一场大灾难!


特殊,还是非正常?


当我把“激情,还是悲情?”这个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并有朋友贴上知青网站上时,有人点赞,有人沉默,也有人批驳。这种不同“反响”,恰恰说明这段关乎一代人青春的历史,关乎国家命运的历史,很值得研究,很需要有正确而又具体的评价。上山下乡,只是文革“遗产”的一部分,而巴金提出建立“文革纪念馆”的构想,至死未能实现,至今也无太多人关注,正正说明文革后遗症仍然深重。


我写文章一般比较温和,留有余地,大家商讨。如果实话实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对世界文明的挑战。领袖利用完青年学生挑起内乱,打倒政治对手,就统统放逐到乡下,免打乱其政治布局。领袖每次动作,都有漂亮的口号,这次是“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废学业,上山下乡,对国家而言,是一场政治欺骗,对青少年来说,又是一次上当受骗。不错,大部分人挺了过来,熬了出来,也有“根正苗红”子弟利用政策,或利用关系进了军队、机关,上了清华、北大,今天还掌了权。但是,这个以青春博得的既得利益,是以一代人的青春殉葬为代价的。


虽然“知青组歌”也很有观赏性,但它不是抽象艺术,可以自由想象、任意解读。它是有明确所指,有明白的歌词,有具象的台景,有打着富于历史含义的“知青”旗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的本质是表现美,你可以表现知青的人性、人情美,知青的奋进、抗争、觉醒美,但你不能以艳阳欢歌美化荒诞年代,以皎月柔情美化时代悲情,把那种欺骗性的假大空政治口号,也作为知青的进取精神来美化,来歌颂。


谁说悲剧就不能用艺术美来表现?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四大悲剧,揭示了人性中善与恶、正与邪较量的美,这是永恒的艺术美。难道表现二战中受难的犹太人,也要用浪漫激昂的美调子,美化时代悲情?


如果我们的后代,或若干年后来听知青组歌,就有可能被误导:噢,知青生活还是挺浪漫的,虽说辛苦点,也是一种活法,文革情景,也不过如此而已,也能找乐。


那些激情演唱知青颂歌者,那些盲目的所谓的“青春无悔”者,请扪心自问:今天你果真能勇敢面对自己的子女弃读中学,弃考大学,再度将他们投入“上山下乡”吗?


偏偏那些当年从“上山下乡”中争相蜂拥“回城”的知青,今天一方面忙于将自己的儿孙赶进名校,输送出国深造,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大唱知青颂歌,怀旧当年。前不久,我回中国时,刚好有一台晚会,知青朋友送票邀我观赏。当得知晚会的下半场又是“知青组歌”时,我便放弃了。无独有偶,近期又有知青朋友用微信向我推荐了两个知青音乐会,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我打开一看,还是我们几十年前的朗诵词、演唱词,还是那种虚无的激情,那种假大空的豪言壮语,我第一感觉是,怎么还没长大呢?恍如时光倒流,起鸡皮疙瘩。要说当年无知,那么现在呢?


南北两台演出,台词唱词都少不了“迎朝阳”这一句。我们这代人当年都常激情满怀地大喊这一句。但真的是“迎朝阳”吗?学业荒废,生产荒废,人性荒废,人道荒废,只有口号漫天飞,“朝阳”下,大地疮痍,人心麻木。如今听到这一句,说不出的万般滋味涌上心头。还有一句更值得玩味。无论哪场音乐会,一拉开帷幕就会声情并茂来这么一段: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一群,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欢乐。好像这个“特殊”,挺有味道,挺理直气壮似的。但仔细想想,什么“特殊”?为什么“特殊”?这正是知青情感中的一种两难尴尬。


一方面,国家的动乱浩劫不堪回首,另一方面,个人的青春年华,有血有肉有情感终身难忘。这是事实,但你总不能这样说:浩劫的年代,革命的一群,磨难的经历,理想的欢乐——这是悖反。更不能说:伟大的年代,伟大的一群,伟大的经历,伟大的欢乐——这是歪曲。所以我们就自以为是,得意洋洋用“特殊”去修饰。


特殊,其实是我们在政治与情感冲突中的一种选择性的自我安慰。特殊,用官方在政治敏感问题上的标准用语就是“非正常”。如果说白了就是:非正常的年代,非正常的一群,非正常的经历,非正常的欢乐。但这样一来,那种崇高感、使命感就全没了。“无悔”者当然不干了。于是,就用“特殊”定位,该含糊的含糊,该突出的突出。这就是中文所具有的“模糊”特性的魅力。不过我还是心虚,瞒天过海呀!


当然,我在某种时候也会借用“特殊”这个词,但决不是得意洋洋的显摆,而是言论环境下的一种修饰,表达自由度受限的一种无奈。


“八百秀才”是知青?


时代在改变,社会在发展,但并非人人都在进步,有些过来人,对事过境迁似有失忆,仍滞留过去;有些没有亲历者,却想当然盲目迷信过去。如果因实体物质的改变而忘记当年精神灵魂所孕育的感受和认知,缺少自省与反思,历史难保不会重演。


老知青尚且对自身经历都混淆不清,是非难分,那新一代就更不用说了,常常对知青问题一头雾水,甚至张冠李戴。


近日读报,偶尔翻到广东某报一篇关于英德茶场的报道,因用“知青情浓”作标题,故而引起我的兴趣。作为当年的知青,对那段磨难的经历,那种无奈的记忆,确实有种“情结”。但是什么情结呢?是怀念、自豪?抑或自省、慨叹?肯定会因人而异,不尽相同。


我要说的是,这篇出自年轻记者之手笔的报道,把“上山下乡”与“五七干校”的历史背景混为一谈,显然是一种误读和误导。如果有人说,散文大家秦牧、粤剧泰斗红线女是知青,你会相信吗?但这篇报道确实如此称谓,不啻令人悲哀。


报道中说,当年5000知青到广东英德种茶制茶,这没错,但又说,这批知青还包括秦牧、红线女等省市报社、省文化单位的“八百秀才”,这就有点张冠李戴了。要知道,知青,是指当时还未参加工作的中学生、大学生,被领袖一挥手,卷入“上山下乡”的浪潮,他们大都是十来二十岁的年青人。而那“八百秀才”,却是在职的记者、编辑、作家、画家、艺术家等文化人士,他们大多是有社会阅历的中年人,也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年青人,更有中共建政前就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工作的老前辈。他们到英德茶场,并非“上山下乡”,而是在“最高指示”下,被军宣队、工宣队驱赶到“五七干校”。


上山下乡与五七干校有同也有异。同者,都是国家强制性驱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是被教育对象,被劳动锻炼,被思想改造。异者,知青只是被遗弃、被放养的一群;而五七干校则还有政治审查、身份甄别、清理队伍、重新分配的性质。那些年,许多家庭,父母去干校,子女上山下乡,家里空巢,有的甚至被逼迁。这是现代社会反文明的奇特现象。


报道中提及的秦牧、红线女等那批文化名人,我曾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共事,也听他们谈及过到英德种茶、劳动、受审查的往事,但从没看出一种高兴的心情,或欣赏的态度,只是深深地舒了口气,每个人都庆幸自己终于走出干校,重返工作岗位。顺境者,只当作人生的一段荒诞插曲;逆境者,则是一段不堪回首万劫不复的生活教训。这一辈人,已有相当一部分人陆续离世,健在者,肯定对这段奇特而野蛮的历史有深切的体会、深刻的认识。


我无意责怪报道者,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当下的年青人,对历史可能不知情,下笔或有误解。但我悲哀的是,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都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文革距今才四十多年,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的亲历者仍大有人在,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就出现健忘症,对非正常年代的史实混淆不清。倘若这辈人都走了,这段历史留下的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后人又会怎样去书写呢?


我惊讶的是,报道以欣赏的态度来谈及“八百秀才”往事,无疑是以历史的伤痛作商机。我不反对以“八百秀才”作英德红茶的品牌,这些人、这段历史应该铭记。但把“八百秀才”与历史作错误嫁接,作为“感恩知情、纪念知青、延续知青精神的品牌符号”,委实是对历史的无知与曲解吧。


为何仍乐道于“无悔”“感恩”?


当我把“八百秀才是知青?”的感触写成文刊于报上后,有知青朋友问我:我们的社会,对知青问题还这么盲目;我们的许多老知青,明明知道当年不是情愿的,不是合理的选择,现在却还在津津乐道于“无悔”,喋喋不休谈“感恩”;为什么?我以为,深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态度,一是个人心理。


国家虽然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以党的决议对文革十年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对上山下乡从未有过具体定性。所以为此洒过血汗的知青仍存有幻想,社会、媒体也可以无禁忌正面谈论上山下乡。何况上山下乡是领袖杰作,毛还是国家旗帜,不是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吗?所以官方从未对上山下乡作明确否定。国人早已被驯服得有“紧跟”的惯性。如象文革,因已用中央决议的方式给否定了,即使当年一些受益者,如参军、进工厂、工农兵学员,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人,对文革没有恶感的人,也不会出来大谈自己在文革中的“光荣史”。又如红卫兵,也早已被断定为 “打砸抢”分子,扰乱社会秩序的劣行。即使其中许多人当年也只是怀着“跟随领袖闹革命”的纯真,现在也不可能出来为自己申辩。因为有了国家的态度,也就形成了社会的共识。


现在已没人敢象邓小平当年那样明确否定毛的东西,所以对上山下乡问题很暧昧,理论上是文革产物,但具体上没定性,给了一些人有幻觉。


就是文革问题,现在也变得很敏感,虽然被否定了,但在宣传上不能随便探讨,媒体、出版都有一些避忌,比起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伤痕文学时期,是大大倒退了。当年邓小平必须否定毛的一些做法,才能打破铁幕,开放改革,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现在不同了,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东欧瞬间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受到冲击,同一阵营的幸存者中国,必须再打出毛老人家的旗帜来自保。对文革如果一深谈,一追究,就牵涉到领袖,牵涉到对党史的否定,所以对文革只能是抽象的否定,具体的不谈。


就知青本人而言,虽然当年绝大多数都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毕竟付出过,留下了情感,留下了终身的记忆,既然没有反面的定性,自己也不容易否定自己,那就作为正面的经历留存,也是一种自恋、自慰吧。就象夫妻盲婚,并非自愿,也非真爱,但长期生活在一起,有了共同经历,有了一定情感,更有了小孩,知道不可能时光倒流,再找真爱,也就认命了,还会向小孩自夸:看,你父母如何如何……。


至于有不少人其实心里明白,但也要唱好,就是在一种社会思潮下的两难心态。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都缺乏的西方文化里那种忏悔意识,自省意识之使然。如果中央明确表态,社会形成共识,那人们的狂热就会马上幻灭,如同面对文革问题、红卫兵问题一样。


知青这一代人,论资质,论虔诚,可以专注做事业,可以出很多博士,但几千万知青风华正茂之时,正是上大学深造的大好时机,如果不是上山下乡,他们之中应该出很多科学、经济、实业人才,出很多中国制造的“XX之父”,但现在却只是盛产官员。好在当今决策者已经明白,应该让子女去读清华、北大,去读哈佛、剑桥,而不是上武夷山种茶,到延安挖窑洞。今天国人更是明白,现在高唱的不是上山下乡之歌,而是上天之歌,上太空之歌,只有这歌声才真正响彻云霄。


其实,如果你心有不甘仍想唱知青颂歌的话,那就歌颂知青在苦难中不甘沉沦,挣扎中成长,在国家动乱之时,与农民、军工患难与共,结下伙伴情谊。我和许多知青朋友,也时有回忆上山下乡生活,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如果说,知青也是一首歌,那就是患难与共,自我进取的励志歌。我们虽然受蒙蔽,还自强不息,虽然很傻逼,还一脸真诚,虽然很惘然,仍互相鼓励,寻求出路。那是一种人性美,人情美,但绝不是对上山下乡唱赞歌。曾记否?当我们披星戴月,汗洒骄阳,“杯杯胶水献给党”的时候,正是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还以为给共和国添砖加瓦,实质正被引向挖墙脚的绝路。好在这个事实,已被邓小平写进党的文献中。如果你翻看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革十年的判决,你还能唱出激昂“无悔”的颂歌吗?那是共和国耻辱的悲歌啊!知青是悲歌中的一个音符,若还想唱气冲云霄的最强音,我只能无言。


上山下乡,一言以蔽之:对国家来说,是历史的创伤;对世界来说,是反文明的人类悲剧;对后代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映像;对红太阳来说,是日食无光的一刻;对上帝来说,是人类原罪的又一注脚。而对知青来说,在知识上是被荒废的一代,在精神上是被强奸了的一代,在意志上是磨难中锻炼成长的一代。回首当年,我们的激情我们自己来消化,我们的苦乐我们自己来担当,可不要误导后代,再让他们成傻逼。


文章评论

寒江雪

这篇文章写的好,写出了我多年的心声。特用一首走出荒凉的沙漠《出埃及记》来相送那个年代的我们.....(是本人看完这篇文章后想到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