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临崩溃时其实已经临爆点，对他来说面对着小孩已经不是小孩，父母已经不是父母，亲人已经不是亲人，那一刻其实他头脑瞬间空白，万急着发泄出来，暴力发生了！悲剧惨剧发生了！但无法理解的是往往都只是鸡毛蒜皮的微小摩擦却“蝴蝶效应”的极瞬就酿成悲惨！因为无法理解和分析解释，为何这么狠？！这么夸张？！爆点怎么这么低？！人们恐慌了！]
国人的心为何越来越“狠”？
商场杀人，机场爆炸，超市砍人，怒摔婴儿，这一周的社会新闻里，血案的频发让人在忍受酷暑之余，还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戾气。中国人似乎变得越来越狠，施暴成了解决问题和宣泄情绪的主要手段。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彻底解决？当熙熙攘攘的市井街头，成为血肉横飞的修罗场，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极端暴力事件表面上都是由于一些生活琐事而引起的，比如争抢车位就能让人失去控制，怒摔女童。琐事在这个夏天仿佛是火上浇油，点燃了当事人内心积怨已久的怒火。而这些积怨也是因为一些小事累积而成，如此往复，最后他们采取的宣泄方式就是报复，报复可能是不定期的，在不确定的时间，只要有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引发社会的震惊和恐慌。
中国人正变得越来越“狠”
七天之内，五个中国人造成4死9伤，盛夏七月，爆炸连着利刃搅动了中国，无指向暴力之剑悬挂在每个人头上。
“朝阳大悦城杀人（17日），机场出口爆炸(20日)，马连道家乐福砍人(22日)，广西男子砍死计生局干部（23日），为争车位男子怒摔婴儿（23日）”，类似的恶性事件总结最近在网络上频繁出现。在很多人看来，一股自下而上的暴戾之气似乎也在中国社会积聚升腾。而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是最普通的民众。
究其原因，大到“沉冤未雪”，小到“即兴伤人”，而仔细分析这几起血案发生缘由则各有不同，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自制炸弹，缘于多年前在广东受到的治安队殴打，广西计生局的血案，据称是因为超生儿户口引发。而在北京大兴将别人孩子怒摔到地上的男子，仅仅是因为争车位而起口角。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和家乐福超市发生的命案，是两个精神病患者的“即兴发挥”。
示范效应搅得人心惶惶
在大悦城杀人事件后，紧接着就发生了马连道家乐福砍人事件。而在冀中星被带离首都机场后，类似的爆炸恐吓电话让机场方面头疼不已，更有效仿者在机场内散发传单，试图再次引起舆论注意。
这样的模仿效应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2010年4月28日，南平杀童惨案凶手郑民生被执行死刑，但这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潘多拉的魔盒已被打开。此后几天，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接连发生了数起“模仿杀童”案，这些事件让社会各界惊愕、痛心、愤慨——这个社会，似乎正变得愈来愈狠。
中国人的“狠”，从何而来？
之前的“鸵鸟生存策略”正在失效。
国家暴力与私暴力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司法制度崩溃、强权者不再跟弱者讲道理的时候，私暴力将不可避免地泛滥。社会在哪里委屈了某人，其他人便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从接连发生暴力的恶性事件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私暴力”时代。个人变得愈来愈“狠”，极端的犯案手法，不特定的目标地点，让许多人感叹“生存如此艰难”。
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快速的社会变化，是中国近期频发不针对特定人群行凶事件的根本原因。中国接连发生自爆与杀人事件，是社会弱者无法自保后铤而走险的典型例子。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感和对社会的不满就越强。相关统计表明，中国标志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老百姓身上普遍有着“羊性”，软弱，忍耐，温顺。鸵鸟式的生存哲学更是他们奉行的准则。而在当下，这样的准则正在失效。即使你不理一切陌生人，不在错误的时间去错误的地点，你都可能遭遇生命威胁。几乎任何公共场所都蕴含风险，幼儿园，超市，医院，公交车，机场，高架桥，甚至普通的马路……失控的人，或手握刀斧，或驾驶汽车，或自制炸弹，或点燃汽油，他们将郁积于心的报复之箭，射向每一个貌似无辜的人。从自虐式的下跪、跳楼、自焚，到不计后果地无底线攻击，他们要用罪恶的毁灭方式宣告自己卑微而不容忽视的存在。
“公暴力”：社会也在变狠
随着个人心态的改变，社会也在变“狠”。这体现在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经济增长方式，到食品生产，到人际关系，到人们的行为以及心态的方方面面。公务员不用交养老金，退休后领取高于企业人员几倍的养老金，这样的制度不可谓不“狠”。官商利益集团在房地产上浩劫屌丝和中产，这也够“狠”。造有毒食品，纵火烧公交车拖着别人一起玩完，“执法”时打人，性侵幼女，更是透着“狠”劲。
社会学者于建嵘将这一现象称作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 愈来愈多的事件刺激着人们，比如贫富悬殊，比如“官二代”世袭，比如城管打人，比如强拆，比如儿童饿死等等。当今的中国社会就和丛林状态差不多，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当社会愈来愈狠，部分民众在司法遭遇不公、正当诉求途径受阻时采取了极端解决方式。
置身于这样一个变“狠”的社会里，人们要在心理上生存，防御性也越来越强，在“被逼”之外，他们也倾向于主动去培养某种社会性格。当他们的社会性格和社会结构相遇时，无论是支持它的运作，还是去破坏它，表现都越来越夸张。由此，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种非常明显，也是最值得注意的社会性格：“狠”——人们正在变“狠”。
“私暴力”时代，变狠只为生存
戾气之源，或来自于一些领域的改革滞后，使“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在一些地方成了稀缺品，导致严重的社会失衡，也使人们心中的戾气易燃易爆。而一些体制性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未得到根本制止，上梁不正下梁歪，也使暴力与准暴力行为走向泛化。比如有的地方暴力强拆屡禁不绝，比如一些城管暴力执法屡见不鲜，其网络形象走向固化和妖魔化：棍棒执法、拳脚相殴，甚至立毙人命……同样的套路也走进街巷，走进乡村，走进公共场所。包括一些官员的失当行为，也给社会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
在私暴力时代，生存突然变得如此艰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自身和家人的安全防护上。今天中国社会的狠是行为的残忍，是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对正义的伤害，对道德底线的突破，对自己人性、生命的不尊重，对他人、社会的恨的大杂烩。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同时还是社会和心理的一种机制。
可以说人们变狠，很大程度上是他不这样干，便在利益上，在心理上难以保护自己。狠，就相当于在神经过敏中，预期到在社会博弈中，在和别人的互动中自己会受伤时，而在精神上、行为上主动去伤害他人。但如果全民放弃法律的手段，都宁愿用暴力去解决，社会将丧失基本的秩序。
正当诉求受阻，民众趋向极端
体制的缺陷是社会戾气的深层原因之一。民众合法的表达渠道不畅，理性批评和维权效果不佳，降低了人们对合法渠道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反社会的言行因此有了更大市场。因此，要想消除戾气，迎来祥和，相应的体制内改革必须跟上，大量学者的这种呼吁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兹事体大，不可不惕惧警醒。
中国人变“狠”的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公民法治观念的缺失，错误的崇尚暴力诉求、迷信原始丛林法则。在现实中，一些人本身就缺少法律观念，在司法遭遇不公、正当的诉求途径被堵塞的情形下，他们常常无视基本的法律条文，在面对执法者执行法律规定时则更加肆意妄为，错误地把报复社会杀人当成惟一的矛盾解决之道。
化解“私暴力”，需让人相信规则
舆论赞美暴力更显社会心态之“狠”。
中国人的狠还表现在血案之后的部分舆论中。即坚持冀中星们是社会不公的产物，爆炸案中社会责任大于个人责任，是“弱者”的无奈反抗。而在南平杀童案中，有人认为官家和富家的孩子并非无辜，而是一出生即有“原罪”，因为他享有父辈依靠特权占有的更多社会资源，因此就得承受更大的社会风险；有人认为在别无其它有效表达途径和维权渠道时，以血还血符合“自然的法则”，而讲法律是书生意气，讲人性是妇人之仁。这些意见，无不反映着缺少理性和法制观念的“社会之狠”。
要消除民众的“狠心”，先要解开社会对于各种不公、强权的“恨心”，减少刺激普罗大众情感的事件。应该往建构公平正义、向民众传递希望与信心，滥权要有人管，暴力必付代价，访民是享有权利的，司法是可以信赖的规则，确定性、安全感，是生产爱、希望与社会温情的酵母。
化解狠意，必须“标本兼治”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利益诉求错综复杂，道德失范、社会不公、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普遍存在，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极易引发挫折情绪和攻击行为，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不断增加。
在发生个体极端事件后，政府也迅速地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但基本上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杀孩子了，就往学校派警察、保安，对凶手可采取一切手段；奥运会出现过因对社会不满杀害外国人以“制造影响”的案件，世博会就加强了安保工作等等。实际上，这是“压力维稳”思路的典型体现，以压制矛盾、不让矛盾爆发为导向，而非努力从源头上解决矛盾，即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注重处置技术而忽略根本原因。
建立信任环境，才是治本之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变狠”的趋势，重视源头治理预防要胜过事后处理。而让人们敢于相信规则，是最急需实现的目标。做到这一点，政府应该先从自身做起，努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限制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维护司法公正。
其次，作为公民，应该通过社会参与和积极行动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过在一个个具体事件中用行动来逐步争取合法权利。将自己定位为“旁观者”并对社会怒目相向，并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大家都变狠，其实也就相当于集体的自杀，“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里，永远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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