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佳天使

柏杨之“丑陋的中国人”多家喻户晓，鲁迅之国民性也耳闻目睹，通过其《文化偏至论》和《呐喊·狂人日记》等杂文和小说，多角度透视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揭示出自大性、自私性、看客性、奴性、吃人性等冷漠、狭隘、愚昧、落后的心态和行为，认为它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然，对国民性的看法，笔者以为，陈独秀、李大钊、林语堂和巴金等均也有独树一帜的看法。如此，我们就从这些国民性的比较中，来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国民性。

一、陈独秀剖析之国民劣根性

今年是五四运动93周年，五四运动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以进化论和西方启蒙思想为武器，对比了中西民族素质，剖析了中国的国民精神素质，指出国民劣根性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西国民性差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指出，中国和西方的国民性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因此，西方人“恶侮辱，宁斗死”，中国人“恶斗死，宁侮辱”。第二，西方人重视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幸福，“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中国人处于宗法社会中，个人无权利，一切听命家长，忠于皇帝，造成了四种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息个人思想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削弱个人的创造力。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方以法治国，重视实际效益，对于权利义务的规定，决不因“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因此，“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而中国重视家族之间的感情联系，掩盖了实际利益的矛盾，“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

 中国人的公德私德沦丧：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和《亡国篇》等文中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是如此。

 从公德来看，中国人极为缺乏参与意识。陈独秀说：“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因此，人们对于国家事务，对于政治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毫无所知，“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份内之事”，对于国家兴亡存废，“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因而中国人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对身家以外的事情普遍持旁观立场。“中国的官，无非是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够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是他们作梦也想不到的”，而“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话所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他总说国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这种态度推而广之，中国人甚至对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也消极起来，“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创造出了“靠天吃饭”，“万事自有天作主”，“万般由命不由人”，“拗得过人，拗不所过天”等俗语。

 以私德而论，中国人在世人眼里也成了贪婪虚伪堕落肮脏的代名词：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说：“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黄金崇拜’，曰‘游民乞丐国’，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 道德沦丧的恶果：无论对暴政压迫还是自然灾害，中国人的抵抗力都异常薄弱，他们不是主动地抗争，而是忍辱偷生、听天由命、难得糊涂；对于事物的评价，没有善恶是非标准，而是惟官惟上之令是从；甚至在外敌入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往往“抛置抵抗力，厚颜苟安”，不但自己不抵抗，甚至视抵抗为召乱之谋，群起非之，致使“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陈独秀在《抵抗力》一文中指出，这样做“不啻自置奴券，置身弱昧之林”。

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原因：陈独秀认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及其愚民政策所造成的奴隶根性是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原因。他在《敬告青年》中说：“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他们的“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

二、李大钊剖析之国民劣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从文化的角度对比了中西的国民性。

中西国民性比较：“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从地理形势看：中国是定居农业民族，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西方是游牧工商民族，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从人口比例看：中国女子多，“故有一夫多妻之制，而成贱女尊男之习”，西方女子少，“故行一夫一妻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

从思想看：中国人持厌世主义，厌恶竞争，漠视个体生存的价值，“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持乐观主义，强调竞争，重视个人奋斗的意义。

从哲学看：中国哲学是“求凉的哲学”，西方哲学是“求温的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因而中国的圣人“由生活中逃出”，而西方的圣人“向生活中杀来”。

从宗教看：中国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中国宗教的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而西方宗教的教义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

从伦理看：中国重家族亲情，而西方“亲子之爱薄”，因而“中国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中国人的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人的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

从政治看：中国人“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各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中国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泼之状，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

中西文明不同的原因：李大钊认为，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中国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南道文明因为“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因为“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由此形成了中西不同的国民性。

三、鲁迅剖析之国民劣根性

自大性：鲁迅指出，中国自古是东亚文明的中心，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很少，在缺乏比较的情况下，中国人往往以为惟我文明，而视异族外国为“无所创成”的“蠢蠢四夷”，只配向中国进贡朝贺，根本不配享有平等地位。即使偶尔有外族入主中原，也只是一时的武力强盛，其文明进化程度“诚足以相上下者，未之有也”，最终要被我同化，接受华夏文明。因此中国人”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养成自大的国民性，认为“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即使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多数人仍然固守着传统心态，盲目自大，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弱点，明明是学习西方，却偏说是“礼失而求诸野”，是学习自己的老祖宗，说什么“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技艺，都不过是重复祖先早已发明的东西，没有任何新意。而且他们只肯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只能学习形而下的东西，万不得已，也只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而绝不承认三纲五常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有改造的必要。这种盲目自大发展到极致就是彻底自卑的阿Q精神，即对现实中的自我完全失去自信，只好借助缅怀祖先的辉煌业绩和在梦幻中战胜敌人，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鲁迅认为，这种虚骄自大既不能使民族复兴，也不能使国家富强，其结果“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

自私性：鲁迅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化与压抑下，形成了只顾一己一家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自私性。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武器装备，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近代化，因为“人智未启，性灵未开”，人的素质并未改变：从军做工者，或图温饱，或图升官发财；经营近代工商业者，或“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或企图借此大发横财；主张立宪国会者，则往往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借助专制思想未得到改造的“大群”来压制具有新思想的少数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等而下之者，更是假“众治”之名，讨好“奔走干进之徒，至愚屯之富人，善垄断之市侩”，以遂一己的私欲，他们只是“干禄之色灼然外现”的营营苟苟的小人，难以图民族振兴的大政。

看客性：鲁迅早年怀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赴日本留学，在一次看幻灯片时，画片上日军在中国砍杀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强壮，神情呆滞，对同胞的惨死无动于衷，鲁迅将这种人称为“看客”，认为在看客态度浸润下的国民，对国家进步民族独立毫不关心，只是一群失去灵魂、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鲁迅在许多小说和杂文中，都一再描述抨击这种看客态度，如《阿Ｑ正传》中以看杀人为娱乐，为阿Ｑ被游街示众而喝彩的“眼光如狼”的观众，《药》中以革命者的牺牲为治病药饵的华老栓，《祝福》中一再自责而不向黑暗势力进行抗争的祥林嫂，等等。鲁迅指出，看客们希望以消极的态度换取安身立命的资本，他们不敢冒犯欺凌百姓的权贵，不敢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则孜孜不已，逐渐变得卑鄙、怯懦、吝啬、胆小，在外敌入侵时只求活命，不惜卑躬屈膝，成为“不争之民”和“畏死之民”。鲁迅指出，阿Ｑ精神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看客性，由于主体被压抑，欲望得不到满足，阿Ｑ们只好借助幻觉，将世界看作大舞台，将自己视为观众，一切都是逢场作戏，无所谓真假是非善恶，你在现实中打了我，我在幻觉中又是你爷爷，自欺欺人，消极避世，不怨不怒不争，游戏人生，企图逃避斗争，苟活于世，但却受到更深重的压迫。

奴性：在留学日本时，鲁迅就考虑过中国的国民性，他常常谈着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与爱呢？”鲁迅将奴性列为国民劣根性中最重要的环节，并进一步指出其特征：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于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另一方面，一朝得势，便以贵凌贱，以强凌弱，以富凌贫，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所以鲁迅指出，一部中国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也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因而中国人对异族外国也只有“禽兽”或“圣上”的称呼，而没有平等的概念。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时是主子，骄横拔扈，肆意吃人，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意时是奴才，为虎作伥，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以积极的态度分取吃人的余羹，表现出奴性的卑微和无耻。

吃人性：根据以上分析，鲁迅认为，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集中到一点，就是所谓“吃人”，他说：“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所谓吃人，在他看来，既是指中国古代野蛮残酷的风俗，但更多地是指对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否定或抹煞。他指出，封建统治者不但从肉体上奴役人民，而且从精神上压抑人民，千方百计扑杀人的主体性。鲁迅将精神上的吃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吃人与被吃。两者关系单纯明确，一方是凶狠残暴的吃人者，一方是孤苦无告的被吃者。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社会和家族都不能容忍有个性的人，不能容忍异端思想，而是像对待他笔下的狂人一样，必欲吃之而后快，即千方百计地扑杀人的主体性和人格，体现了无视人权、压抑人性的卑劣国民性。

第二，吃人者也被吃，被吃者也吃人。一个人具有双重人格，既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对象，强者的奴仆，又去压迫别人，成为更弱者的主人，因而具有主子与奴才的双重人格。鲁迅说：“我们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相互的制约，“使人们各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也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吃人当然是暴政，而被吃者有朝一日上升为吃人者的希望与等待，又极大地压抑扼杀了中国人对暴政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

第三，吃人者自吃。即以自我为对象，自觉地压抑、扑灭自我意识，自觉地摧毁自己的个性，自觉地选择奴隶生涯，对一切非人压迫变得高度麻木无知，逆来顺受。鲁迅在《祝福》中塑造的祥林嫂便是其典型形象。祥林嫂自己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结果反倒自认得了非死不足以洗清的罪状。她的死固然有环境压迫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她对环境压迫的认同。在她身上，早已不存在人的意识，而是将外在重压转化为内在义务。这种自我奴役的人生态度，就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抉心自食”，即剜出心来自己吃掉，主动放弃自己应该享有的人的尊严和权利，自认为奴，将外在规范变成内在欲求，将外在束缚变成心灵束缚，即使“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状”。他认为，这是最残暴最可怕的吃人，是最高层次的吃人。

四、《中国人》与《再论说真话》

最后，我想用从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看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一文的体悟作结：林语堂说，“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大是伟大之义。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笔者深以为然，中国人的劣根性可归结于“中国人争论是非曲直，常常得出的结果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好谁坏。因为中国人向来是对人不对事，在中国人的是非曲直的概念里是好人与坏人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会出现这种对是非曲直，产生这种是非不分的奇特现象呢？”

难怪，巴金先生在晚年，向国人提倡讲真话。他在《说真话》里说过：“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他们为什么能靠说假话起家，巴金先生随后便对自己面对那些说假话者能起家的原因，进行了自我反省。他紧接着说：“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

我们像受了法老的诅咒，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生活在谎言的世界里。我们把谎言当成“真理”使用，可事实谎言永远成不了真理。难怪，巴金先生在《再论说真话》里明确指明：“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然而，中国却有一句俗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人一旦认同了这种处世哲学，那么他就给了自己和他人弄虚作假的自由空间。时至今日，面对《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中国0.4%的人掌握70%的财富只需30年！，仍有人不认同“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一个国家？的观点？（参考：现代中国人穷得只剩下“家”了）

对此，陈独秀认为，将公德私德堕落，奴隶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看客态度看作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原因，他说：“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者，乃民族之私德公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因此，如果不改革国民劣根性，即使强行移植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民主政体，也要在古代类型的国民素质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李大钊认为，中西文明，各有长短，本来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但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熏陶，西方形成了某些有利于近代化的国民精神素质：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独立自主的人格；科学理性精神；开放宽容的心灵；世俗化的民主的价值取向；相信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契约与法治取向取代了身份与人治取向。他认为，国民精神素质对改革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使近代化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应该重视人的近代化。而近代化需要人的自主人格的发扬和积极参与各项改革事业，然而看客与奴性心态往往使改革者孤掌难鸣，自大、自私、吃人的心态也使改革措施变形失真。这种人性的压抑和变态成为严重阻碍国民接受近代思想的大敌。

因此，鲁迅认为，只有彻底改造人的精神，树立新的价值观念，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将“兽国”变为“人国”，中国的近代化才有可能成功。但从“以鸡为本”，看“以人为本”，我们也可以看出，“‘以民为本’或‘以人为本’的‘本’有两种理解：‘本’是本钱，还是本位？以人民为本钱，就是独裁专制，以人民为本位就是现代的民主政治。”最后，用林语堂所写《中国人》来总结，就是：“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