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面子”与百姓“肚子”
无语之爱
这几天来，夏俊峰案一直纠结，社会激愤、舆论哗然，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那个“他”，至今无动于衷、稳坐在台上，看着弱势者相互厮杀。人的生存权，与一个城市的形象，居然会形成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矛盾激化到必须用死亡去消解。这是何等的可悲，这又是何等的无奈。
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城市的“面子”比百姓的“肚子”重要。在部分官员畸形政绩观的直接指挥下，使得在家里是好丈夫、孝顺儿子、好爸爸的城管们在执法的大街上变得凶神恶煞，为了城市面貌整洁漂亮，四处驱赶、殴打路边的小贩。
夏俊峰因杀死城管被执行死刑。至于他该不该死？如今事实与法理的讨论，对夏俊峰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城管的生命已经逝去，他的生命同样不复存在。在对生命感到怜悯同时，我在想，他们不是仇人，不是情敌，也不是财产争夺者，更不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士兵，矛盾源于一边是小贩要谋生，一边是城管要城市的光鲜漂亮，结果导致宝贵生命的先后消失。
这让我想到了人的权利，生存权是第一位的人权，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解决生存是第一要务。夏俊峰正是一个需解决温饱的穷人。国家虽然高调生存权，但并没有解决中国数以亿计贫困人口的温饱，这些人还得依靠收入低微的一些职业来糊口，否则只能饿死。那么，城市的光鲜漂亮意味着什么？对官方来说，是面子，对城市来说，是形象，对居住于此的市民来说，是“舒适”。当然，追求舒适宜居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但问题是，这种权利能高于生存权吗？
权利有层次。当权利产生冲突时，高层次的需求必须让位低层次的需求。一个今天要考虑明天吃饭的钱从哪里来的人，会沉迷于邓丽君的歌吗？坐着豪车享受“风光”，如何理解拾荒者的艰辛？住别墅与蜗居，感受犹如两重天，吃鱼翅与咽馒头，显示是地位的尊卑，奢侈品消费与温饱消费，更是天差地别。当富人的权利与穷人的权利产生冲突时，穷人的权利，尤其是谋生的权利应该高于一切。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小摊小贩涌入城市，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者，主要包括下岗职工、城镇居民，以及进城务工的失业者，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但长期以来，在不少城市，对小摊小贩的管理，往往严厉有余，而柔性不足，随之而来的就是矛盾激化，冲突增多，使城市形象——“面子”与百姓生计——“肚子”形成了解不开的“结”。
于摊贩经营者而言，每一个摊点，意味着就是一个人的饭碗，甚至关乎一家人的生计。而且他们从事的衣、食、住、行等服务，提供方便快捷又实用廉价的商品，是广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摊贩经济已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新形势下，大量无法在主体经济体系中“容身”的劳动者，只有在小摊小贩中谋求生活出路。因此，面对这种小摊小贩的存在，一味的“堵”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有“疏”。
然而，近十余年来，中国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成了中国的常态性社会事件，多年来矛盾愈演愈烈，由肢体冲突演化成死亡事件的越来越多，仅今年以来，就发生了数起，如7月湖南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与福建漳清村民林顺利死亡事件，9月12日乌鲁木齐市维族小贩与城管发生冲突，被到场的警察枪击事件。
城管被小贩杀死事件也时有发生，3月19日，湖北黄冈市城管队长段金寅，因阻止小米畈村村民熊某违章施工建房，发生冲突，被熊某的儿子突然举锄击中头部死亡。7月29日，内蒙古瓜农辛某与城管发生冲突持刀砍城管一死一伤。
对于城管暴力执法现象，中国社会舆论屡有批评。总结的原因是：各地对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各异，人员身份、经费保障都不统一，大量临时工、低学历、低素质人员进入城管执法队伍，又缺乏相应培训，使得城市执法过程问题频出。
大街上你追我赶，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城管当街追人”几乎成了城市一“景”，城管队员追得理直气壮，被追的小贩惊恐奔逃。于是乎，在滚滚车流的机动车道上、人流密集的广场上，城管执法者和小贩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比赛，各种惊险的场面层出不穷：被追赶的小贩在城市道路上狂奔，他们拼命蹬车逃窜被追上的城管猛然拉倒；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2007年重庆小贩被城管追得跳入长江险些丧命，而唐山的曹强却没有如此幸运。
2008年11月27日，18岁的唐山男孩曹强因为发小广告被城管追赶，最后跳入筒子河中。虽然他水性不错，但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最终未能逃过这一劫。这本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倘若曹强看到城管逃跑时，城管没有穷追不舍；如果曹强被追到河边无路可走时，城管不再苦苦相逼……
也许，在某些城管执法者眼里，如此当街追人是在履行职责，打击违法，维护城市秩序。然而，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作为行政执法者，其最大的职责首先应当是保护公民，无论如何履行职责，都要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
凡事过犹不及，城管执法当遵守“比例原则”，不可无限扩大执法的范围与强度，做到适可而止。无论是街头小贩还是发小广告者，城管来到后他们都仓皇散去，他们的违法行为已经终止，此时，倘若逾越分寸，在车流人流中去追堵人员，对小贩、对路人，对每个公民，都可能产生生命的威胁。
造成这种执法混乱的局面，原因不在于城管本身，而在于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只考虑了政府的方便：收费、市容整洁，却全然没有考虑小贩的谋生需要。这种管理体制的形成，深层原因是藐视底层社会的基本人权，如就业权、平等权。
城管执法过程中不尊重小贩人格，毁损其经营工具，是决定冲突升级为肢体冲突。而是否尊重对方，表面上看来，是城管素质低，个人修养差，但深层原因还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视民如草芥，民众没有任何权利。因此，一旦穿上了“官衣”，同样出身底层、身为临时工的城管们也就觉得高人一等。
城管制度的改进，并非仅仅执法要“温柔”，而是要把百姓的生存权放在第一。政府高调生存权第一，而实际却不管底层民众的死活。这不仅表现在没有把奢侈的“三公消费”、豪华的政府消费用于社会保障，解决社会最底层的生存，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管理中，没有把最底层的谋生权放在第一位。政府不能保障底层百姓的基本温饱，却又处处限制人们自求温饱，何谈生存权第一？说的与做的背道而驰，这样的政府，如何有公信力？
城市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一部分，有一条底线是不能超越的，这条底线就是“以人为本”，尊重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小摊小贩并不难管理，只要人性化服务与管理措施跟上，就能得到摊贩经营者的积极配合，最终实现城市形象的“面子”与百姓生计的“肚子”的和谐双赢。
文章评论
公平佳天使
如果国家能真正重视，落实制度到位，从根本上去化解，城管与小贩其实并无深仇大恨。透视，看到“低田好泄水”！作为最前线的一个部门，既已风口浪尖了许长一段”歹运“，那就继续给政府和其他部泄水减压吧。于是乎问题和矛盾就继续着吧，只不过流血不流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