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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打小贩，领导受牵连，这是深圳市即将颁布的法例传出的信号，似乎这意味着，在城管打小贩问题上，领导已不是过去的“旁观者”，或者是“劝架者”，而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者了。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此举是否能有效遏制城管打小贩恶行的出现，而城管打小贩，领导受牵连似乎就像孩子出事故，家长负有责任一样，领导究竟能不能成为像家长一样负有连带责任呢？有评论认为，城管工作人员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当牵连到领导。

    从表面看，确实如此。但是，往深一层看，城管打小贩，追究领导责任其实有其根据所在。作为一名城管，其所作所为代表一个部门的形象和行为，更直接地说，是公权行为。一名城管敢于动手打人，就表明其是经过领导的默许和认可，似乎这就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作为领导，默许自己下属动手打人，或者在平时工作中没有规定下属不能动手打人，因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从近年来城管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来看，绝大多数与领导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城管工作人员的录用，都是单位领导确定的。不管是集体讨论的还是少数人决定，从这些人员进入到城管队伍的第一天起，就已经与领导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领导，对进入城管队伍的人员，不仅在进入时要严格把关，进入以后更要加强教育，避免出现诸如殴打小贩等方面的问题。既然出现了问题，就说明领导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现职。在这样情况下，发生城管打小贩的问题，领导自然应当承担责任了。
 

    与此同时，为了推卸责任，更多的领导选择了聘用临时工作人员，这也导致出事后“临时工”被作为替罪羊大量出现。作为领导，为了达到执法效果，试图以暴制错，导致更多的城管素质不一，因而，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规范城管人员行为，并将其责任与领导直接挂钩，是完全应该的，也是符合司法要求的。

    城管打人要严格问责，与一把手的“官帽”挂钩。不论是“临时工”还是“正式工”，一旦面对群众，其代表的就是政府形象，聘用员工出了问题，相关部门应当直接面对，首先应该向单位主要领导问责，毫不退避。不能出了事，便用“临时工”作为缓冲本部门和公职人员不良形象，舍卒保车。如此才能提升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逐渐消除“临时工事件”对政府公信力的不良影响。

    我国《行政法》规定，无执法权者不能单独执法，在现场执法过程中，须有两名以上合格执法者在场，其他无执法权者可协助执法。“合格执法者”是指取得相关部门下发的执法证、有执法编号的工作人员。因此，执法单位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伤人、损物等执法后果时，都应追究执法单位民事赔偿责任及刑事责任。

    频繁发生的暴行为已经证明，某些城管系统并不能有效地约束其执法者。除了暴力，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执法方式，而这些暴力引发的冲突，已经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因。毫无疑问，暴力执法已经太普遍，不能用偶然性来搪塞。现状之中的恶果，必定有根深蒂固的源头。

    这种恶果很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政府、执法单位领导的默许、甚至鼓励执法者采用暴力手段，来对待不便于管理的群体，或解决棘手的官民争端。当社会矛盾无法通过说服得到解决，就动用暴力，这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处理争端的习惯思维。

    表面上看，这种思维早已经被唾弃，文明执法几乎成为每一个官员的口头禅。然而，事实却是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和执法人员，置法律和正义于不顾，与那些行凶者比起来，这种放弃责任的政府官员令人厌恶，他们的纵容乃至推波助澜，成为暴力执法屡禁不止的源头——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城管出现在大街小巷与小贩武力对峙，而不是商谈成为主要方式。

    当然，问题并不只出在城管身上，那些放弃了监督和管理责任的地方官员，以及执法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许更应该有所改变。他们对城管系统的管理负有直接责任。如果他们宣扬的是和善而不是对抗，如果他们奖励文明执法而惩戒暴力，情形也许会好得多。

    破解城管暴力执法的难题，已经成为不可拖延的要务。但是看起来，我们无法一蹴而就。因为，只有多数执政者改变了既往的态度，只有城管人员行为将其责任与领导直接挂钩，只有整个政府积极完善和推广宽容、和善的执政理念，一切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否则，无论改革多少机构，出台多少法令，躺在医院里的小贩、记者、甚至路人，都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城管殴打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