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来到世上，走路要有方向，方向是遇见，是寻求，一生最要紧的寻求是什么呢？ 
      人各有其寻，可无论如何，寻求、发现、完善自我，总会是一个人一生要去完成的使命。
      吴冠中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求，他的寻求不是探险式的猎奇，于人生，于艺术，他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一生经历了数次转折性的突围，每一回去意徘徊，前是苍茫，望不清，无处下脚，后成荆棘，难以回头。文字里，读得到他皱着的眉头，那是种种的苦味，晚年他画《苦瓜家园》，苦早是那抹不去的独一味，渗透进自己的生命。

      读吴冠中，他当年每一回让人捏汗甚至让人遗憾的选择，过后来看，似乎都走对了，可如果身处那一时的情境，体会他真实的踯躇，不能不为他落棋不悔的脚步而深深感动。
      一回回的苦与惑，有一个人在时代在异国中的遭遇，有一个人对艺术的辩证法，他是在一次次的出离与回归之间苦苦地寻找，不作岸上的清客，不在笔直的大路上，而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反复探索，推倒，抉择，确立了自己。
      作画家，还是学工程，对吴冠中来说，只是人生选择的一个开始，少年意志，唯情主义，使这选择几乎是一见钟情定终生的样子，再无更改。
      再后则不一样了，每有天问：
      在哪儿画？
      能画什么？
      如何去画？
      这些成为吴冠中艺术的元命题，他一路走得苦涩，走得蹒跚。

 

 

      1947年至1950年，吴冠中作为留学生去法国巴黎学习西方美术，三年时间，他经历了对西方艺术认识论上和情感上的迭宕，所有的感受合起来，让这个异乡的西方艺术朝拜者，毅然回到他最初的根脉。
      最初，吴冠中对西方艺术狂热崇拜，力图在巴黎这座世界艺术之都生根壮大，可在欧洲中心论体系和眼光之下，吴冠中是一个融不进的异乡人。
      过了若干年，画家回忆“在伦敦遇到一件小事却像一把尖刀刺入心脏，永远拔不出来。”这件小事可以命名为：歧视。有一次坐双层巴士，服务人员将吴冠中递来的硬币作零钱找给一位英国绅士，那绅士的手拒绝接受一个中国人用过的钱币。这段文字同样刺痛了我，活在世上，谁没有经历过歧视的存在？
      歧视，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状态出现在人类社会，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性别的，文化的，道德的等等，一直给站在上帝面前同样平等的人类划着高低不同的等级，以已度人，党同伐异，在人类身上从来就没消停过。也许，世界上最后一只老鼠被消灭了，歧视，傲慢，偏见，还将前赴后继蔚然成风。
      单说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本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个人的情感也可以是超阶级超国别的，可大致有一个前提，一个人国别的文化的个体的身份和情感要在他生存的空间得到相应的尊重，否则，一个人在情感疏离的世界里，难以安放身体，也难以安放精神。

      “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吴冠中与梵高当年给弟弟信中的这句话深深共鸣了。
      吴冠中学成回国前给师长吴大羽写的一信，他的画册里也收了这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着读着心就被打湿了。
      “我试验着更深度的沉默。”
      “在欧洲留了一年多以来，我考验了自己，照见了自己。”
      绘画“应该能够真真切切，一针一滴血，一鞭一道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的人们掉下了眼泪。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
      “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三年时间，吴冠中出国的心境与回国前的心境，已全变了。最初，自己想在世界艺术之都的高地占有自己的一席，当他学得艺成之际，他对巴黎却无所留恋了，发自肺腑地迫切回到故土去做一根艺海的水草。
      如果，“爱国主义”放诸在政治的宣传栏上，要求人民把对一个政府一个党派的忠诚等同于对祖国的热爱，大致会让人象看一个抽象的符号，状态麻木，懒得动情。可当闻到故乡的腊梅香，听到马思聪的《思乡曲》，读到余光中的《乡愁》，看到中国简远的水墨画，拿起一本优美的汉字之书，见到与自己共同成长的故人……，会觉得这个国家从一草一木到文化艺术到人情事物都是那么亲近，那么入骨，才会让人对它有十分的爱，添上十分的忧，爱与忧，同样强烈深沉。惟这样一点一滴的情感渗透打底，深深懂得吴冠中回国的那颗心，真实，低调，深情。
      在哪儿画？
      回祖国画。
      一个人回家，永远不需要理由。因为，自出生起就已烙下了印痕，故乡山川里，“路边的树、草和稻，若是有情当相抱。”

      能画什么？
      1950年，沾了一身西洋颜料的吴冠中回到祖国，陷入了新的苦惑。这苦惑不亚于在西方世界的炎凉，那时，还有家奔回，如果回了家，还无路可走，那会让人真正的悲凉。
      最初，吴冠中很想自己的绘画能参与到新中国的火热局面，那是他回国的根本目的，可当他越是努力地尝试，结果越沮丧。他贴着时代画的，不是他内在想画的和会画的，顺时势而违已心的画作，可作为时代的标本与见证，却很难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吴冠中画了一段时间所谓的人物肖像，画不下去了。他注重形式的观念也在当时格外的不合适宜，可以说，他跟时代要求的艺术脱节了，无所适从，找不到自己了。
      “我夹在东西方中找不到路” ，这苦闷的声音，低低地，只一句，就足以感到视画如命的吴冠中回到祖国提起画笔无处可落的困境。
      这是一个画家的困境，也是当时一些个性不丢的文艺家们的共同困境，四顾之处，到处都是火热，而自己的面前却是迷茫。同一时期的作家沈从文，大致就在这时候决定了封笔，这个解放前以高产著称的作家心中供奉着一座“希腊小庙”，是为抒写健康而优美的人性，新中国文艺的风向变了，那种赤红，是沈这湘西的自然之子无法消受的，不再从文，沈去考古，从古董中为中国的历史学也为自己的下半生寻出了一些可为的意义。

 

      画，是吴冠中的命，他转不了身，也不想转身，惟一想的是在四面都是雷区的文艺领域寻出一块无人理睬一息尚存的净土。
      吴冠中开始甘愿在边缘地带，自由自在地走他的独木桥。
      从中央美院“出塞”到清华大学建筑系，看起来成为边缘人，于他却是一座艺术空气新鲜的林海。“我爱上了树，她是人，尤其冬天天落了叶子的树，如裸体之人，并具喜怒哀乐生态。”发现树之形之态之情之境的饱满与变化，再延伸至天地万物，绕开时代中心的诸人诸事诸物，到大自然中去，师天地，效天地，该画什么，他终于不再茫然，心中豁然开朗，笔就纵横上路了。
      何等畅然，画家吴冠中在那个时代风萧萧的某一时刻，与自然山川快意击掌，他找到了后半生里自己和画笔的共同归宿：风景画。

      如何去画？
      很早看吴冠中的画时，凭着直觉体悟，感到画家的作品里，形式感上有些地方甚是新鲜，记得他一些风景油画，画法跟之前看的肖物、写意、意象的风景画都有什么地方相异？印象深的地方，一是他的一些树，线条感和穿行其间的彩点布满画布，这是一个爱线条到极致的画家，心中曾霎起一念。
      一是他以江南为题材的画作，即使是油画，也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的油画，从形到色，那种简远，近于中国的水墨，那种淡，是淡极始知艳的淡，一眼，两眼，三眼，越看越是意韵悠长。
      画里自有语言，在文字之外。画是直观的艺术，观画者用眼睛去读作品的语言，画家将自己的感情与理念融进画的材料、内容、形式中，一幅会说话的画，会让阅读者在凝视的时刻与画布后的画家在寂静中共鸣。
      看画的人，那一眼不经意的心得，对一个画家来说，也许是穷尽漫漫探索才有水滴归海的凝聚。

 

      吴冠中的短文《水陆兼程》，实为他几十年关于艺术之思与技的足迹归拢，他将自己的绘画比作一水一陆的长途兼程，非常精要：
      “小河是水墨画之河流，那小道是油彩之道。”“探索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中西融合，水陆并行，是他艺术上的创见与实践。
      他画的树，将中国最着意的线条引入油画，画布上的树林，单看，似乎不是一棵一棵的树，象是做了庖丁解牛的分解，取扼要，为全景，写意成千万的线条，我曾在春来前，走进一片冬天落叶的密林，抬眼四望，荒芜的天空下不就布满交叉的枝条么？在墨色的线条之间，散花般地点染了各种或鲜亮或淡柔的色彩，又将西方油画着意色彩的功夫渗进中国水墨的世界。
      江南系列，是他反复选题技艺成熟的绘画作品，他个人以《双燕》为其中代表作，着墨与写意，基本都是中国水墨式的，从形上看，没有重复水墨常见瘦的嶙峋或圆的流转，而是趋于几何的清晰与简致，这又是他向西方的蒙德里安借来的结构章法，用在江南墨意之中，恰好。

      《先锋论坛报》的评论家梅利柯恩以国际的视野把吴冠中当作东方呈现给世界的艺术瑰宝，他以十二分的热情鲜明评价：
      “发现一位大师，其作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且能打开通往世界最古老文化的大道，……凝视着吴冠中一幅幅的作品，人们必须承认这位中国大师的作品是近数十年来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不寻常的发现。”
      这评价令吴冠中惊讶，作为一个画家，他的血性、热情、心力几乎全抛付在画上，其他余事，并不在自己的所思之内。惟其纯粹，艺术求精，使他在绘画时可以在东西文化领域间无所障碍，如赤子投身沙与水，自由跨界。
      一时趟水，一时着陆，或水中搭桥上陆，或陆地下水行舟，吴冠中在风景画这一时代艺术的边缘地带，仿佛成了一只出笼的鸟，俯仰之间，不栖枝桠，摸索着，穿越着，不知不觉，抵达了自己艺术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