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浮白

这篇文章写于2003年8月22日，其时姥娘88虚岁，身体健朗，尚能独自生活，料理起居。孰料2004年冬季以后，姥娘身体突然衰弱，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再之后便辗转病榻，病痛呼号1年有余，最终于2006年5月溘然长逝，享年91虚岁。今日翻出这篇文章，略作整理，放在自己的空间里，寄托我对她老人家的无限哀思。
                                                      —— 题记

    乡下的孩子，一旦念书有了出息，十有八九要远走高飞，奔赴大城市讨生活，从此安营扎寨，娶妻生子，成了所谓的“凤凰男”。我便是其中的一员。屈指算来，大学毕业已经七年了，只顾在外漂泊、打拼，竟忽略了家中大人对我的殷殷惦念。每次回老家探亲，就像蜻蜓点水一般，还没有坐热炕头，就急匆匆打马回城了。前几天，母亲在电话里说姥娘老是念叨我，怕见不上我，希望我能抽出时间回家看看。母亲语气平淡，丝毫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可我却突然之间情不能自已，放下电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并非无情之人，可我竟然这么长时间疏离了姥娘对我的亲情。

姥娘的孙辈、外孙辈连男带女十几个，我是她最疼爱的孩子之一。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我在姥娘的身边生活得最久，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我出生的年代，农村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时代，村里男女老少都在队长的统一指挥下没日没夜地泡在地里，磨洋工，挣工分。父亲每天去县城上班，母亲在村里的面粉加工厂劳动，每天忙得昏天黑地，根本没有时间带孩子，就把我和姐姐放在姥娘家。打我记事起，我就在姥娘家的炕头上玩。姥娘除了照顾我们，还要负责一家大小的饭菜，每天忙忙碌碌，少有休息的时刻。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晋北农村的主食，不是玉米，就是高粱，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白面、大米。姥娘手巧，总是粗粮细做，又粗又涩的高粱面，经过姥娘的巧手调制，总能叫人胃口大开。以高粱面为主要原料做成的蒸面鱼、焖面鱼，高粱面加上榆树皮面做成的杂面条，玉米面锅贴饼，高粱面加上土豆、胡萝卜等做成的面面、囤囤，土豆泥加上面粉做成的素盘面等等，如今想起来，舌头底下总会不自觉地分泌出一些唾液来。姥娘做饭还有几手“绝活”，至今想来，还叫人叹为观止。姥娘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槐树，每年槐花盛开的时节，姥娘总要采摘大把的槐花，给我们做“圪抓抓”。“圪抓抓”是原平方言，有的地方叫“块垒”，具体做法是把槐花洗净，和在高粱面（白面更好）里，加微量水濡湿，再拌上盐、花椒面等调料，放锅里蒸十几分钟即可。吃得时候浇点醋，放点醋腌萝卜条，有条件的话还可以滴几滴香油，甚至放点肉汤（姥娘信佛茹素，做饭从来不沾荤腥），吃起来酸咸适口，槐香扑鼻，胜过一切人间美味。除了槐花，土豆、榆钱、嫩榆叶、苦菜甚至芹菜叶等各种能吃的绿菜叶、菜秧，均可以做成各种名目的“圪抓抓”，每一样都有其独特风味。当然，姥娘做的这些饭，都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寻常百姓饭，有钱人家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去吃这些东西。但童年常吃的这些饭，竟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乃至于时隔20多年，我在石市一家名为“知青部落”的大酒店里吃饭，见到那些似曾相识的“忆苦思甜”饭，不禁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在我的记忆中，姥娘似乎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计。但她在忙碌之余，给予我们这些孙辈孩子们的，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广博无私的爱。姥娘曾对我说起过一件事，是关于我的。这件事在她心里装了好长时间，久久不能释怀。那时我大概七、八岁，姥爷多年的旧病发作，咳喘不停，躺在炕上痛苦难当。姥娘为了让姥爷多吃一口饭，保证身体必须的营养，就给他单独做病号饭。说是病号饭，不过就是一小碗白面条而已，何况里面还掺杂了一些白玉茭面进去，不全是白面。姥娘做饭手艺高，切点土豆条、白菜丝熬汤，汤里下面条。面条又细又白，切得极为匀称齐整。一碗汤面条，虽然缺油少肉，但黄绿白相间，看上去极为诱人。姥娘每次做病号饭，都是连汤带面浅浅一小碗。姥爷吃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巴巴地看着。姥爷也不多吃，每次都会剩一点给我。我那时小，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躺在炕上的姥爷故意留给我的，只以为姥爷吃不动了，便毫不客气地接过碗，欢天喜地把碗里的汤和面吃个精光，连碗边都要舔舔干净。大概是我的吃相太难看了，以至于多少年以后，这个场景仍铭刻在姥娘的记忆里，让她感慨懊悔。姥爷那次病倒后不久就去世了，死时年仅64虚岁。那些日子姥娘做的汤面条，是姥爷生前所能享受到的最后一点清福，而我，却将这点清福至少剥夺了三分之一。后来姥娘谈起这些事，总是后悔自己当时手太紧，没舍得多和一点面，让姥爷和我饱饱得吃一次白面条。她甚至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表达出她的歉意。可我知道，姥娘哪里是吝啬的人，她一生虽无大富大贵，可从来没有吝惜过钱财，宁可苦了自己，也从不亏欠别人。在那个为吃口饱饭而不懈奋斗的年代里，这样的辛酸故事又是何等寻常啊！极左的政治路线和僵死的计划经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大痛苦！如今改革开放多年，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白面、大米早已不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百姓的家常便饭。抚今追昔，犹如做梦一般。我常常感到奇怪，象我这样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竟然经历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赶上共和国命运的大转折，幸耶，不幸？我一时说不清楚。不过，回想起小时候这一段时光，回想起姥娘、姥爷以及父辈们忙碌、窘困的身影，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慨：为政者不思富民，不能做到以民为本，不管他如何制造个人崇拜，如何被人吹捧，在其历史上终究留下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次装病的经历，也是和吃有关的。时间大概也是在七、八岁罢，总之，少不更事，心中所思所想，不外仍是那口腹之欲。那天早上，我突然赖在炕上不起来。我说：“姥娘，头晕。”姥娘一听就着了急，放下手中的活计，就过来用手摸我的额头，看我是不是发烧。许久许久，姥娘神色凝重，问我：“还有哪儿不舒服？”“我......我哪儿都不舒服”，我心虚地答道。姥娘移开手，突然间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剑，想吃点什么？”“面条荷包蛋”，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烫。姥娘没做声，点了点头。“你再睡会儿，做好了姥娘叫你。”“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别的原因，我真的有点晕眩的感觉。平生第一次说谎，生怕姥娘再追问下去，或者请医生，那保准要露陷。在幸福的眩晕里，怀着对鸡蛋面条的憧憬，我竟然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当我再次醒来时，姥娘的面条已经做好了。面条白丝丝地冒着热气，上面真真切切卧着两个荷包蛋。“剑，快吃哇，吃了面就好了。”“嗯”，我接过那碗面，三下两下就吃完了。那个香啊，至今想来，都能让我瞬间舌底生津。姥娘一直看着我吃，神态蔼然，眼光里充满怜爱。我狼吞虎咽的吃相一定让姥娘感到骇异，或者是触动了姥娘心中的某处地方，我清晰地记着姥娘眼中莹光闪动，转瞬即逝。事隔多年，我又和姥娘谈起这件事。我说：“姥娘，你知道吗？我那次是装病，假的。”姥娘笑了起来，淡淡地说：“姥娘知道你想吃白面了。”呵，姥娘原来早识破了我的把戏，她洞悉我的心思。她宁肯出去借点白面，也要尽量满足我那当时来说非常奢侈的想望。我现在终于明白，那碗香喷喷的鸡蛋面，为何至今仍在我的记忆中鲜活地存在着，不时勾起我对姥娘深深的思念。那种香，不仅仅是两只鸡蛋和一点白面带来的口腹之欲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艰难度日的姥娘所给予我的最浓郁的亲情。它勾魂荡魄，让我终生不能忘怀。
    姥娘除了用尽全力满足我的口腹之欲外，她还是我的精神导师。这事说来奇怪，姥娘一字不识，没念过一天书，可她懂好多道理。这些道理不是成套的理论，也不能形诸文字，传之后人，只是散见于她平素的言行中，融入她的血液里，浸入到她的人性深处，无形无质，浑然天成。然而，惟其如此，才会有更为感人的力量和更为强劲的道德穿透力。
    姥娘信佛茹素。正如千千万万农村老太太一样，姥娘非常迷恋祭神拜佛这一套。一年到头，除了操持家务，看护孙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摆供上香”。每月的初一、十五，是雷打不动的上香日。除此而外，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名堂：比如大年初一摆“平安供”，正月初八祀奉北斗七星，四月初六祭拜麻线娘娘，给各种名目的神仙过生日（不知她从哪里得知），每天早晨日出之前要面向东方迎接太阳神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举行一些简单的程序和仪式，姥娘神情庄重，做的一丝不苟。姥娘家里祭祀供奉的各路神仙名目繁多，至少有十几种，玉皇大帝、如来佛、观音菩萨、弥勒佛、天地、土地、财神、灶君、大仙、二仙、老爷（关公）、眼光神、太阳神等，佛道兼收，有神即拜。更有甚者，二表哥游览五台山，知道她爱佛信佛，就给她带回一本五台山各寺庙佛像的挂历。姥娘恭恭敬敬地把这本挂历挂在高处，供奉起来。每到初一、十五，香烟缭绕，这本挂历也和其他佛像一起，享受着姥娘至为虔诚的祭拜和祀奉。
    我常常以为，姥娘这些祭神拜佛的活动，固然有其荒唐可笑之处，却并不该因为被人们斥之为封建迷信而受到谴责。因为她是诚心向善，并没有其他非分的目的。更何况，姥娘的迷信并不是一“迷”到底，她知道好歹，也能区别善恶。村里有不少巫婆神汉，装神弄鬼，给人看病，图人钱财。对这些人，姥娘表现的出奇理智，从来都是敬而远之。
    姥娘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佛向善。她的“信”和她天性中的“善”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相互强化。举头三尺有神明，姥娘对这种说法是深信不疑的。可以说，诸多名目的神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姥娘自我道德修为中最重要的监督者。她一辈子信神拜佛，一辈子努力向善。早年她是村里有名的孝顺媳妇，孝敬公婆尽心尽力，在村里有口皆碑。她待人宽厚，律己严格，宁肯自己受苦，也要为别人提供方便。她在村里人缘极好，和谁都没有口舌，和谁都合得来，天性憨厚，少有心机，不怕吃亏。
    姥娘这种宽厚向善的天性给我很大影响。直至今日，每当我受了聪明人的算计，感到委屈甚或愤懑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姥娘。想到她的为人处世，我的心中就释然，亮堂堂的。佛家讲慈悲为怀，心怀众生，姥娘虽说不出这些道理，但她用自己的行动，用整个生命实践着这种伟大哲学。姥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有口不骂远乡人”。我小时候，村里来了乞丐（不是现在那种把乞讨当职业的乞丐），或者外乡来的小商小贩，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常常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捣乱。要么丢石子，要么朝人家身上吐唾沫。姥娘对我们的恶行深恶痛绝，惹急了还会给我们几巴掌。每到这个时候，姥娘就会在我们耳边重复这句话，告诫我们不要欺负这些奔波他乡的可怜人。说得多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便慢慢起了变化，不再搞那些恶作剧，而且常常奉姥娘之命给他们送碗热水或者吃食。
    姥娘的第二大特点就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姥娘一生，可谓艰苦备尝。自小生在穷人家庭，没有念书的机会，却被旧思想浓厚的母亲强迫裹了脚。14岁嫁给邻村的姥爷。姥爷与她同岁，家里独子，当时家境还算宽裕。姥爷很小就到晋北大同、左云等地商号学徒，姥娘在家承担起侍奉公婆、养育子女的重任。后来因为战乱，姥爷返乡务农，因为从小没受过重苦，体单力薄，劳动起来异常吃力，夫妻俩勉力奋斗，支撑着大小7口人，家境遂渐趋衰落。姥娘先后养育过6个子女，最小的一儿一女刚生下来就送了人。其余4个孩子，都在学校念书。我的大舅二舅相差两岁，都是念书的好材料，在学校享受着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即便如此，每月的伙食费和其它杂费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有好几次，因为费用一时交不上，大舅二舅面临辍学的危险。学校老师走十几里路到姥娘家做家访，做姥娘和姥爷的工作。姥爷和姥娘不是不通情理的人，知道老师的好意，知道念书对孩子们的重要性，硬是咬着牙东挪西借，凑钱送孩子上学。后来大舅二舅念书有了出息，参加了工作，成了吃“皇粮”的人，但姥娘似乎始终对他们心怀歉疚，彷佛这一切都是她的罪过，每每跟我念叨起这些，总是忍不住泪花点点。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加上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劳动固然轰轰烈烈，却隐藏着惊人的低效。人们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劳动，却多是出工不出力。我们老家有句话：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因为土地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老百姓连温饱也没办法解决，更不用说有额外的开支或享受了。当时村里许多人家，象我大舅二舅这样上了中学，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家里早就不让念书了。既省了学费，又给家里平添了两名壮劳力，一举多得。可姥爷姥娘没这么做，宁可自己多受点累，也不能亏欠孩子们。姥爷为了多挣工分，以多病之躯加入壮劳力队伍，十冬腊月到村东头水地里挖排水沟。寒风凛冽，刺骨冰凉的水浸泡着姥爷的腿和脚，给姥爷落下严重的哮喘病根。而姥娘除了操持家务，还要下地劳动挣工分。如果社里还有额外挣工分的机会，姥娘一定不会放过。生产队当时养猪，拔猪草就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一大口袋猪草可以折合多少工分，队里有明确规定，而且多劳多得。这个工作都是利用早中晚休息时间来做的，正常上工时间是不允许做这个的，虽然劳动强度不大，却耗时耗力，蹲在地上时间久了，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也很难受。当时的农村妇女，除了下地挣工分，还要做饭、洗衣、操持家务。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很少再有多余的精力去拔猪草，而姥娘却是队里拔猪草最积极的一位。清晨四五点钟，天刚朦朦亮，姥娘就背着口袋出去了。早晨的空气湿漉漉地带着寒气，伴着微露的晨曦，姥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劳作的手不能不快，她还惦记着一家大小的早饭呢。转眼2个小时过去了，早晨6点多，当别人家的主妇开始起床，收拾柴禾准备做饭时，姥娘已经扛着一大口袋猪草汗涔涔地回家了。中午收工，别人都回家吃饭休息，姥娘却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口袋和干粮一头扎进草木茂盛的沟渠里去拔猪草了。夏日的午后酷热难耐，姥娘把装满猪草的口袋扛到树荫下，头枕着口袋躺在村外阒无人迹的旷地休息一下，等候着午后上工的人们。长期的超负荷的劳动并没有压垮姥娘的决心和意志，对于人生，姥娘一辈子都是这样要强，不怨天，不尤人，只是一味埋头苦干。她是中国千百万善良、勤劳、俭朴的农村妇女的普通一员。直至如今，姥娘已然88岁高龄，仍坚持独自生活，力所能及的事情，从不去仰赖别人。她终究是生活的强者，虽然她并无显赫的业绩。
    姥娘的第三大特点就是随缘认命，对人生取达观态度。姥娘信命，命有一尺，莫求一丈。她一生所阅人事可谓多矣，其中不乏错综变幻，难求因果的经历，姥娘一概用“命”来解释。命是什么？命就是天意，人力无法企及。这样的认识并没有抵消姥娘要强、进取的人生态度，相反，却给了她人生哲学以转圜的余地。她能安命自适，不钻牛角尖，不汲汲于个人得失名利，这便是达观。以姥娘的文化程度，她不可能解释“命”，也不懂得什么人生哲学。然而，正如世上诸多事情并一定只有读书多的人才能看明白一样，姥娘的达观哲学在实践中运用得如此纯熟自如，与她的身心、言行高度相融，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姥娘14岁就嫁给姥爷。因为年纪尚小，姥爷又在外学徒，姥娘就和她的婆婆同处一室生活了许多年。尽管她的婆婆（我的姥奶）知书识礼，从不欺压媳妇，但千百年来婆媳关系真要处好却是极为不易。姥爷是个孝子，每次回家，不管挣多少钱，总是一五一十交给母亲来保管，从没有交给过姥娘。姥娘虽然心里未免惆怅，但能想得开。她安慰自己：“人家是老人，又管着家，钱拿到手也不会乱花，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就这样，姥娘从来没有和她的婆婆争过什么，自始至终维持着良好的婆媳关系。她们40余年同在一个屋檐下，从没红过一次脸，从没拌过一句嘴，都是你敬我让，形同母女。村里人都说姥娘性子好，而我却认为，这是因为姥奶的涵养和姥娘的达观。有一件事情姥娘至今提起来都津津乐道，这就是所谓20块大洋的故事。姥娘是苦出身，从小家穷。出嫁以后，家里的财政大权又掌握在婆婆手里，自己想花点钱，总是不由手。1949年前后，姥娘的母亲（按老家的叫法，我管姥娘的母亲叫姥姥）病重，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就把自己手里存着得一点“洋烟土”交给守在病床前侍候她的姥娘。当时，洋烟土是硬通货，姥娘拿它换了20块现大洋，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点私房钱。谁曾想，不久之后，她的公公（我叫姥姥爷）也一病不起。姥姥爷当时还有抽大烟的嗜好，病重时家道中落，一贫如洗，根本无钱买大烟供他享用。年关已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一片喜庆的气氛。姥姥爷却因病痛和烟瘾而痛苦难当，发出很大的呻吟声。隔壁的姥娘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跟婆婆建议给姥姥爷买一点烟土救救急。哪怕就买一块钱的烟土，也能让他过个消停年。姥奶无奈苦笑，哪里有钱给他买大烟抽。给他买了烟，全家怎么过年呀。姥娘说，我有钱，拿几块钱给他买点烟吧。人家（指姥姥爷）一辈子不容易，闹下这么多房产。难受成这样了，也舍不得典房卖地买烟抽。如果人家一定要卖房买烟，谁能拦住。姥奶感动了，不仅仅因为姥娘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更因为姥娘能说出这样通情达理的话。旧历年一过，正月初六，我的姥姥爷就去世了。他至死也不知道，临死前给他买烟土，帮他减轻病痛的钱竟是儿媳妇的私房钱。姥姥爷过世后，丧事在即，姥娘索性把剩下的钱全拿出来，给姥姥爷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姥姥爷年轻时买房置地，家境在他手里曾极一时之盛，后来家道中落，一半由于战乱，一半由于土改。孰料到最后，竟是儿媳妇的私房钱给他做了总结。
    姥娘一辈子缺钱，但姥娘一辈子都没把钱看得有多重。她常常自嘲说，她命里无钱，钱在她手里存不住。其实，这哪是命里无钱，是她的善良和豁达，使她一有了钱，就总是毫不犹豫地拿出来，花到她觉得应该花到的地方。对钱的这种豁达的态度，使她没有成为守财奴。就是在她晚年，儿孙们都挣上钱了，时不时给她一些。手头有点钱，她就总是想着她的这些孩子们谁过得差点，谁遇到困难了，三百五百地，甚至一百二百地拿出来接济他们。她觉得，这样活着值。她一生俭朴，又茹素信佛，荤腥不沾，对物质的要求少之又少，但她心安理得，总是以一种感激的心态对待生活，总是用一种博大的胸怀和爱来对待芸芸众生。穷，并快乐着，这就是我的姥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