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蝉

   

 我想过，不过多讲述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而是与你们一同见证：他们的作品，使他们复活。然而面对她——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面对她“诗人中遭遇最悲惨的”、“让真正的诗人永远感受恐惧”（阿里阿德那·艾伏隆语）的命运，我们怎能否认，她的诗作不过是她的遭遇得以隐藏和栖息的外壳？更何况她自己也曾借鉴并信赖哥德的座右铭：“要了解一位诗人，必须先去了解他的国家，他的世界”？
    她的国家，她的世界，她的时代……若这些可以颜色论，我想，她该生于白、长于白——其父茨维塔耶夫教授是一位语文学家，她的母亲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茨维塔耶娃可谓“直接降临到了音乐中”，辗转于琴音、雕塑、绘画、戏剧等等贵族和古典文化之间。其不幸在于半途遇见了红——血溅原野的红、万马齐喑的红。若仅此白、红二色，茨维塔耶娃，不过如20世纪里无辜枉死的数亿草芥之一，幸好，她更新了自己的血管，使之流淌着“普希金的黑色的血液”。黑——“黑色的思想，黑色的命运，黑色的生命……”
    白、红、黑可谓茨维塔耶娃的人生三原色。白、红二色调配出茨维塔耶娃相同于绝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夫妻别离、幼女夭折、常年流亡、接受救济度日，更有女儿被捕、丈夫被枪决、终于无路可走，最终……自杀。然而因着有黑，便有阴霾浊浪过后，裸露出她——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布罗茨基语）特异的光芒。

白色篇章：“一个家庭内两个主题：音乐和博物馆”

天鹅在哪里？天鹅已飞走。
——茨维塔耶娃

1926年春，在回答帕斯捷尔纳克寄去的苏联艺术科学院的调查表时，茨维塔耶娃写道：

    主要影响——母亲（音乐，大自然，诗歌，德国，对犹太教的热情。一人对抗全体。英雄）。父亲的影响较为隐蔽，但影响力并不稍逊（对劳动的热情，不骛名利，朴实，冷静）。父母综合的影响是——刻苦。一个家庭内两个主题：音乐和博物馆。（《茨维塔耶娃传》）

    是巧合吗？茨维塔耶娃满周岁之前从口中“毫无意识然而却十分清晰地”吐出的第一个词是：音阶。作为钢琴家的母亲认为这是宿命使然：“瞧，我的孩子们都将成为‘自由艺术家’，就像我当年梦寐以求的那样……”
    为成为“自由艺术家”，童年茨维塔耶娃的手就这样不停地在钢琴键上自由运动，“在身体处于前倾后仰的交替交换中，……描绘出一只正在饮水的天鹅”。

茨维塔耶娃与妹妹阿霞

天鹅……这或许是在她的生命意识里，第一次出现这个意象。在音乐里。
    不过，一个诗人，二十余年趴在狭小的厨房里写作而没有丧失才华——这种奇迹，不能靠上帝赐予的过人天赋，只能靠足够的勤奋和忍耐。
    钢琴是神圣的，母亲不允许任何东西放置其上。父亲常常把报纸堆放在钢琴上，“而母亲则一句话也不说，带着一股受难者特有的傲慢的倔强，把报纸从琴架上拿走并扔掉。”经常目睹母亲扔报纸这个“夸张而带有学究气的动作”，让茨维塔耶娃从心里也滋长出无法磨灭的自认为是公理的信念：“报纸是不干净的，我对它们只有仇恨，我对报纸的行业充满了报复心理。”（《茨维塔耶娃文集•回忆录）
    她后来专门写了一首讽刺诗《报纸的读者》：

        谁是读者？老人？竞技演员？
        士兵？没有线条，没有脸，
        没有年龄。骨头架子——既然
        没有脸：一张报纸！
        报纸笼罩了整个巴黎
        从头顶一直到肚脐。
        …………
        等待这些老爷的是什么？
        是黎明还是日落？
        吞咽着空虚
        报纸的读者！

因为“没有一栏——不是造谣，/没有一段——不是污蔑……”而讽刺报纸，不是茨维塔耶娃作此诗的目的所在。那深烙于心的成见，以及她后来所见种种，“报纸”已不仅仅是脏东西的代表，而是诗人终生所反抗的“日常生活”的代表。
    1938年的一天，诗人偶然看到侨民讽刺作家顿·阿米纳多写的讽刺诗，她忍不住给这位作家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大艺术家”。她认为出类拔萃的天才非常少见。诗人要想挺直腰板依照他的天性歌唱，就必须“热爱生活中高尚而且有价值的东西，同时要对卑微下贱的事物给予蔑视”。当这种爱与恨达不到十分强烈的程度时，就会出现“平庸习气”。茨维塔耶娃告诉阿米纳多：“在您和诗人之间——隔着日常生活。您陷入了日常生活的泥潭，难以自拔《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生活与创作）
    相反，她劝告帕斯捷尔纳克“写一部大著作”：“这将是您的……第一生命，唯一的生命。您将不需要谁和什么。您将不理会任何人。您将极为自由。”（《茨维塔耶娃传》）
    超越了生命的概念，超越了现实的世界，诗歌是一位“高尚而且有价值的”贵族。只是，在糟糕的世道里，诗人的生活常常贫贱悲苦如流浪无依的犹太人：“生活——这个地方不能过下去：/犹太人的街区。/……在世界的所有基督徒中/诗人都是——犹太人！”
    贵族与犹太人……就像她在1935年给伊瓦斯克的信中所作的自我总结：“凌驾于一切之上又受制于一切之下，这种相互对立的情感——纯属切身感受，当这种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四周的空间，向人发起攻击。这就是我艰难跋涉和彻底的孤独：在我面前一切都退让躲避。”（《生活与创作》）
    “凌驾于一切之上又受制于一切之下”，这种“生存意识与日常生活”的矛盾，自她儿时目睹母亲扔报纸时开始，贯穿了她整个一生。钢琴声和普希金诗歌浸润出的“白天鹅”，在1917年之后，便不得不一再往下沉、往下低，直低到“一切之下”……
    1917年，莫斯科陷入可怕的动荡。诗人的白色世界开始四分五裂。
    她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在准尉学校临近毕业，时刻盼望着上前线，却被派到驻莫斯科第五十六步兵预备团训练士兵。9月15日他写信给诗人沃洛申，“天啊，多么想离开莫斯科呀！……饥饿的乞丐尾随着你乞讨，无耻的嘴脸，打架，闹事，肮脏，成群的士兵挤在电车里，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现在我为俄罗斯极其痛苦，极其屈辱，……只有现在我才体会到，俄罗斯在我心中占有多么牢固的位置……”（《生活与创作》）
    这种俄罗斯情结贯穿了艾伏隆的一生。只是中道转换了方向。

 
 

1917年的茨维塔耶娃
 

阿莉娅

  
 

    “我不想谈自己，不，总还得说一句——用舍尼埃（法国诗人，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雅各宾党人押送断头台，笔者注）的话，他最后一句话说：在这儿总得有一些东西（指着前额）——我不能昧着良心把自己和任何一个在莫斯科同样找不到住处的集体农庄庄员——或奥德萨人混为一谈。”贫贱的生活不能消除诗人心头的高傲。8月31日她给女诗人维拉·梅尔库里耶娃愤怒地写道：“我不能从自身除去感情——权利。……我们给莫斯科送了那么多东西。而它却把我们撵走了，驱逐出去。”
    她也尝试将诗集手稿送给捷林斯基和季莫菲耶夫进行评审。捷林斯基评审的意见是：这些作品来自“那个世界”，“与苏联人生活的世界有某种截然相反甚至敌对的情绪”。结论：“茨维塔耶娃不具备向人民抒发情感的权利。”
    她只得靠翻译换取微薄的报酬。况且，能发表的不到十分之一。
    1941年2月的几行诗传达了诗人的疲惫和绝望：

        是时候取走琥珀。
        是时候取走词典。
        是时候熄灭提灯
        在大门之上……

     “6月22日——”茨维塔耶娃在笔记本中写道，“战争爆发。”
    她想带儿子离开轰炸不断的莫斯科，疏散到后方，却遭到坚决反对：穆尔渴望行动。在房顶上参与扑灭烈火，让他觉得自己就是英雄。直到8月8日母子俩登船前儿子还在与她争吵。
    沿河航行前后用了十天时间。轮船在奇斯托波尔暂时停泊。莫斯科作家协会的一些人在这里下船。其他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