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数目对、颜色对与方位对
个人日记
数目对、颜色对与方位对。
在构成对偶的词类中，有三种比较特殊的词类，它们是数目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这三种词各成一类。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同类相对，即数词对数词，颜色词对颜色词，方位词对方位词。其中数目词包括一、二、三、四···百、千、万、两、孤、独、数、几、半、再、群、诸、众等。颜色词包括红、黄、白、翠、苍、碧、朱、丹、绯、赭zhě（红色）、金(黄)、玉(白)、银(白)、粉(白)、皓、素、彩、玄、黔qiá（黑色）、缁zī（黑色）等。方位词包括东、南、西、北、中、外、里、边、前、后、左、右、上、下等。
这三类词的数量都不多，但在对仗中出现的频率却比较高。据粗略统计，在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里，131首五律和七律中，带有数词的对仗42 首，占百分之32%；带有颜色词的对仗23首，占百分之17.5%；带有方向词的对仗27首，占百分之21%。在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里，359首 五、七律中，上述三种对仗，分别占27.5%、8.9%和14.5%。有人把这三种对仗分别称之为数目词对、颜色词对和方位词对。
为什么含有这三类词的对仗出现的频率较高呢？
第一，这三类词可以和其他词（主要是名词和部分动词）结合在一起，构成词组来表示事物的存在的数量、颜色、空间和时间状态。具体事物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数量、颜色、空间和时间方式更具有普遍性。人们在描述具体事物的状态时，自然也会常常使用带有数量、颜色、方位等词组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就对仗角度说，这三类词虽然数量都不多，但每个词可组成的词组却十分广泛。
譬如数目词，在古汉语中，不仅可以和所有的可数名词组合，而且可以与量词一起同许多不可数名词组合。也能跟部分动词组成词组。尤其是每个词组的可对词组也十分广泛，因而在组织对仗时，选择的余地较大。以“雨中”这个表示处所的词为例。翻阅了部分唐诗，在四十八首使用“雨中”来组对的对仗中，发现和“雨中”对偶的词竟有三十四种，如“云外”“关外”“钟外”“楼上”“江上”“沙上”“窗下”“灯下”“山下”“霜后”“秋后”“烟里”“城里”“波际”“草际”“风前”“江南”等等。
有些虽用同一个词来对“雨中”，但所形成的意境各不相同。如以“灯下”相对的共三个：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张籍的“归使雨中发，寄书灯下封”。这种广泛性给诗人构思遣词带来方便，从而使这三类词被使用的频率也必然比较高。
第二，对仗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对和连。上下两句既相对又相连，两句中相应位置的词或词组既相对又相连。什么东西才能既相对又相连呢？那就要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完全相同，不行。完全不同也不行，作为对仗句组成部分的词和词组，相同点，即词类相同或词性相同。不同点，即词义有差别。数量词、颜色词、方位词，各属一类，每一类都有共同性，但每一类中的各个词的词义又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如：“一”与“万”，“红”与“黑”，“上”与“下”等等。因此它们彼此之间就具备了对仗的性质。由于它们绝大多数是和其它词构成词组，从而也把这种对仗性质带给了词组，使本来就有对偶性的相关词，对仗性进一步增强，使本来缺乏对偶性的某些词具有了对仗性。
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其中“鹂”与“鹭”同门类，“窗”与“门”同类，属工对。再与“黄”“白”“两个”“一行”等组成词组，就显得更加工整。“柳”与“天”，“雪”与“船”不同类，只同性，属宽对。但和“翠”“青”“千秋” “万里”等结成词组，就成了工对。所以，可以说，数量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能使工者更工，不工而工。甚至还可说能使不对而对。
杜甫的“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送远》）“哭”与“城”词性不同，本对不上，但加上“一”和“孤”，变成“一哭”和“孤城”， 字面成对，给“哭”与“城”以意义上的连接，“一 哭”是因为“孤城”。这样“亲朋尽一哭”与“鞍马去孤城”也就成为对仗。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顾”和“朝”词性也不同，但 “三顾”和“两朝”却有对偶性，这两句也就成了对仗。
第三，由于数量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表示的是事物的存在状态，当它们与标志某事物的词组成词或词组时，就会赋予该事物以某种特性。如“千山”、“万水”、 “一叶”、“白山”“黑水”、“红颜”、“白发”、“东奔西走”、“天南海北”、“上窜下跳”等等。诗人就会利用这种特性创造对偶词或对偶句之间的特定关系，或使其相互呼应，连成一气，或使其形成强烈的对比，或使其色彩鲜明，或使其意义普遍。试举数例。
“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千年”与“一日
为什么含有这三类词的对仗出现的频率较高呢？
第一，这三类词可以和其他词（主要是名词和部分动词）结合在一起，构成词组来表示事物的存在的数量、颜色、空间和时间状态。具体事物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数量、颜色、空间和时间方式更具有普遍性。人们在描述具体事物的状态时，自然也会常常使用带有数量、颜色、方位等词组来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就对仗角度说，这三类词虽然数量都不多，但每个词可组成的词组却十分广泛。
譬如数目词，在古汉语中，不仅可以和所有的可数名词组合，而且可以与量词一起同许多不可数名词组合。也能跟部分动词组成词组。尤其是每个词组的可对词组也十分广泛，因而在组织对仗时，选择的余地较大。以“雨中”这个表示处所的词为例。翻阅了部分唐诗，在四十八首使用“雨中”来组对的对仗中，发现和“雨中”对偶的词竟有三十四种，如“云外”“关外”“钟外”“楼上”“江上”“沙上”“窗下”“灯下”“山下”“霜后”“秋后”“烟里”“城里”“波际”“草际”“风前”“江南”等等。
有些虽用同一个词来对“雨中”，但所形成的意境各不相同。如以“灯下”相对的共三个：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张籍的“归使雨中发，寄书灯下封”。这种广泛性给诗人构思遣词带来方便，从而使这三类词被使用的频率也必然比较高。
第二，对仗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对和连。上下两句既相对又相连，两句中相应位置的词或词组既相对又相连。什么东西才能既相对又相连呢？那就要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完全相同，不行。完全不同也不行，作为对仗句组成部分的词和词组，相同点，即词类相同或词性相同。不同点，即词义有差别。数量词、颜色词、方位词，各属一类，每一类都有共同性，但每一类中的各个词的词义又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如：“一”与“万”，“红”与“黑”，“上”与“下”等等。因此它们彼此之间就具备了对仗的性质。由于它们绝大多数是和其它词构成词组，从而也把这种对仗性质带给了词组，使本来就有对偶性的相关词，对仗性进一步增强，使本来缺乏对偶性的某些词具有了对仗性。
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其中“鹂”与“鹭”同门类，“窗”与“门”同类，属工对。再与“黄”“白”“两个”“一行”等组成词组，就显得更加工整。“柳”与“天”，“雪”与“船”不同类，只同性，属宽对。但和“翠”“青”“千秋” “万里”等结成词组，就成了工对。所以，可以说，数量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能使工者更工，不工而工。甚至还可说能使不对而对。
杜甫的“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送远》）“哭”与“城”词性不同，本对不上，但加上“一”和“孤”，变成“一哭”和“孤城”， 字面成对，给“哭”与“城”以意义上的连接，“一 哭”是因为“孤城”。这样“亲朋尽一哭”与“鞍马去孤城”也就成为对仗。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顾”和“朝”词性也不同，但 “三顾”和“两朝”却有对偶性，这两句也就成了对仗。
第三，由于数量词、颜色词和方位词表示的是事物的存在状态，当它们与标志某事物的词组成词或词组时，就会赋予该事物以某种特性。如“千山”、“万水”、 “一叶”、“白山”“黑水”、“红颜”、“白发”、“东奔西走”、“天南海北”、“上窜下跳”等等。诗人就会利用这种特性创造对偶词或对偶句之间的特定关系，或使其相互呼应，连成一气，或使其形成强烈的对比，或使其色彩鲜明，或使其意义普遍。试举数例。
“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千年”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