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特里尔

       11月1日，《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做客首都图书馆，以“一个传记作家眼中的毛泽东：生平、个性及思想”为主题发表演讲。特里尔认为毛泽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使分裂一个世纪的中国得以统一，“我把他称为‘中国的马克思’、‘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他是这三个人物的统一体，三位一体的结合”。

        特里尔说，毛泽东是半个知识分子，一方面喜欢读书，另一方面又喜欢实践，是身体力行的人，世界上的很多领袖也是这种半文人气质，比如丘吉尔、戴高乐将军，他们爱读书，也写过一些历史，但知识的世界显然无法满足他们，必须回到实践中，做一些事情。

        特里尔称毛泽东是“半虎气、半猴气”的人，“‘半虎气’气质使他一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且会用尽一切办法来完成这一目的。而毛泽东身上“猴气”的部分使他一向质疑自己的目标是否完成了，是否得到很好的执行，毛泽东身上的“猴气”部分也许来源于他非常喜欢看《西游记》。”

         特里尔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毛泽东之前，孙中山是很有地位的领导人，但孙中山的影响力似乎不如毛泽东。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虽然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元素，特里尔说“毛泽东是以一种隐形的、不直接的方式出现了，因为他是‘中国之父’，他的革命成果现在开花结果了，人人都应该在这种时刻为毛泽东自豪。中国人应该自豪，因为现在所有一切成就都是因为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当时推动中国发展，而没有走上像清朝一样的覆灭道路”。

        特里尔还回忆了老师基辛格对毛泽东的印象，“基辛格觉得毛泽东特有意思，他十分喜欢毛泽东身上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完全无法预料到会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什么。”

        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l），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1970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基辛格和费正清等。已出版数十部著作，其中大部分有关中国，中文作品有《毛泽东传》、《我与中国》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结合体

        大家好！我196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谈一谈毛泽东这么重要的一位中国领导人。

近些年来关于毛泽东，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虽然观点不同，但有一些事实是不争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是意志坚强的人。在革命时代和他一起奋斗的同志，比如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很少见的、很有才华的人，但是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有如此坚强的意志。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想法都是他自己的原创，发展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一点与斯大林的主张完全不同，很重要的是他建立了由反帝国主义作为框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修改，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想知道梨的味道，就必须亲口尝一尝。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想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就可以亲身参加革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践出真知”。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

        毛泽东在中国经历一个世纪的分裂后，领导了中国的统一，这就是毛泽东的特殊之处，我把他称为“中国的马克思”、“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他是这三个人物的统一体，三位一体的结合。

        在欧洲，马克思首先创立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却是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罗斯，是列宁领导俄罗斯人民进行革命，在中国，却是毛泽东和朱德来担负这一使命；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又接起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作为“中国的斯大林”，进行中国社会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亚洲格局，同样打破亚洲持续已久的殖民地格局。之后发生朝鲜战争，对中国来说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的一方面是中国在战争中壮大了军队力量，坏的一方面是从这次战争开始，形成世界对于中国的两道阻断，一道是来自苏联的封锁，另外一道是来自美国的封锁。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冷战”的结果。

         最后一点，也是大家都同意的，毛泽东对于世界的伟大影响就在于他和赫鲁晓夫的分歧，分歧使他们的意见不和，使苏联对中国的封锁被破坏，也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产生很大的影响。1972年毛泽东迎接尼克松访华，切断苏联封锁，改变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这些年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很不稳定，很多看法在不断变化。

        第一个观点，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就是三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而他们又十分先进，当时美国人们的观点就是任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都是民主阵营同盟中的一员。美国人斯诺有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给西方人提供了很具体的描述，把毛泽东塑造成西方人的盟友。

        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令美国人十分失望，因为他们觉得蒋介石很腐败，而且在抗日问题上疲软。所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期，如果用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的一些记者觉得毛泽东会是一个更好的领导者。

        但是，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震撼，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会向苏联倾斜。美国人很震惊是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毛泽东是民主共和阵营的人，最后会站在美国一边，应该和美国一起手拉手走下去，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在五十年代，西方人将毛泽东看成斯大林的小弟弟，六十年代的时候情况更加糟糕了，美国派军队去越南，也到了中越的边境，一支参加越南战争的军队从北京一路南下，跨过中越的边境，构成一条红色的革命线，从北京经过河内以至到达马来西亚，横穿全亚洲，改变了亚洲的革命格局。

        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些年轻人对毛泽东有很温和的看法，他们喜欢毛泽东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革命决心和一些观点，与美国年轻人反越南战争的观点不谋而合。美国当时的年轻人完全错估了形势，错误地以为红卫兵所做的“反四旧”斗争和他们在国内反对美国总统向越南派军的行为是一样的，实际上完全不一样。

        七十年代末，美国对毛泽东以及对中国的观点发生巨大改变。新上台的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当时也是我的老师）的观点完全不同。尼克松当时十分关心和着急的是苏联大势力崛起，对他而言，苏联比越南战争的威胁更甚。尼克松本人对中国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而且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关心，对红卫兵的表现也是一无所知。他们考虑的相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世界力量格局的平衡，当时苏联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苏联对美国也是威胁，在这一点达成共识。

                                                          西方学者眼中的毛泽东

        接下来我介绍下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认识。五十年代，他们支持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的努力，认为毛泽东有很大的目标，但有一些代价的确是太大了。他们的底线是社会必须要发展，虽然也有一些牺牲，在西方知识分子眼中，毛泽东的形象比斯大林要好很多。

        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敬，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所以印象会好一些。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十分悠久，中国人民也有一些很难得的智慧，毛泽东处理难题应该会比斯大林好很多。

        当时我从澳大利亚到哈佛大学上学，我的导师研究最多、思考最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观点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肩并肩的，会一起发展。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西方知识分子给他的定论一般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五十年代之后错误很多，他变了。

        这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十分相近，邓小平在1981年开始领导非常有名的经济改革。西方知识分子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分为两派：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五十年代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高峰时毛泽东所犯的巨大失误；另一派学者则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高潮，是毛泽东基本思想和行动路线的完整诠释。

“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的国际形象有所降低，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英雄领袖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仅仅是毛泽东的时代过去了，同时列宁、斯大林、丘吉尔等英雄领袖的时代也已经过去。这个时代有很多有着坚强意志的知名领导人，他们脚踏实地为自己建设社会的梦想作出一些非常有名的事情。

          从九十年代开始，毛泽东生平的一些材料公开向民众展阅，使我们能够知道毛泽东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一些故事，也让我们知道他和一些女性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从专业观点上来讲，如果需要关注一位领袖的私人生活，那么这一关注点也必须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中的年轻人十分亲近，这种亲近也许可以解释为他对于以前一起参加革命的同事，也就是一些老人的失望。在与彭德怀等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年轻人的作用。当然，他的这些考虑没有办法帮助他解决当时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

         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得到很多关于“大跃进”的一手资料，当时情况似乎十分不好。哈佛学者估计中国因为“大跃进”以及后来的饥荒引起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两百万，但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比这一数字还要多。

         随着新材料的出现，西方学者对毛泽东也有了一些新的观点。有人称1949年是毛泽东整个事业的转折点，因为之前他是在破坏旧社会，这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不同。我的一位哈佛大学同行曾经这样说：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制约着他的革命理想主义，而1949年之后他的革命理想主义开始控制他的政治现实主义。用政治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很大意义上也可以解释毛泽东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左右摇摆，一会儿觉得邓小平非常好，一会儿又倾向于江青。

         外国学者中关于毛泽东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歧，左派认为毛泽东的社会工程理想如果执行得当是可以实现的，还有与此相反的右派观点，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完全可以表明，中国如果跟着苏联走实行计划经济也会失败。

         最新的一些研究也揭露出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为毛泽东塑造了新的形象，毛泽东专注于农村革命路线，与斯大林的革命路线完全不同。虽然毛泽东和苏联路线不同，但他与苏联的关系却密不可分，毛泽东从莫斯科得到很大的经济援助来发展社会。毛泽东给西方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十分有政治技巧的人，一方面从苏联那里接受经济援助，同时又灵活周转于苏联的指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没有完全遵照苏联的指示。

          除了西方学者，2005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极力抨击毛泽东，称毛泽东不可能为中国做好事，书中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坏的形象。这和斯诺书中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斯诺在写书之前就是一个“亲毛”的姿态，而在台湾出书的这位女士却是“反毛”姿态，她是一位中国人，现在住在伦敦。她在这本书中充分借用儒家的观点，觉得一位领导者要想做仁君，首先应该是道德模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