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很多人不值得同情

“文革中被打倒”是个很光荣的词，见诸于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和媒体文章，也是老干部悼词中常用词汇之一。社会也对这些曾经在枪林弹雨下舍身闹革命的功臣良将，在文革中受到的待遇给予了同情。他们的浮沉被当作全面否定文革的重要理由，抹黑文革的文章很多出自这些人或者后代之手。

打倒这个词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充斥着媒体和口号中。

打倒一词，在特殊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含义。比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清政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是表达人们对厌恶或反对方的一种愿望。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地，而是暂时性的失势、受冲击，或者叫做离岗。对他们被打倒的抱屈是建立在他们正确的基础上。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无法无天的口号是文革造反派们的心理支持。

按照以前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接受它的洗礼。

文革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人物，又对无产阶级本身和封建文化进行革命。

官员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历来是社会变革首当其冲的群体，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革命必将对他们形成很大的冲击。

文革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落后的封建文化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较量的战场。在这场革命的斗争中，有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人成为斗争的败北者，有人靠边站被边缘化，有人受到冲击。他们的倒下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环境条件，几乎很少是无辜的。

一．文革前倒下的老干部

1954年高铙事件：高岗、铙淑石、郭峰。

1958年，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因教条主义被撤职。

1958年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邓华、洪学智。

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受牵连：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大批戴帽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和基层干部被打倒。

1965年罗瑞卿（军内权力之争）、陆定一（66年２月匿名信事件）、杨尚昆（６５年窃听事件）。

1966年５月前中央文化领域革命及二月提纲事件：彭真、肖向荣、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函、齐燕铭、田汉、郑天翔、蒋南翔、刘仁、林峰、范若愚、万晓塘、张淮三、林铁、卫恒等一大批政界及文化界人士倒下。

如果要算账的话，这些人不能算在文化大革命身上，应当算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线中央领导人以及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头上。

二．文革期间曾经倒下的老干部

1966年7月内蒙古事件：乌兰夫（基本没倒，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始作蛹者是刘少奇。

1966年８月前刘少奇工作组：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首的一大批大学校长及学生被打成右派。这是刘少奇文革主要错误之一。

1966年8月刘少奇事件：刘少奇（1969年去世）、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文革初期最积极的两个人在运动的大潮中被打倒。

1967年1月陶铸事件：陶铸（1969年去世）、王任重（1975年恢复工作）。应属文革派内斗的产物。

1967年“二月兵变”：贺龙（1969年去世）、廖汉生（1972年任军科政委）、许光达（1969年去世）、黄新庭（1975年任装甲兵司令）、刘震（1973年沈阳军区副司令）、王尚荣（1974年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等。至今讲不清原因的文革事件之一。

1967年3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被打倒。此事属于历史存疑事件，能否定为叛徒难以说清，但在报上登栽《反共启事》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如果认可了他们签反共启事可以出狱的话，刘胡兰、方志敏这些把牢底坐穿和刘格平这些坚决不签反共启事出狱的所谓坚强共产党员就是错误的。

1968年１月清查“五、一六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批人一直没有平反。这是文革整人又被整的一批人。

1968年“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副总长一直保留）、余立金（1974年任空军第二政委）、傅祟碧（1974年北京军区副司令）。此事纠结着隐私和军队权力之争，是文革存疑事件之一。

1971年林彪事件：黄勇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雪峰、陈伯达、梁兴初、龙书金、程世清、南萍、袁升平、刘丰、黄志勇、温玉成、郑维山等。这批人是文革前期的积极者，最终倒台很可能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他们的倒下不是文革本身，而是受重大事件牵联。

三．老干部大部分是失宠或暂时性下野

１、1969年８月战备疏散显示，靠边站的老干部仍在保护中。

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保护老干部，合理配置中央领导机构以做应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毛泽东离京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刘少奇和徐向前到开封，陶铸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陈毅去郑州，邓小平去南昌。

周恩来、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留在北京。

后来这些被疏散的人员除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徐海东因病死于疏散地外，其它均在73年前回到北京。

２、从1969年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中可以看出，受文革冲击的基本是刘少奇的“白区党”一派。

　　中共九大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其中军队开国将帅中央委员80人，候补中央委员40人，共计120人。

   从八大进入九大的中央委员：23人，包括八、九大连续2任委员：21人。

元帅：林彪、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大将：粟裕、肖劲光、王树声、张云逸、徐海东

上将8人：王震、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杨得志、韦国清、韩先楚。

中将1人：张达志。

   九大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王宏坤、王新亭、陈士渠、李天佑、彭绍辉。

中将33人：王秉璋、王辉球、孔石泉、邝任农、皮定钧、刘兴元、陈康、陈先瑞、李作鹏、吴法宪、吴瑞林、张才千、张天云、张池明、张国华、张翼翔、邱创成、邱会作、杜平、苏静、余秋里、周赤萍、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曹里怀、曾绍山、曾国华、曾思玉、温玉成、谭甫仁、滕海清。少将19人：丁盛、龙书金、刘丰、刘贤权、江拥辉、江燮元、李震、李水清、李德生、吴涛、汪东兴、邱国光、高维嵩、鲁瑞林、程世清、谢家祥、任思忠、王淮湘、南萍。

   八大中央委员在九大降格：2人：上将：邓华上将、王恩茂中将降为后补中央委员。

   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中将33人，少将19人。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整肃的主要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派”，军队干部受影响的主要是文革前的彭德怀事件和文革中的贺龙事件。而且受牵连的干部大部分在文革期间被重新起用。

３．1973年中共十大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

十大选出了１９５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名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  青、朱  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  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  生、董必武。

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４．1975年第四届人大大部分老干部已经全面复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朱德，副委员长为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邓小平升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位置，党、政、军三方面都超过了张春桥。

在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四届人大起用了一大批老干部执掌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　

包括国防部长叶剑英，计委主任余秋里，基建委主任谷牧，教育部长周荣鑫，铁道部长万里，财政部长张劲夫，石油部长康石恩。而文革积极分子只有于会泳和刘湘屏分得了无足轻重的文化部长和卫生部长。

四．中共派系因素造成一人倒下多人受牵连

中国新政权自建立以来，始终存在着留苏派与国内派、红区党与白区党之争，也存在着各个山头势力派别的争斗。这些不同的派别都有具体的代表人物，只要代表人物出事，势必牵联到其它人员。

比如国内派为代表的毛泽东与留苏派为代表的王明，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党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

山头主要指红军时期的各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的四大野战军及晋绥、华北野战军。

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即使在各个大山头又存在着内部划分，军政之间，两大主官之间，各部队形成过程中的系统等。

许多情况下干部的倒台不是个人因素，也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跟错了人或站错了队。

五．争权夺利失败者成为干部倒台的重要因素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在争夺文革的领导权中败北。

陶铸系是文革小组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贺龙系是在文革中军权斗争中失败。

簿一波等是文革期间挖出的叛徒集团。

“五、一六”分子和杨余傅事件所牵联的人是先整人后被整。

林彪系是文革主导力量争夺中的失败者。

六、干部在运动中受冲击是正常现象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来算一下，十年立案审查干部230万，平均每年23万，占1200万干部不足百分之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干部是被文革所冲击而暂时失势，并不是真正的被打倒。他们大部分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重新得到启用，而且成为文革的支持者或同盟军。

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是文革的支持者或推动者，是想借助文革获得更大的权力。一方面打倒别人，另一方面被别人打倒。他们是在如此反复地演绎着中国官场的博弈游戏。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说明什么？除了争权夺利以外，剩下的只能是反复无常的人格低下。

还有彭真、贺龙、陈毅、陶铸、肖华、杨成武、陈伯达等，他们的下场只是权力场的表演。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李先念、粟裕等这些中国政坛的不倒翁，总是选取文革中个别人的言语来表现自己文革时所受的冲击，却从来不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

许多人批评文革中无法无天，对干部不公平。换一种角度，在中国法治建立的今天，如果依法办事对干部进行审查，该判刑的何止百分之五十！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符合法律条文的犯罪。

毛泽东应当为中国所有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负总责。刘少奇邓小平应当为高铙事件、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教条主义、彭德怀集团、四清运动、文革以前的文化运动、文革中前期的红卫兵运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负重要责任。

为什么不给高铙平反？为什么不给所有的右派平反？为什么不为反教条主义的刘伯承和粟裕平反？为什么不给林彪集团平反？为什么不给四人帮平反？为什么只给早期红卫兵而不给后期红卫兵平反？这种选择性平反又说明了什么？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仅仅是政治的牺牲品或官场争斗的失败者。他们的所谓“党性原则”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掩护。这些老干部们重新上台后，马上展开了对文革的清算和对社会的掠夺。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根本不值得同情。

从人性而言，这些曾经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蒙难，那些在文革中受管制并影响子孙后代的“黑五类”，那些曾经的社会精英在文革中被迫与普通群众平起平坐，他们重新出山并恢复原有地位后否定文革和仇恨文革有情可愿，那些链接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富起来的特权阶层害怕文革也是正常心理。但是，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其功过评价要看是否有利于大多数民众，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今天权贵的表现看，这里面的许多老干部难道都是无辜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集中整肃，中国的官场会是何种模样真的不敢想象。如此广泛深入的革命受一点冲击又有何委屈可言？难道他们真的是干净的？他们在运动中不是既整人又被整？